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
我站在一扇大铁门前，深吸口气，等着门房老头给我开门。老头的动作很慢，慢得好像生怕惊动什么东西一样。我见老头取掉插锁，略有些吃力地拉开大铁门，我又不放心地瞧了眼门旁的几个字——松江精神卫生中心，确认没有来错地方，才踏入门内。
老头用手指了指，我依老头指的方向，沿一条小径，朝一座老旧的房子走去，跟着身后传来锁门声响。
我发现，这边的围墙很高，高到有些吓人，不禁令我想起一部经典的美国影片“飞越疯人院”，影片中的主角，从疯人院的铁丝网墙翻了出去，带一群精神病人逃离了疯人院。比起电影中的铁丝网墙，这边的混凝土高墙看上去更加厚重和冰冷，不借助工具想要翻出墙外，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名字叫严晨，刚过32岁生日，是一名犯罪心理专家，也是松江市公安局的刑侦科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曾写过一本关于犯罪心理学的书，在报刊上发过几篇文章。我还当过两年刑警，现在偶尔会参加行动，可以算半个警察。
我目前接手的，是我生平遇到最为特殊的一次任务，对方名叫徐田森，男，今年55岁，是一名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曾杀死六名女性，其中最小的年龄仅10岁。徐田森是公安部通缉的重型凶犯，该连环杀人案也被公安部列为全国一号大案，其犯罪行为令人发指，然而就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因为着急逃跑，徐田森不巧滚下楼道，摔伤了大脑，经过救治，性命是无碍，但大脑受创严重，患上了“创伤后失忆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包括他杀人的所有记忆）失去，他的记忆，只保留到他年轻的时候。
由于犯罪嫌疑人丧失记忆，记忆是否能恢复尚不确定，医院方面提供了相关证明，所以审判流程出现了问题，最大的麻烦在于徐田森已经完全记不得他的犯罪动机和经过，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认罪，换言之，他正处于法律上罕见的灰色地带。将他无罪释放是不现实的，毕竟种种迹象显示徐田森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最终公安部只得选择一个折中方案，把徐田森暂时软禁起来，地点就在这座松江市的精神病院。
我的工作，是以公安部派遣的心理专家的身份，与徐田森开展谈话，洞悉他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引导他逐渐恢复记忆，并做好相关记录。
我从事这行已满7年，接触过各类罪犯，但直面一个失忆杀人犯的情况，却是头一回遇见。我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徐田森恢复记忆，此前我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然而徐田森的案件，公安部极其重视，对他长达近十年的追捕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好不容易拿下他后，自然是希望尽快依法判决，安抚受害者家属，平息民怨，谁知出了料想不到的意外。考虑到这一层面，我感觉压力巨大，像是背负了无法回头的使命，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我从大铁门，也就是该精神病院的后门，慢慢走到围绕平房而建的一条长廊，大约花了一分多钟。我猜这扇大铁门一般是不开的，否则不会锁死，因为事先院方跟门房老头打过招呼，他才放我进来。我觉得这扇大铁门已不仅仅是精神病院的后门，它实际充当的意义，是看守徐田森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走得相当慢，明显在想心事。我注意到，门房老头没有退回门卫室，而是呆呆地盯着我瞧，我忽然有点紧张，不由加快脚步。
我走入一处庭院，我见庭院的两面是围墙，一面是间厕所，另一面应该就是软禁徐田森的房子。庭院的中央部分是个花坛，但上面没有几朵花，基本都枯萎了，靠围墙的地方种了一些绿植，由于昨晚下过一场大雨，绿植上还沾了些雨露。跟走廊以及平房的围墙一样，庭院的围墙，也是一半漆成了绿色，很像80年代医院的配色风格，显出一种古旧气息。在花坛旁边，有一座小岗亭，岗亭看样子是临时搭建的，十分简陋，岗亭里坐着一人，在看手机，见我正东张西望，那人立即从岗亭里走出来。
