如果有人驳我，说：《尚书》中《甘誓》和《洪范》既说到五行，是五行之说在夏、商的文籍里已有征了。《墨子》书中有五行无常胜及帝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的话，是五行之说在诸子书中又有征了。为什么你说从黄帝至商、周不发生影响呢？我说，《洪范》为伪书，刘先生文中已讲明了。《甘誓》这一篇，记与有扈战于甘的事，但这一件事，《墨子》以为禹，《书序》以为启，《吕氏春秋·先己篇》又以为是夏后相，可见这事在秦、汉间还是一种没有凝固的传说。至文中所云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与三正对举，简直是汉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论调。试问夏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无论伐有扈的是谁，总是夏王，那时尚没有商、周二正，他的誓师文中怎么已说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们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三代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伐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齐奉守了呢？所以这种不合理的话实在使人看了好笑，前代的经师无论怎么样替它圆谎总是圆不拢的。
《甘誓》始引于《墨子》，我们只能把它与《墨子》看成同时代的东西。《墨子》这部书是什么时候著作的呢？我以为不是在战国末，便是在西汉初。第一，它里边称子墨子曰，足见是墨子后学者所作而非墨子自作。第二，自《尚贤》、《尚同》至《非乐》、《非命》，皆为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俞樾以为是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后人合以成书，见《墨子间诂序》。这个假设很可信，故《墨子》一书自当在墨分为三之后。第三，书有篇题是很后的事，自《诗经》以至《论语》、《孟子》，皆摘篇首数字为题，直至《荀子》始立了题目做文章；《墨子》亦然，足见此书不能出于《荀子》以前。第四，墨家的衰息由于汉景、武时的诛杀游侠，今所传的《墨子》书是从《七略》著录的本子传下来的，是墨家绝了之后的一个本子；章学诚《言公篇》说古人书无私著，为某家之学者往往附衍其说于某家的书的后面，这是一个很精确的观察；今所传的《墨子》书出于汉代，其中有些汉代人所附衍的东西也无足怪。有此四个理由，故吾以为墨子中有几处说到五行，并不是在墨子生时已有此说，乃是因为《墨子》的书没有凝固，而战国之末五行说很风行，至汉更盛，那时的墨学者便把这时代思潮糁入《墨子》中去了。
综上所说，《甘誓》、《洪范》、《墨子》们在传说中的著作时代与实际的著作时代俱不相应。它们虽都说到五行，但都不足为五行说起源甚早之证。
此外，在《国语》和《左传》中，也屡见五行字样。如：
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语。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记子太叔语。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三十二年，记史墨语。
似乎是春秋时人也常用这一个名词。但《国语》和《左传》实出于战国时人的撰述，又加以汉人的窜乱，性质复杂，有待于我们的分析者正多，决不能径看作春秋时代的史料。我们只该存疑。然则，五行说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最可依据的材料还得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话的是非先不必讲，至少它已告给我们几件事情：（一）在荀子时已有五行之说了；（二）从荀子眼光看来，这五行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或传闻。杜造出来的，其说甚僻违，甚幽隐，甚闭约；（三）这班人造了五行说之后，骗人道，这是真正的孔子和子游的话；一般的俗儒就受而传之了。
所可怪的，他说五行说是子思所倡，孟轲所和。子思书虽不传，不知其果倡是说与否，但孟子的书具在，哪有一丝一毫的五行气息？荀子这样说，不是错怪了他吗？这个疑案，我以为可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记驺衍的事实来解决：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这一段文字也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驺衍因为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不经之说，使得他们听了惧而修德；（二）他的历史学说有两种：其一，从黄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从天地剖判以来到当世，用了五德转移之说，说明各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两种学说，如果我们代他定个名目：前者应名为宝塔式的历史观，后者应名为螺旋式的历史观。他的书有十余万言之多，实为战国时一大著作。
在这一段里，阴阳消息的字样出现了，五德转移的字样也出现了。驺衍是荀子以前人，他的学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他的学说是以阴阳五行作基础的，他的学说是滥，是怪迂，是闳大不经，有类于僻违、幽隐、闭约的，为什么《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
我很疑驺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其一。《〈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适之先生以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三六〇。此其二。《史记》以他与孟子、荀卿合传，此其三。西汉儒者如董仲舒、刘向等的学说与他极相像，此其四。
如果这个推论不错，我敢作一假设：《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驺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驺衍所造。战国时，邹与鲁接壤，邹与鲁又并包于齐。邹、鲁之间为儒学中心，故《庄子·天下篇》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先生多能明之的话。鲁学风被于齐，齐遂成为儒学大支，故西汉立学，《诗》有《鲁诗》，又有《齐诗》，《论语》有《鲁论语》，又有《齐论语》。我们研究战国文化，当把鲁、邹、齐三国看作一个集团。孟子是驺邹。人。驺衍以驺为氏，当也是驺人。《史记》上写他为齐人，或他由驺迁齐，或他以驺人久居于齐，故有此说，均未可知。《史记》言驺衍后孟子，或驺衍闻孟子之风而悦之，刺取其说以立自己的主张，观其言仁义、言六亲可知。不过那时的齐国人说话是很浪漫的，《孟子》上有齐东野语，《庄子》上有齐谐，《史记》上有燕、齐海上之方士。驺衍是齐彩色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这一个新学派。给人传讹，即以驺衍之说为孟子之说，因以驺衍的五行说为孟子的五行说。又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说。遂又以孟子的五行说为子思的五行说。于是荀子遂有子思倡之，孟轲和之的话。此等事情，在现在看来固然荀子太糊涂，或者可说荀子必不至这样糊涂；但在当时，则口说之力甚强而笔札之用颇弱，孟子与驺衍因地方的接近和思想的一部分类同，因而在传说中误合为一人，也是很可能的。

