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立中 1997年5月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期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关于他的事迹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孙子兵法》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文化瑰宝。由于孙武所处的时代,距今久远,加之史籍记载语焉不详,致使学术界对《孙子兵法》一书的篇数和成书年代,孙子故里和事迹等许多重大问题,发生分歧,新近在民间发现了一部标为抄自“周书汉简”的手抄本,——《孙武兵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和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司马迁在《史记·孙吴列传》中称:“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汝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是史书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最早记载,其篇数也与传世各本的篇数相同。但是准确地说,司马迁在此并不是在叙述《孙子兵法》的总篇数,以往人们将此条史料作为孙子书只有十三篇的佐证是欠准确的。高诱注《吕氏春秋》有孙子“五干言”之说。高为东汉人,在曹操之前,“五干言”之说在班固(或任宏)之前似己形成,否则高氏无法称“五千言”。这一天然证佐确实有力。然而东汉高诱在注《吕氏春秋》时又称孙膑“八十九篇”,此又似在班固(或任宏)之后,同一人注同一书;评孙武、孙膑兵法之篇数,当在同一时期,且依据同一史料。从注孙武五千言看,高氏似未见班固(或任宏)八十二篇之说;从高氏注孙膑八十九篇看,高氏又似见过班固(或任宏)之八十九篇之说,即见八十九篇,也应知八十二篇。而八十二篇不可能五干言,高氏注此两条内容有些蹊跷,令人费解,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吴孙子》八十二篇”。依《汉书》、《七录》等文献的记载,后人怀疑十三篇并非《孙子兵法》的全部,但苦于材料所限,一直未能得到验证。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筒,里面除存有《孙子》十三篇内容外,又出土了
《吴问》、《四变》、《见吴王》、《黄帝伐赤帝》等简牍。此外,在银雀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篡卒》、《月战》、《势备》等内容,竹筒的整理者将它们暂归于《孙膑兵法》,但也指出:“本书所收《孙膑兵法》的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的问答,肯定是孙膑书。第十六《强兵》篇也记孙膑与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五至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这些篇既有可能是《孙膑兵法》,也有可能是《孙子》佚篇。……我们认为这些篇中所谓‘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暂时把它们定为孙膑书,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篇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①
杨善群先生也提出:《孙膑兵法》“下编各篇中没有‘孙子曰’三字,这不能作为排斥它们于《孙膑兵法》之外的理由。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孙膑自己的著述手稿而未经弟子整理的,二是孙膑的弟子或后学者的撰述。不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按照我国古代编辑典籍的惯例,都应该归入孙膑的集子之中。
纵观春秋战国间的许多私人著述,如《老子》、《庄子》、《尉缭子》、《公孙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大都没有‘X子曰’的字样。如果这些典籍一旦亡佚而由小组重新整理,岂不都要把它们移到‘丛残'中去!再说‘下编'中的有些篇,如果‘发现有确凿的证明’不是孙膑书?,那末也有可能是孙膑弟子或后学者的著述,本来就编在这集子之中,怎么可以因此就删除移走呢?况且这‘确凿的证明'还不知是什么?古代编辑典籍往往把这一学派的许多著述都编在一起,不限于一个人。如《墨子》一书收进了许多墨子后学者的著述,《商君书》中有许多篇‘有确凿的证明’写于商鞅死后(见高亨《商君书注释》附《商君书作者考》) ,《管子》一书更大都是战国时代的著述。难道可以把这些非本人的著述都从其集子中除去”。②
最近我们所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许多篇章与《孙膑兵法》相合,如果这个抄本确实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那么,银雀山汉简《孙子》,就应是八十二篇的祖本。汉简中暂定为孙膑书的许多篇章都应是《孙武兵法》的内容,银雀山汉简中多次提到的“孙子”,过去被认为指孙膑,现在看来大多应当是指孙武。还有《将败》、《兵之恒失》等许多被列入《佚书丛残》中的篇章及散简中的部分内容也应是《孙武兵法》的一部分。