“你谁啊？”那人警觉地问。
那人穿着绿色制服，应该是负责看守的武警。
“哦，我是公安局派来的，心理专家，去见那个……那个谁的……”
我伸手朝房子指了指，略有点紧张，竟一下忘了“徐田森”这个名字。
“好好好，他在里面，我带你去。”
武警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我想肯定有人提前跟他打过招呼。
武警又进入岗亭，很快出来，手里拿一只对讲机和两把钥匙，我注意到，在他的胸前，还挂着另一只对讲机。
在把对讲机给我前，武警想了想说：“对了，你的证明拿了没有，应该是有张证明的，不然的话……”
没等武警说完，我微笑着点点头，从公文包内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一段用钢笔写的文字，简单介绍了我的身份及来此目的，还有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右下角有公安部的印章。我又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一并递给武警。
武警看了，满意地点点头，把东西交回我手中，再给我一只对讲机。
“按道理，如果有人要进去看他，我们要一起跟进去的，不过你是心理专家，要对他进行心理访问啊啥的，我们就不能一起进去，这个有规定的。”
我接过对讲机，听武警说“心理访问”，顿时觉得好笑，看来这位年轻小伙对我们这行压根不了解。
“那……对讲机……”
“哦，你拿着对讲机，反正你有事情，就按住旁边的按钮，再说话，我就能听到了，还有一个，你看，对讲机的背后，这个红色的按钮，你不要随便按，这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用的。”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对讲机侧边的，是正常按钮，用来一般联络。背面的小红色按钮，是用来应付突发状况的，比如被罪犯挟持，时间紧迫，来不及呼叫的情形下，就按下该按钮，对方可以马上来救。
我估算一下，从岗亭到房子，也就五六米的距离，我若真在与徐田森的交谈过程中受到威胁，训练有素的武警，应该可以在几秒内冲入房间。
我又瞄了一眼岗亭，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我见桌上端正地摆着一把步枪，看来就是为了应付突发状况的。
我深吸口气，后背感到一阵凉意，我发现我之前有些迷糊，到了此刻才意识到，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的杀人魔，而且从公安部提供的资料看，徐田森拥有残忍、冷静、聪明、徒手搏斗能力强等特质，是极危险的人物。

“走吗？”
武警瞧着我，他这一问，让我停止了思绪。
我点点头，表情有些木讷，然后跟在他身后，朝房子走。
想进房子，必须经过一扇铁门，铁门位于走廊，和普通进户门差不多大小，在铁门内，还有另一扇房门。我才发现，实际那条走廊连接着铁门和房门，准确的说，应该算是门前的通道。
打开铁门，我们走到铁门和房门间的通道，这块地方靠里面是墙，靠外面用铁丝网封死，监狱式的装修风格。武警小心翼翼地锁上铁门，对我说：“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出来。”
我又默不作声地点点头，心里在想：这小伙子做事倒挺细致，出于安全考虑，确实应该这样操作。
跟着，我们往前走几步，武警用另一把钥匙轻轻打开房门，这时候，我想到一件事，问：“他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有人给他送饭吗？”
“对啊，这里有阿姨给他送饭的，两天送一次，都是把饭塞进铁门里，他自己会拿的。”
“不是每顿饭送吗？”
“不是的，就是一次送四份饭，都是那种包装好的盒饭，然后还有点心水果什么的。里面有微波炉，饭菜他自己可以热。”
“懂了。”
房门已经打开，在我准备走进去前，我注意到，门的上方，有一块蓝色门牌，门牌的内容是空的，没有门牌号。
“不好意思，我多问一句，这房子以前是派什么用场的？”
徐田森是最近才被抓的，那么在这之前，这座房子应该派其他用场。
“呃……这个我倒不清楚，好像是放杂物的，你看这连门牌号都没。”
“就是杂物房？”
“大概是的吧。”
武警的表情告诉我，他不那么确定，我不再深入追究，我觉得我问的够多了，有时候问题太多，会让别人厌烦。
我踏入房门，顿时闻到一股轻微的酸臭味，像是衣服很久没洗的味道，还有一股茶叶味。大厅的摆设比较简单，有很多红木家具。我的右边是卫生间，正对面像是卧室，在我左边有一堵墙，墙是横穿客厅的，墙上居然挂了几幅油画。