以上的话是本篇的引论，只希望把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驺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这两个意思略略说明。但驺衍的书既无传，五行说的材料又太少，我不敢确实断说五行说必是战国后期起的。我以为零碎的五行思想是久已有的，但或少于五数，如秦国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或多于五数，如《左传·文七年》，却缺引《夏书》，释之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并不曾有严整的五行系统。《非十二子》中既说案往旧造说，则一方面是按旧，一方面是造说可知。驺衍凭借了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说明历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五行思想的起源，我们虽不能知道，而五行学说的起源则我们不妨作此假设。
以下的文字，专讨论驺衍的五德转移说及其在政治上和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

前一阵子读了个文章，作者认为五行是历法，春天是木，夏天是火，夏秋之际是土，秋天是金，冬天是水，正好木生火，火生土…不过我觉得纯属YY

二、驺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驺衍的事实，除了《史记》之外竟很不易找到，《史记》记他的事又十分错乱。《孟子荀卿列传》道：
驺衍，后孟子。…………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髠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髠。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
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
又《魏世家》云：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驺衍、淳于髠、孟轲皆至梁。
又《燕召公世家》云：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驺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策一》语略同。
又《平原君虞卿列传》云：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驺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史记集解》于此条下引刘向《别录》云：
齐使驺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驺子。驺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设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
是驺衍曾与梁惠王、燕昭王、赵平原君发生过宾主的关系。适之先生驳之云：
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西历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于前三一九年，此据《纪年》；若据《史记》，则在前三三五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前二五七年。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若依《史记》则那时惠王已死了七十八年。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驺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三五六。

读了这一段话，可知驺衍与燕昭王尚可并世，而与梁惠王则必不能相及。所以致误之故，我以为也和《荀子》书中致误的原因一样：驺衍和孟轲两个人，因籍贯的相近和学说的一部分相同，给人弄糊涂了。驺衍的五行说可以算做孟轲的，孟轲见梁惠王的故事也就算做驺衍的了。
燕昭王立于公元前三一一年，信陵君破秦存赵在前二五七年，两事相距五十四年，似乎驺衍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不会这样长久。我们姑且假定他游燕的时候不是在昭王初立时吧。如此，他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当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
在这半世纪中，战国的时势有没有重要的变动？有的，是帝制运动。战国时的国君，老想升级。晋之三家，齐之田氏，本来是世卿，到公元前四〇三--三八六年，先后列为诸侯了。秦、宋本来是诸侯，齐、韩、魏、赵是刚由世卿升作诸侯的，因为他们的国势驾于一般诸侯之上，到公元前三三四--三一八年，先后称王了。在这些国家之中，有的国势日益发展，又驾于诸王之上了，又想升级了。人世上的位号，到了王已经登峰造极。现在再想升级，有什么更高的位号呢？有的，是上帝的帝。于是这特别强盛的国便要自称为帝以压抑诸王而有以下的事情发生：
（一）秦昭王十九年前二八八。十月，秦昭王自为西帝，而使魏冉至齐，致东帝于齐湣王。不久，苏代自燕入齐，劝湣王除帝号，使天下爱齐而憎秦。湣王从之，复为王。十二月，秦亦复为王。见《战国策·齐策四》及《史记·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六国表》。
（二）燕昭王二十六年，前二八六。齐湣王灭宋。苏代遗燕昭王书，劝昭王说秦，以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立为三帝以令诸侯：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昭王善其书，召苏代，与谋伐齐。二十八年，前二八四。竟破齐，湣王出走。《燕策一》及《六国表》。
（三）赵孝成王九年，前二五七。秦围赵邯郸。魏王使辛垣衍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视〕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必非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鲁仲连适游赵，劝止之。会魏公子无忌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见《赵策三》及《史记·鲁仲连列传》。
这三件事相距不过三十一年，都在秦昭王的世里。当昭王初年，齐国甚强，故昭王自欲为帝，犹必以东帝送给齐湣王。除齐之外，燕、赵亦均不弱，故苏代劝燕伐齐，即以北帝歆动燕王，而欲他以中帝送给赵，以西帝送给秦。到昭王晚年，秦为惟一的强国了，故昭王伐赵，求为帝；而魏王亦劝赵尊秦为帝。在那时，不必把帝分成东西中北了，寰宇之中只能有一个帝了。

