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阴与阳，刚与柔，均具备对立与统一并存的矛盾特性。而“立天之道”指，确立无形之道的使用方法。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不但指上下四方，指空间。还指清而上升的，构成世间万物的，不具备形体的造物基础“天阳”。故，天道也指无形之道。因此《说卦传》后文指出，确立无形之道的方法是运用千变万化的阴阳，既对立与统一并存的无形法则。因此，阴阳在中华传统中的范畴极广，指任何一对具备对立与统一并存的事物，如天与地，男与女，刚与柔，长与短……均可套用阴阳，产生出“男为阳，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刚为阳，柔为阴；长为阳，短为阴……”等诸多说法。言下之意，阴阳类似代数符号X与Y，可以套算万物的变化趋势，只要被套用的两者具备彼此对立，但又依存共生特性。如《道德经·第二章》所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已”当人们自万物之中归纳、分类出自己喜好的美好事物时，却多未能意识到，同时也归纳、分类出了自己不喜爱的厌恶事物；当人们在诸多行为中选择出可取的吉祥行为时，冥冥之中也选择出不吉祥、不可取的行为。这便是老子所说的“两者同出”之理。既，人性对任何性质的认定，必然同步认定与之完全相反的性质。如当我们确立什么是“善”时，潜意识中必然已经具备了对“恶”的定义。
或许因为阴以阳并不存在专一的特指，故古者认为“大道无形”，诠释万理的天道，无法使用形象表述。

同理，“立地之道”指，确立有形之道的使用方法。因为“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同样不只表达时间，还表达一切有形的事物，如大地，又如传说中因沉重而下降的“阴浊”。《说卦传》认为，确立有形之道的方法是运用千变万化的刚柔，既《黄帝内经》中指出的，构成世间万物的“天之精气”与“地之精气”的不同组合。而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构成万物的职责由能量与物质的不同排列次序完成。因此梨花认为，物质与能量是构成时空循环系统所必须的两极，因此科学家发现，任何物质都可以转化为能量。反之，通过不断吸收能量的方式，也可以形成物质。如人体通过不断的进食方式增加体重，还如花草树木通过光合作用与吸收大地养分的方式生长发育。
同理，古者认为“大道无名”，名状万物的地道，同样无法使用特定的名称概括。

如图所示，“門”字从闻，从二户。“二户”取象两者对立之意。而从“闻”是说，“門”字具有“听闻”的意义，意指古者通过掌握对立的“門径”，达成类似“听闻”的效果。因此《说文解字》记载：“門者，闻也，从二户，象也”。

如此，“玄牝”指最初的母性，既最初的变化。而“之门”指，对立的途径。
这便是象形文字的妙用，即便文明灭亡，后来的文明也可以通过拆解字形构成，领悟文字的含义。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繁体字，我们或许不需要引经据典的还原词义、字义。因为分析文字构成，能够得到相同的效果。如上文梨花费力还原的“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的古学意义，无外乎对立与统一并存的矛盾规律。但“从闻，从二户，象也”的“門”构造中，便囊括了其中的运用之理。

那么老子为何强调“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因为“泉出通川爲谷”，“谷”不单指孕生万物的种谷，与包容万物的山谷。还指，变化的门径，最初源头。故中国现存最早的，也是距离《老子五千言》成文年代最近的字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记载“泉出通川为谷”。
而“神”指莫测。“不死”指不绝。
如此，“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指，变化的门径莫测不绝，人们将它称为最初的母性。意会，所有变化的基础，运用的方法无穷无尽。所以老子在此论点基础上，继续阐述了“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的道理，既无形天道与有形地道的变化門径，对立与统一并存的矛盾规律。
最后“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勤”则是说，柔性的变化隐约存在，使用的价值无穷无尽。如第三章与第四章阐述的圣人之治的诸多方法——“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遵循的莫不是对立与统一并存，矛盾化合的平衡方法。
也因此，儒家治世核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依然遵循思想与行为并行施治的思路。

“立人之道”依然指，确立为人之道的方法。而“仁义之道”指顺其自然，不违背自然的思想与行为的方法。既思想与行为，共存并用的方法。如明朝大儒王阳明指出的“知行合一”，良知与行为的统一并用。又如《论语》开篇记述孔子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因为任何思想都需要与行为相结合才能形成实事效果，但王阳明所说的“知”指良知，既不有违自然的良性感知，“天理”。