顶

我没见徐田森，武警大声叫唤：“徐田森！”
武警伸头朝卫生间里瞧了瞧，又东张西望地叫了声：“徐田森！”
我们绕过墙往内室走，就见在墙后的窗台前，阳光照耀下，一个中年人挺直着背坐在方凳上，看到我们来了，也不怎么惊讶，就静静地盯着我们。
徐田森本人和照片不太像，他一半的头发已经白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但他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很精神。他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翘着二郎腿，一只脚穿了拖鞋，另外一只腾空的脚是光着的。他穿一套像是二战时期集中营犯人穿的那种条纹睡衣。他手里捧茶壶，热气和茶香味从茶壶口冒出来，应该是刚泡好不久的茶。他身后的窗台上面，摆了一株盆栽，窗户比较大，右边窗户往里敞开，窗外装了坚固的防盗网。
“叫你呢，怎么不回答？”武警厉声问。
徐田森嘴角微微一动，表情似笑非笑，没说一句话。
“我跟你讲，这个人是……”
武警指指我，想介绍我，结果一句话没说完，徐田森就打断他：“心理专家。”
我有些奇怪，心想：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武警笑笑，转身对我说：“他耳朵好，我们两个刚刚在外面说话，估计被他听到了。”
“是么……听力这么好？”我一边回话，一边又想：也许不仅仅是听力，还体现出一种敏锐的洞察力。
徐田森露出一种很怪的笑容，看着有点得意。我注意到，他的牙齿很黄。
“那你知道他来干嘛，我也不多说了，你配合一下好吧？严先生，等会好了你一个人走出来，然后对讲机叫我一下，我给你开门。”武警吩咐我，准备离开。
“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将公文包和对讲机往桌上一放，脱了大衣，准备办正事。
走的时候，武警又不放心地替我把对讲机挂在我胸前口袋上，说：“对讲机还是带在身上。”
我心领神会，轻轻说了声“谢谢”。
武警走出房门，随即我听到铁门上锁的声响，顿时感觉有点心慌，好像一下子变得很无助。
我想到一幕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徐田森趁我不注意，突然将我制服，再挟持我，逼武警和门房老头打开两道铁门，一步步逃出精神病院。
而且出现这种情况，未必是徐田森已恢复记忆，就算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也可能为了争取人身自由，采取极端的方法。
毕竟大部分连环杀人凶手，他们的凶残本性与生俱来，很难改变。
我不安地坐下来，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又扫视一遍四周，发现徐田森“家”的电器有冰箱，微波炉，空调，电热水壶，好像没有电视机，不过我注意到在靠墙的橱柜上，有一台收音机。

尽管这里的一切都非常陈旧，但东西摆放整齐，给人井然有序的感觉，而且打扫得很干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徐田森是个做事有条不紊，或者说比较细致的人，甚至可能略有些洁癖。
在我观察期间，徐田森仍坐在窗台前，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问他：“可不可以坐过来，我们谈谈。”
他爽快地站起身，再搬起凳子，坐在我面前。
我们的中间，是一张圆桌。
我调整一下情绪，两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交叉。这通常是心理医生在跟病人谈话时，能令病人感觉舒服和安心的方式，虽然我不是心理医生，徐田森也不是心理病人。
我提醒自己，眼前的人，是个患了失忆症的杀人犯，他杀了很多人，是危险人物，即便他现在失忆了，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我又不放心地看了眼我胸前的对讲机，在脑海里构想了一下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怎么样才能以最快速度按到对讲机背面的红色按钮。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叫严晨，心理专家，今天过来，是找你谈谈的。”