在西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帝制运动是一件最大的事，因为帝制定了，就立刻开展一个新局面了。我很疑心五帝之说，《帝典》之文，都是在这个时代中应时而生的；此事说来话长，暂且按下。
驺衍的时代，正是帝制运动的时代。驺衍的居地，正是东帝齐。和拟议中的北帝燕。的国家。驺衍的思想，则是讲仁义礼乐的鲁文化和夸诞不经的齐文化的混合物。有了这三种环境，于是五德终始说就产生了！五德终始说没有别的作用，只在说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来，真命天子的根据是些什么。至驺衍创立此种学说的用意，或在警诫当时国君，以为如果没有真命天子的根据时切不可存着干求天位的非分妄想，也未可知。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命定论，自是儒家承受传统思想，重视天命的结果。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究竟两方面的话还是抽象的。惟有五德终始说，却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要是这一说在墨子的世里已存在，那么，《非命篇》中一定大驳而特驳了。现在没有，足见这是驺衍凭空想出来的。
他的学说，除了这最有名的五德终始说外，还有大九州说也曾发生过大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谓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
这是他大胆的对于世界的想像，他这想像比了我们现在实在知道的世界还要大。大概他生在齐国，那时海上交通必已发达，他听到一点海外状况，就举一反三，画出这样一幅伟大的地图来。《尔雅·释地》及《列子·汤问》都称中国为齐州，恐因那时海上交通的中心在齐，故海外民族就以齐州称全中国。这大九州的名号，《史记》只记了一个神州，但《淮南·地形训》全记下了：
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戎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列传》中载其所作《思玄赋》，中有句云越印州而愉敖，章怀注引《河图》云：
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戎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这两个名单虽文字间有出入，大体还是相同，神州都是其中的一州，可信为驺衍的遗说。所不可解者，正中的冀州，正东的扬州，都是《禹贡》中的小州，为什么也厕在这大九州里呢？古籍无存，只得存疑。自从他有了这种学说，使得中国人的胸襟为之扩大了许多，可以说是他的好影响。
他这个人，真是有绝大能力的。谈天、说地，已使人舌挢而不能下了。然而他还有许多特殊的本领。据书上的材料看来，似乎他对于医药和音乐都有成就。《汉书·刘向传》云：
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
这《重道延命方》如果不是一部假托的书，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兼长方技的人。《列子·汤问篇》说：
郑师文弃家从师襄游。…………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师襄乃抚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亡以加之。
师襄的话当然不真，因为他是孔子同时人，无论如何不能下见驺衍。但《列子》的作者或者有所依据。张湛注云：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这是同样地不知其出处的。如果真有这回事，他在音乐上又有奇迹了。