关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篇数,仅是《见吴王》一段佚文中提到了献吴王十三篇,但这不等于说孙子兵法止十三篇。这一点与《史记》所记性质是一样的。在出土的木牍中也不见十三篇的记载,一号木牍所记至少是十四篇,即:势、实〔虚〕、地形、九地、用间、火队、七势等。三号木牍还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将败、兵之恒失、王〔道〕、效贤、为国之过等。五号木牍也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分士、三乱、三危、亡里等。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期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关于他的事迹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孙子兵法》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文化瑰宝。由于孙武所处的时代,距今久远,加之史籍记载语焉不详,致使学术界对《孙子兵法》一书的篇数和成书年代,孙子故里和事迹等许多重大问题,发生分歧,新近在民间发现了一部标为抄自“周书汉简”的手抄本,——《孙武兵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和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司马迁在《史记·孙吴列传》中称:“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汝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是史书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最早记载,其篇数也与传世各本的篇数相同。但是准确地说,司马迁在此并不是在叙述《孙子兵法》的总篇数,以往人们将此条史料作为孙子书只有十三篇的佐证是欠准确的。高诱注《吕氏春秋》有孙子“五干言”之说。高为东汉人,在曹操之前,“五干言”之说在班固(或任宏)之前似己形成,否则高氏无法称“五千言”。这一天然证佐确实有力。然而东汉高诱在注《吕氏春秋》时又称孙膑“八十九篇”,此又似在班固(或任宏)之后,同一人注同一书;评孙武、孙膑兵法之篇数,当在同一时期,且依据同一史料。从注孙武五千言看,高氏似未见班固(或任宏)八十二篇之说;从高氏注孙膑八十九篇看,高氏又似见过班固(或任宏)之八十九篇之说,即见八十九篇,也应知八十二篇。而八十二篇不可能五干言,高氏注此两条内容有些蹊跷,令人费解,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吴孙子》八十二篇”。依《汉书》、《七录》等文献的记载,后人怀疑十三篇并非《孙子兵法》的全部,但苦于材料所限,一直未能得到验证。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筒,里面除存有《孙子》十三篇内容外,又出土了
《吴问》、《四变》、《见吴王》、《黄帝伐赤帝》等简牍。此外,在银雀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篡卒》、《月战》、《势备》等内容,竹筒的整理者将它们暂归于《孙膑兵法》,但也指出:“本书所收《孙膑兵法》的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的问答,肯定是孙膑书。第十六《强兵》篇也记孙膑与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五至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这些篇既有可能是《孙膑兵法》,也有可能是《孙子》佚篇。……我们认为这些篇中所谓‘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暂时把它们定为孙膑书,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篇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①
杨善群先生也提出:《孙膑兵法》“下编各篇中没有‘孙子曰’三字,这不能作为排斥它们于《孙膑兵法》之外的理由。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孙膑自己的著述手稿而未经弟子整理的,二是孙膑的弟子或后学者的撰述。不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按照我国古代编辑典籍的惯例,都应该归入孙膑的集子之中。
纵观春秋战国间的许多私人著述,如《老子》、《庄子》、《尉缭子》、《公孙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大都没有‘X子曰’的字样。如果这些典籍一旦亡佚而由小组重新整理,岂不都要把它们移到‘丛残'中去!再说‘下编'中的有些篇,如果‘发现有确凿的证明’不是孙膑书?,那末也有可能是孙膑弟子或后学者的著述,本来就编在这集子之中,怎么可以因此就删除移走呢?况且这‘确凿的证明'还不知是什么?古代编辑典籍往往把这一学派的许多著述都编在一起,不限于一个人。如《墨子》一书收进了许多墨子后学者的著述,《商君书》中有许多篇‘有确凿的证明’写于商鞅死后(见高亨《商君书注释》附《商君书作者考》) ,《管子》一书更大都是战国时代的著述。难道可以把这些非本人的著述都从其集子中除去”。②
最近我们所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许多篇章与《孙膑兵法》相合,如果这个抄本确实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那么,银雀山汉简《孙子》,就应是八十二篇的祖本。汉简中暂定为孙膑书的许多篇章都应是《孙武兵法》的内容,银雀山汉简中多次提到的“孙子”,过去被认为指孙膑,现在看来大多应当是指孙武。还有《将败》、《兵之恒失》等许多被列入《佚书丛残》中的篇章及散简中的部分内容也应是《孙武兵法》的一部分。
关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篇数,仅是《见吴王》一段佚文中提到了献吴王十三篇,但这不等于说孙子兵法止十三篇。这一点与《史记》所记性质是一样的。在出土的木牍中也不见十三篇的记载,一号木牍所记至少是十四篇,即:势、实〔虚〕、地形、九地、用间、火队、七势等。三号木牍还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将败、兵之恒失、王〔道〕、效贤、为国之过等。五号木牍也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分士、三乱、三危、亡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