我挤出笑容，并故意省去了“犯罪”两个字，目的是为了让徐田森放松警惕。由于徐田森情况特殊，跟一般的杀人犯不同，我做的工作也和以往不同，所以必须改变一下方式方法。
“哦。”
他回答一声，快速伸舌头出来舔舔嘴唇，继续翘起二郎腿，架在上面的那条腿还轻轻摆动，不小心踢到了我的膝盖。
我坐坐直，我觉得我不用急着开展工作，而是应该多了解徐田森一点，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徐田森一根问：
“抽吗？”
徐田森摇摇头，回答：“不抽。”
“你一般喜欢做什么？”
我认为想要了解一个人，从他的兴趣入手会比较好。
“在哪？以前还是现在？”
“现在。”
我说的“现在”，当然指的是他被软禁期间。
“没什么事情做的。”
“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你做什么？”
徐田森瞪大眼睛望着我，并不回答。我发现他又舔了舔嘴唇，这可能是他的习惯动作。
“就像刚刚那样，晒太阳？喝茶？坐着发呆？你身边应该没手机，这里电视机有吗？”
出于安全考虑，不可能给他通讯设备，电视机我也没看到。
“都没有的，我就听听广播。”徐田森伸手指了指橱柜上的那台老式收音机。
“听点什么？”
“我听戏曲频道。越剧，苏州评弹，有时候听黄梅戏。”
戏曲？兴趣倒是和我父亲一样。
“那你肯定是戏曲迷了，还听点什么，新闻听吗？”
“不听，那些新闻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还听唱歌，特别是小姑娘唱的歌，年纪越小的姑娘唱的歌我越喜欢。”
我脸色一变，感觉到一阵厌恶，因为我想起了那些被他杀***性，尤其是年龄最小的小女孩，才10岁！
我的女儿小雅今年8岁，更让我觉得眼前的徐田森泯灭人性。

我正经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关在这里？”
他摸摸后脖子，回答：“记不清楚了。”
“能猜出来吗？”
“估计……是犯法了吧？”
徐田森讲的轻描淡写，我忽然有一种一拳呼他脸上的冲动。
但我知道必须克制住情绪，我是为工作而来。
我沉住气，问他：“犯的什么法？”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打开桌上的公文包，慢慢抽出徐田森的档案。
“你现在还记得哪些事情？”我边瞧档案边问他。
“什么？”
“你专心一点，你不是失忆了么？我问你还记得哪些事情？”
“哦……结婚以前的事情，都记的很清楚的。”
“结婚以后呢？”
“结婚以后……稍微有点糊涂，但也还是记得一点的。”
“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记不得了？”
“离婚了以后吧……”
徐田森曾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徐肖迪，不幸的是，在徐肖迪5岁那年，徐田森带徐肖迪去冬湖公园游玩时，徐肖迪溺死在了湖中。这件事对徐田森打击巨大，直接导致徐田森和妻子张若红离婚，离婚后徐田森的人生彻底跌入谷底，渐渐产生了反社会情绪，因此开始杀人。根据公安部的推测，一切源头，就是徐田森儿子的意外死亡，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那你儿子的事情……还记不记得？”
我有些难以启齿，所以发出来的声音很轻。听到这句话，徐田森的表情一下变了，那种散漫、无所谓的笑容立即消失。他皱起眉头，手指下意识地敲击起桌子。
“记得。”
良久，徐田森才回答我。
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有点胸闷。
“你前妻张若红呢？”
“也记得。”
“记得哪些事情？”
“儿子死了，她找我离婚喽。”
“别的没了？”
“别的还有什么？”
徐田森稍微伸长脖子，显得很讶异。
我不打算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再确认一遍，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力，基本保留到你跟张若红离婚的时候，对不对？离婚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你都记不住了。”
“差不多吧。”
“一丁点的印象都没有？”我带了一丝怀疑。
“没有。”他又摇摇头。
“你离婚的那年，是32岁，你儿子是在你30岁的时候去世的，那么在这两年间，你跟张若红，是怎么维持夫妻关系的？”
这是档案中没有提及的部分，所以我有必要问问清楚。
“没夫妻关系，我们分居的。”
“张若红后来还跟你联系吗？”
“不清楚。”