三、驺衍的五德终始说
《史记·驺衍传》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作《主运》。
这是记载五德转移说这里称做转移，《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则称做终始。的起点。在那条上，已说明五德转移说是驺衍创造的。他作的书有《主运》。这篇书已失传，幸《史记集解》引有如淳的注：
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读此，可知《主运》即是说明五德转移之说的。五德，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的所据之德。五行以次循环，以次用事，终而复始，得到五德的天子也跟着它循环，跟着它用事，终而复始。哪一行用事那时的人所穿的衣服也当跟着这一行的颜色而改变。
《史记·封禅书》又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按，上言燕有宋毋忌等为方仙道，故此与齐之驺衍合言之。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读了这一段，可知他的学说的结果是很坏的。他的目的原在警诫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但反使一般方士可以利用了他的学说以为阿谀苟合的资料。这是他想不到的。他论著五德终始之运，《集解》又引如淳曰：
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
又《〈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
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则他的五德说是以土、木、金、火、水相次转移的，其转移的次序是照着五行相胜的原理规定的。因为木克土，故木继土后；金克木，故金继木后。…………换言之，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这是他的中心思想。
战国时的人本来常在豫备新王的出世。墨家鼓吹尚贤和尚同，就是希望天下道德最好的人作地位最高的人。孟子汲汲劝时王行仁义，施王政，就是要时王实现孟子的理想去取得天下。现在驺衍有这个新学说发表，使得时君知道：如要做成天子，定要在五德中得到符应，才可确实表示其受有天命。这个学说的意义最简单，最能吸收智识薄弱的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势力便一日千里了。
驺衍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上著录了两部：
1.《邹子》四十九篇，
2.《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他的书共有一百零五篇之多，关于这个五德问题的议论必极详细。可惜从《隋书·经籍志》以下就不著录了。失传的缘故，当由谶纬的禁绝。因为谶纬是导源于驺衍一派的思想的，末流既不胜其弊，遂连这位老祖师的遗书也连根拔去了。他的书虽失传，犹幸《吕氏春秋》中保留了一鳞片爪。《荡兵篇》云：
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
这递兴废，胜者用事一语，就是五德终始说的骨干。但此文太短，说得较详尽的是《应同篇》。文云：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颉刚按：此句以下文例之，应为天先见木，草秋冬不杀，后人未得其句读，遂误倒为草木耳。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这一段话，与《史记》所谓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如淳注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七略》所谓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的话完全符合。故虽录入《吕氏春秋》，仍可信其为驺衍的学说。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驺衍的两种历史论，第一种是从黄帝推上去的，第二种是从黄帝推下来的；这两种历史论虽都为他所创造，实际上乃不发生关系，他没有把天地未生至黄帝的前一代加入这五德的组合里。又他的五德终始说所支配的时代是很短的，夏以上只有黄帝一德，五帝当已尽数纳入黄帝的德中。自从黄帝到周，也仅有四代，占了四德。他虽说五德终始，但第一次的终始中还缺了一德，哪里说得到终而复始。
这缺着的一德是什么呢？《应同篇》又说：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这是推测未来的天子所据的德运的。因为周是火德，灭火者水，故代周者必为水德。他说，水德的符应现在虽尚未显现，但因代火者必为水，故天且先见水气胜了；得着这水德的人，其服色是应当尚黑的，其政治是应当照着水德的方式做的。可惜他所定的五德的政治的方式，现在已看不到了。
驺衍是后于孟子而作燕昭王师的，《史记》中说他在燕作《主运》，此说如信，他倡此说时约当公元前二九〇至二八〇间。那时周室尚存，他自当有这般推测。但《吕氏春秋》作于秦始皇八年，前二三九。那时东、西周都亡了，火德已销尽了，灭火者秦。之为水德已可确定了，为什么这部书里还只说代火者必将水呢？

这个问题，以我猜测，或有下列的情形。一、《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二、那时六国未灭，秦虽灭周，尚未成一统之功，那时人对于天子的观念和商、周人不同，一定要统一了所有的土地才算具备了天子的资格，看《禹贡》的分列九州、五服可知，故《吕氏春秋》不即以灭周的秦为水德，亦不为秦寻出水德的符应。
《汉书·严安传》引驺子之言曰：
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
这所谓变，就是随着五德之运而流转。这是他的理论的仅存者。至于政教文质，所以云救，更是后来董仲舒、司马迁们常说的话了。
他的五德说，在朝代递嬗之外还有月令的意义。《周礼·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云：
郑司农众说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春夏秋冬本来是四时，他别季夏于夏之外而为五时，足见其用五行说分配。案《论语·阳货篇》有钻燧改火一语，何晏《集解》云：
马融云：《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
马融虽引《周书》，说与驺衍一致。皇侃《疏》云：
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
照他所说，五行的意义更明显。但有一可疑之点，就是：他的朝代递嬗说本来用土、木、金、火、水为次的，为什么到了这段文里要改用木、火、土、金、水为次呢？对于这个问题，贾公彦《周礼疏》直斥皇侃的话为不成立。他道：
言春取榆柳之等，旧师皆以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枣杏虽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义未闻。
那么，驺衍更火之说究竟用的是哪一种五行系统，当然无法断定。我们只能从郑众的引文中知道他曾有这样的分配而已。