王阳明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是因为，再好、再正确的思想理念，如果流于形式，陷于空想，不能付之于实践，那么人生不但难成大器，更难称修行。因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学习明理，更重要的是明理之后的践行与掌握。因此不但王阳明说过“知是行的主张，行是知的功夫”。孔子也曾说过学习之后练习掌握，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説乎）。
但学以致用的喜悦心情，只有勤奋好学的践行者才懂。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明确“仁”“义”的含义与逻辑。
“仁”首先是一种思维体现，而后才是行为表现。这便是《道德经》中阐述的，有形受到无形统御，行为以思想作为法则的“地法天”规则。
若单就人性而言，“地法天”更为简单的说法是“人的任何行为，都将受到思想的支配”。而“义”则是在“仁”的统御之下产生的合理、合规行为。因此老子才说，人性一旦丧失了对“仁”的理解与把握，便会失去实施“义”的原则与标准（失仁而后义）。
但孔子对“仁”的运用比较偏执，偏执于维护集体，维护天下太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关爱他人，为他人，为集体奉献的无私精神。因此他对弟子们强调“子欲立而立人，子欲达而达人”你等想要安身立命，也要帮助他人安身立命。你等想要通达无阻，也需帮助他人通达无阻。

但为他人奉献只是一种行为方式，而孔子这么做的目的，却是为了恢复西周初年无争无讼，天下太平的大同盛世。所以当颜渊问仁时孔子告诉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因为克己复礼，恢复西周初年天下太平的大同盛世，是孔子的毕生夙愿。而颜渊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非常渴望颜渊能够继承自己还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平天下)，故颜渊问仁，询问自己能为天下太平做出什么贡献时，因材施教的孔子勉力他：“克己复礼，使天下重归太平，便是你能做出做的贡献。”。

相同的逻辑，冉雍问仁，孔子告诉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便是仁“。因为，《论语·雍也篇》中记载，孔子认为冉雍具有面南为官的潜质（雍也可使南面）。故冉雍问仁，询问自己能为天下太平做贡献什么时。孔子告诉他，做一名彬彬有礼（出门如见大宾），爱惜民力（使民如承大祭），像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团结上下级与邻里的好官（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便是你能做的贡献。

最后司马牛问仁，询问自己能为天下太平做出什么贡献时，因材施教的孔子毫不客气的告诉他，你能为天下做出的贡献就是说话慎重（仁者，其言也讱）。言下之意，你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如此一来，大家应当能明白，由孔子而出儒家文化为何会极力维护集体利益，进而忽视了个体。因为孔子对“仁”的表现偏执，偏重矛盾律中的统一特性，导致对立与统一的运用失衡。但这也是诸子百家的通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混乱，民不聊生，急需大一统，急需社会稳定。庄子也站在“齐同万物”的角度上，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全新阐述，认为“仁”的含义不止是要关爱他人，关爱形成天下的每一个人类个体，还要合理地利用自然中的每一件事物(爱人利物）。
因此庄子写下“齐物论”，不但要齐同是非，还要齐同万物。

既然“仁”的含义被孔子等华夏圣贤制约在集体主义层面，那么凡是有违集体的自私行为，便属不义。如见死不救，属于不义！不劳而获，属于不义！身为家庭的一员，破坏家庭和谐属于不义！身为国家的一份子，破坏国家统一属于不义！在国家危难之时，不能挺身而出不但属于不义，还属于大不义！
这便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一个围绕自然统一特性作为运转核心，以思想（仁）与行为（义）作为运转两极，维护“大一统”的古老文化体系。
也因此，面对大型公共危机，中华民族总能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潜力，不止本次新冠疫情如此，四千四百余年前尧舜禹三帝便是历时三代，近百年时间，率领华夏百姓通九曲，凿九派，共同抵御过史前大洪水等一系列自然灾害。

但体制的问题，却并不是以自然对立性（平等）作为运转核心，以民主为主体，自由为个体，主体与个体并行运转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应对本次新冠疫情失败的本质原因。因为任何平衡体系，只要运行彻底，都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相同结果。如儒学理论，并非只效法维持自然运转的统一特性，孔子也曾提出“不患贫，患不均”，治理社会的关键不是贫穷，而是不公的真知灼见。孟子也补充过“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坏就坏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欺世盗名的文化阉割。
俗话讲“小盗窃财，大盗窃国”，《说苑》的作者刘向在论述君臣之道时曾经说过，奸臣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
既是说，奸臣进言辅政，有私心目的。想让君主采纳自己的政见，就极力宣扬此政见的好处，掩其弊端。汉初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便属大盗之举，文化阉割，只对汉武帝讲述统一集权的好处，淡化了集权的弊端。而美式民主做的比这更加过分，董仲舒只是淡化了集权的弊端(不刻意引导强调），而美式民主却偷换了民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