其实我知道，徐田森在离婚后，生活过的十分苦闷，他换了几份工作，先是在厂里上班，后来帮一个老家的朋友修摩托车，再后来自己做摩的生意，直到摩的生意不好做，成了无业游民，他就在一个地下赌场打杂。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他卖了老家房子，每天无所事事。期间他还去小卖部偷过一次钱，结果被人举报，在派出所里关了几天。一直到他46岁那年，他第一次杀人，而第一名死者，正是他的前妻张若红！
从徐田森的表情看，他应该不是说谎，是真的失去了那段记忆。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工作最大的麻烦，是记忆力的测试，因为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精确有效的方法来测试人类记忆，从医学的角度，也只能证明徐田森大脑受伤，但拿不出足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徐田森失去记忆，我们仅仅从徐田森的表现和他的自述，来推出这一结论，换句话说，理论上徐田森完全有可能为了逃避制裁，自我掩饰，装成失忆症患者，又或者他夸大其辞，丢失的记忆其实没有那么多，即便他现在真的跟他说的那样，离婚后的记忆全为空白，但也不能保证，等到他记忆恢复的时候，他会直接承认，说不定他会继续伪装下去。
所以对我来讲，我必须考虑种种可能，灵活应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都要时刻留意观察。
在开展工作前，我得对他有个充分认识，而想认识一个人，了解他的过去，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我把他的档案看了几遍。还有，了解过去，通常可以找出连环杀人凶手的犯罪因子。
所谓犯罪因子，基本由三点构成，就是反社会意识、犯罪动机、以及另类天性，绝大部分杀人凶手，都可以发现这三点，只有极个别的杀人凶手，其杀人原因模糊不清，意义不明，或者是有某种先天缺陷，或者是为满足特殊癖好，徐田森应该不属于这一类。
但徐田森和一般的杀人凶手不一样，他的情况比较特别，他失去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记忆，他的人格可能因此发生改变，连他的犯罪因子是否存在都很难说。
“这样，我给你大致说明一下……”我合上徐田森的档案，两眼却望着桌子，“我来这里呢，主要的任务，是跟你谈话，帮助你恢复记忆力，所以你有任何事情，任何想法，都可以告诉我，找我商量，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能。”徐田森又舔舔嘴唇，“那我有要求，也能跟你提吗？”
“看是什么要求了。你想要什么？”
“你给我带几本书。”
“书？”
“嗯，书，随便什么书，小说，杂志，文学类的，科学类的，都可以，我都爱看。这里实在太闷了，没事做。”
他竟然爱看书，这倒让我有些意外，档案里未提到这一点。
“这个没问题的，我下次来给你带几本书，不过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一旦你的情况有转变，你明白我讲的意思，比如说……你突然想起来一些之前想不起来的事情，必须告诉我。”
“行！”徐田森又咧开嘴笑。
“还有一点，你要跟我讲实话，心理医生最忌讳的就是病人不讲实话。”
我直接把自己说成了心理医生。
“那当然，我这人从来不说假话的。”
“是么……”我无奈地笑笑，又说：“以后呢……我一个星期大概会来两到三次，早晚不定，你一般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早上六七点起床，晚上九十点睡觉。”
“好，这样没问题，那接下来，我给你做两个测试，做完今天就结束了。”
“什么测试？”

我慢慢从我公文包里拿出一小袋东西，袋子是透明的，里面的东西一眼可见，是一堆比火柴稍微粗一点的小木棍。
我从透明袋内取了六根小木棍，两根为一组，再以三种不同的搭配方式，按顺序摆放桌上。
第一组，我把小木棍连接摆放，看上去像“厂”字形，第二组，我把小木棍交叉摆放，看上去像“X”字形，第三组，我把小木棍上下平行摆放，看上去像“二”字形。
徐田森快速眨了眨眼，好像不明白，我说：“测试很简单，你就告诉我，这三种摆放的方式，哪一种让你感觉最舒服。”
“最舒服？看着最舒服？”
“不是看着最舒服，是让你感觉最舒服。”
这是一种基础心理测试，能够反映测试者的性格特征，不同于那些调查问卷，这种测试非常纯粹，不容易受干扰，干扰一般是调查者的经历，见识，兴趣爱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比较适合徐田森。
