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方面，唐太宗采取积极防御、以战止战的策略，以及用羁縻与武力的方式安抚四方。隋末唐初之际，北方东突厥汗国十分强大，时常南下侵扰，并且介入中原各势力。唐朝初期百废待举，626年东突厥突然袭击长安，率军抵达距离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对此唐太宗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在渭水隔河与突厥可汗对峙，定下渭水之盟。之后，唐太宗积极对付突厥，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围诸部的关系。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因为不认同颉利可汗的政令与改革国俗，纷纷脱离，改立薛延陀部为可汗，突利可汗也归降唐朝。628年朔方人梁洛仁杀盘据夏州的梁师都，归降唐朝。而东突厥在分裂后又遇到大雪侵袭，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629年李靖率骑兵奇袭攻灭东突厥，隔年北方各族入贡长安，诸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635年派李靖攻占吐谷浑，657年派苏定方西征攻下西突厥汗国，641年派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这些都稳定唐朝与四方各国的关系。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早。

所以很向往大唐

柳宗元与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说到宗教，它像迷雾一样一直伴随在人类身边。宗教是虚幻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时搅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而富于思辩的佛教更是这样，其佛典经卷浩如烟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种，不但历代研究者叹息难治，就连佛祖也一再说“佛法难闻”。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而“通其说”，即苏轼说的“始究佛法”，是遭贬以后的事。在佛教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这不奇怪。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说的佞佛，而是苏轼说的“儒释兼通”的思想家。他是唐宋究佛第一人。

　　大家知道，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很快与儒道交融。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到唐时，儒释道出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国式的面孔。天台宗、华严宗、是这样，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释道在唐代形成鼎立之势，除宗教自身发展的原因外，与皇家权术直接相关。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维统，武则天用佛尊当女皇。皇帝亲自组织三家论辩，下诏给他们拍座次。

按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佛教是不认父母，不讲孝道的。这与儒家伦理水火不容。后来佛教有了改变，佛教徒编了不少讲孝德的经书，还实行三年之丧。《柳集》有序赞赏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赞扬和尚元暠葬亡亲尽孝一事。柳宗元认为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元暠是儒生，当和尚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讲孝道，不重亲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贬后，身处困境，精神极度苦闷；长年住在寺庙，每天与僧徒往来，耳濡目染，他也试图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可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他对禅经产生了疑窦，这让他更加困惑和苦闷。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始时他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领悟真正的佛理而一无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诞的事，反倒为世人所追求和乐道。但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还是让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和满足。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到后来，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可我们翻遍《柳集》，找不到有当时士大夫迷佛的诡异之辞和痴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ǜn)公院五咏》有五首小诗，都是写龙兴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诗中虽然透着寺院的静幽和禅机，但没有怪诞和邪妄的影子。

　佛教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说，语出《心经》。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说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空之说。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这是说，如果佛教色空之说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万物呢？这显然是否定了佛教的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诗写的很精妙，有的读起来会令人发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是一首“调笑”诗。说年过七十的法华寺石门长老，忆其一生，如梦如幻。望着当年种的小树都参天“成林”，感叹长年累月地诵念经书，到底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连筋力衰微都忘却了。柳宗元借此告诫长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张望，不然花开时，看到鸡鸟成双成对，你会很孤单的。人连草木鸟兽都不及，会很自伤的。这是借说长老来调侃佛教。

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无其实。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师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说他们是“乱杂”。游民，是闲着无事的人。古时指士不士，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笔朴直，开篇直指其弊：说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学文章没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为清高，他们做和尚却没有理佛的诚心，是凭托舞文弄墨装放达的所谓“文章浮屠”，是放纵怪异不入流的“乱杂”。唐代宫里达官贵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包括公主在内，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他们以佛庙为避风港，行淫乱之事。当时盗贼凶徒，贪人败类，窃踞寺院，侮弄妇女，藏奸酿乱，无所不为。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说佛道是藏污纳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众云集社会，五色杂流充斥其中。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开赌场的，有当医生给人看病的，有招摇撞骗的，有算命的，有交结权贵附庸风雅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假借他人势力敛财与官分脏的。从中可以看出，唐时那些欺世盗名，假借诗文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假和尚多么风行，而社会迷失，对这些乱象却“宽而不诛”。每提及此，柳宗元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极其鄙视、厌恶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张读书人遁入空门，为僧为道；对炼丹药求寿更是不屑一顾。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贬境，他也始终不改变和放弃儒道世用之心。当时有个叫周君巢的人，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回复他说：我虽遭贬废，但从不说鬼神等事。你说这些“寿且神”的事，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符，我从来都没有兴趣。人如果单纯为了活着，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动心，这不是君子所图。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他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认为这样的人虽不久寿，可其道却寿远啊！他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宪宗好佛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为台州刺使采仙药，这是有唐以来第一次授佛道实职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药不救，玄宗服药炼丹；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连灭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药，躁疾而死的。韩愈与周君巢也有交往，与柳宗元不同，韩愈听信了饵药久寿之说，晚年服食硫黄，其早亡应与此有关。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铲平了又长高了，后来这些铲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穖(jī)是说相信吉凶祸福的征兆。《山海经》有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庙里的人都把息壤当神来供奉，再没人敢铲平它。柳宗元说，铲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柳宗元说：南方多瘟疫，过劳者先死。这些用铁锹铲土的人，是死于过劳和瘟疫，土地怎么能显神通呢？柳宗元担心读书人来龙兴寺被迷惑了，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史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

后世说柳宗元佞佛，追根溯源，其实是因韩愈引起的。韩愈信口说柳宗元与山人元十八交游，不排佛，千百年来后人随之，致使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后来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说韩愈批评我嗜好佛图言，与浮图游。近来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洛阳)来，韩愈让他带信责斥我。柳宗元说：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他儒者僧形，是个文人和尚。其为人旷达质朴，与孔子同道。虽历经挫折也不改其志。这是柳宗元与他交游的原因。柳宗元说：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们往往与《易经》、《论语》相投合。我与他们交游，是看重其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

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而韩愈批评的那些行迹：如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柳宗元说我也不高兴。可韩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掉了，这是只见石头而不知道石头里还会包着玉啊！柳宗元是从儒家立场来判佛的。柳宗元说：他与浮图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这不是说他听不懂和尚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他不是因喜欢和尚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说儒语他喜好，才与之交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他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喜好安闲”的和尚交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来的就排斥它，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这是经常碰到的事。而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后来遭贬去潮州时，却与柳宗元交游的元十八和尚打的火热，赠诗难分难舍。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就传的沸沸扬扬。时为户部侍郎、太子宾客精通佛理的孟简，在吉州听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明，识道理。”是个很难得的人。韩愈后来在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都有交往。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更是让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