建议嘉靖

五行到底是什么时候有的？没看明白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绪论》
这是从学理层面对阴阳五行说的源流，提出一点浅见。从学人层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认识。顾颉刚曾提出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生化的命题。⑨实际上这并非指替代趋向或主流支流的问题，而是互为表里的问题。
被目为方士者，仍以“术”为“弘道”之策略与工具。即如被视为阴阳家鼻祖的邹衍，传云: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①邹衍之所以要把这套理论讲得如此玄虚诡奇，实际上只是为了先声夺人、慑人心魄之，是吸引受众的策略，他最终的目的是论“道”，讲天道仁义，要推行的还是儒家所讲的人伦和治道。为什么不能行之? 因为宣扬的主张，跟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是一套东西，虽为诸侯尊礼，逃脱不了相似命运。也就是说，其显于外的闳大不经和奇谈怪论，只是为了推行其政治教化之“术”而已。邹衍可以被看成是将术数理论转化为政治哲学的关键人物。然其自我身份认同不可能为方士，而必以儒者自许。
复次，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士人具有复杂而多重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抱负。既有士大夫一面，显示其儒生性格，也有追求知识、技术与兴味的一面，甚或希求其神异功能，两者并非不能“和衷共济”，因为在他们看来，“小术”中蕴含着“大道”。从上述所论对所谓阴阳家进行重新定位，或许对于理解阴阳五行说成立的渊源与“格调”不无裨益。

秦的符应及始皇的改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于是定帝号为皇帝，天子自称曰联，命为制，令为诏，除谥法。
秦始皇初做皇帝，高兴得很，一切制度都要改变，以建立开国的盛大规模。驺衍的为真命天子作鼓吹的学说创造了六十余年，到这时逢着应用的机会了。所以《史记·封禅书》说：
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又说：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把这两段文字合看，可见所谓或曰即是齐人的说话。他的话与《吕氏春秋》所记载的符应大略相同，试作一比较表如下：
在这个表里，四代的符应有半数相同。差异得最显著的，是商的符应，一方面说刃自水生，一方面说银自山溢。但这没有什么大关系。有关系的，乃是黄帝多了一个黄龙，夏多了一个青龙，颇有以龙为君象，以君之德为龙之色的样子。说起了这事，使我们回忆到《易·文言传》上的话：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它也以龙为君象，和这符应自然有些关系。又《始皇本纪》云：
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
这个豫言是以祖龙暗射始皇的，祖等于始，龙等于皇，其以龙为君象的意义也很显明。至于五色之龙，《墨子·贵义篇》上也有：
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可见《封禅书》中齐人所言之符瑞虽和《吕氏春秋》不同，但在五行的方式上原是应当如此，也没有什么奇怪。
可恨我们的头脑太会怀疑了！我们记得，《周语一》云：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
祝融与回禄都是火神，而终始为夏的国运的征兆，那么，禹为什么不以火德王呢？我们又记得，汤有七年之旱，这是古书里最多提起的。《大雅·云汉》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又云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旱和火太有关系了，为什么汤不为火德呢？还有，周的赤乌固然是火德的符瑞，但《墨子·非攻下篇》不曾说吗：
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北堂书钞》引《随巢子》文同。
何以武王不居了土德呢？这样说来，这些帝王的符瑞不免出于作者的单相思了！
最可注意的，乃是说秦的水德之瑞由于秦文公获黑龙。《吕氏春秋》里仅说将来的天子应为水德，在他出世的时候，天必先见水德之瑞。到秦始皇即天子位时，说者根据了这一义而推秦为水德，又根据了水色黑及龙为君象而说其所获水德之瑞为黑龙，这都在意想之内。所不可解者，这个水德之瑞乃不为秦始皇所得而为秦文公所得。《吕氏春秋》所记的得着符瑞的人是黄帝、禹、汤、文王，足见五德之瑞即应于受命之王的本身。《封禅书》这段话除了黄帝之外，说夏，说殷，说周，不实指其人，已属模棱；而于秦乃实指了秦文公，既不举初封的秦仲，又不举成大功的始皇，只归之于一个普通的先公，这件事颇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