“我选这个。”徐田森指着“二”字形说。
事实上，我也认为徐田森会选这种摆放方式。
这种摆放方式，体现出的是简洁有序的特征，比较符合徐田森做事有条不紊，细致谨慎的风格。
我对结果很满意，不再多说。接着我收好小木棍，又从公文包里拿出四张塑封纸，大小跟手掌差不多，一张张放到桌子上。
这四张塑封纸的内容，分别是四幅画，第一张，是雪山的峰顶，天空飘扬着大雪；第二张，是空旷的沙滩，沙滩上满是游客，海面上行驶着帆船；第三张，是幽静的森林，树叶茂盛，光线很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第四张，是一只黑色的鸟，朝天仰望，它站在托盘上，背景很红，红得像血一样。
这四幅画，代表了四种风格，前三幅是自然风光的写实画，只有第四幅是抽象画，也最另类。
“这一次的问题跟刚才不一样，你注意听好，我现在要问你，你最喜欢哪一幅画。”
“哪一幅画……这个么……应该是……”
徐田森喃喃自语，按先后顺序，把四张塑封纸一张张拿起来看，表情相当认真。当拿起第四张的时候，他嘴角扬起微笑，点点头回答：“最喜欢这个！”
画中的那只黑鸟，就好像被他紧紧抓在手里，他又注视那幅画好久，我感觉他对这幅画的内容特别满意。

我不想跟徐田森讨论这个话题，就说：“我下次来，应该在大后天，到时候我可能会再给你做点测试，不过以后我们还是以谈话为主，你的事情都要告诉我。”
“你岔开话题的本事真不高明。如果谈心的话，我倒要问问，你会不会把你的事情也讲出来？”
“这一点你没弄明白，我们之间不是谈心，是我听你讲，我属于听众。”
“那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讲，你不能讲？”徐田森呵呵一笑。
我发现跟他有点说不清，我也不想再解释。我拿出一支笔，随便取了张废纸，在纸上写上我的手机号，递给徐田森说：“这个是我手机号码，你拿着。”
“给我有什么用？”徐田森不解地问。
“有事想找我的时候，你让岗亭的武警同志帮你打一下电话，你把电话号码告诉他就行。”
徐田森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穿起大衣，临走前，徐田森忽然叫住我说：“等等！”
我回头看他。
“其实我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为什么？”
“我杀过人，对不对？”
我不说话，我在想该怎么回应。
徐田森显然不记得过去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他凭借各种迹象，已经隐约猜到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想了想……”徐田森继续说，“我的家庭情况我是记得的，所以我不可能是什么政治犯，然后呢，我也没有做生意的脑子，我一辈子就是个穷命，绝对不会牵扯到什么商业大案，唯一可能的，就是我杀了人，但因为我脑子摔坏了，想不起来了，他们没办法给我判刑，只好把我先这样关起来，对不对？”
我有点佩服徐田森的思维能力，他说话的逻辑真的非常清楚，即使他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我想这可能和他后天广泛的阅读有些联系。这样的人，如果从事犯罪的话，是会让警察感觉棘手。
“我先走了，下次再来。”
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还不是时候。
等我走出房门，又轻轻关上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响，是一段黄梅戏，我站着听了一会，听出是黄梅戏的名剧《天仙配》里的一段，这一段我父亲以前经常听。
随后我走到铁门处，正准备用对讲机叫唤，那名武警小伙就已经看见我，马上过来给我开门。
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房子，徐田森此刻站在窗前，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离开松江市精神病院，天阴沉沉的，开始飘落雨丝，我驾驶我的雪佛兰轿车，行驶在高架桥上，雨点拍打挡风玻璃，发出“咔咔”的轻微声响，由于气候寒冷，雨水已变成冰雹。
幸好今天是周末，明天不用上班，我暗自庆幸。

让我意外的是，次日天气异常的好，不止没有下雨，而且气温回升，阳光明媚，适合出行。
我很少出门，我更喜欢待在家里，泡在书房，读书、听音乐、研究一些犯罪案例。虽说我和老婆女儿生活在一块，但我通常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我总是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我发现普通人的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就好像是家里的幽灵，离她们越来越远。
一大早，我老婆唐安妮便带女儿严梦雅不知道去了哪里，大概是游乐园，要么是其他我想不到的地方。我很少参与亲子游，这种状况从小雅出生后一直持续到现在，逐渐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唐安妮已经不再跟我争吵，她的心冷了，多数时候，夫妻间会争吵说明还有感情，一旦不再争吵，可能就心如死水了吧。
我人生最后悔的事之一，便是没有及早发现我是个不适合结婚成家的人。
下午，我开车去了离家不远的学校图书馆，这是我常来的地方。我总觉得，在图书馆基本不需要与人交流，只管做自己的事，这一点非常适合我。

说实话，我已经想不起来，我的社交恐惧，还有那么一些强迫思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以前我总以为是童年时期的某些事情对我心理造成的影响，就像很多变态杀人凶手那样，但随着从事犯罪学这一行，我才知道，童年时期的影响，只不过起到一点催动作用，绝大多数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潜在的因子，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埋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是与生俱来的，我应该也是这样。特别是我一想到我的父亲严依平，他的性格就十分古怪，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就更加确信这一点。
我沿一条两旁都是绿草坪的鹅卵石路，迎着刺眼的阳光，慢慢走进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很大，共有三层，一楼是儿童和幼儿书刊，二楼是青少年书刊，三楼是成年人书刊。由于今天是周六，所以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图书馆，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有些感慨，因为我从来没有带我女儿来过图书馆，哪怕一次。

乘电梯到三楼，我把之前借的十本书先在自助借还书机上还了，然后进去找书。
我看的书大多是关于心理学和犯罪学的，有时候也会看点小说和文史哲类的书。这次和以往相同，我一连拿了好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直到我拿了九本书，准备拿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见书架上有本书，名叫《遗忘的角落》。
看到这本书，我想起了徐田森。

徐田森遗忘的，正是记忆的一块角落，准确的说，是一块重要拼图。这块拼图的丢失，导致他的人格发生转变，那段黑色的，残忍的回忆，已经暂时从他记忆中抹去，我甚至不确定，当他记忆恢复的时候，是否还会成为之前的杀人狂魔。
借满了十本书，我走到自助借还书机那，我把书叠放在机器上，插入书卡，机器扫描后，却显示只有九本书。
我又重复操作一遍，仍然是这样，有一本书显示不出。
我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有两名女工作人员正闲坐着聊天，我就问：“不好意思，我有一本书扫不出来，能帮我看看吗？”
两名女工作人员看上去三十多岁，坐在柜台旁边，聊得非常起劲。可能我的声音太轻，她们没瞧我一眼。
我放大声音，再问一遍，其中一名女工作人员总算瞧瞧我，懒洋洋地回复：“你把书放上去，按一下旁边那个按钮就行了。”
我觉得好笑，我来过这里很多趟，当然知道怎么操作，而且我的书明明已经放在机器上面了。
“我是这样弄的，那个……就是有本书不行，好像扫不出来，能过来帮我……”
那女人直接打断我：“不行的话再试一下好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
令我惊讶的是，那女人竟然不回我了，而是继续跟旁边一个女人聊天，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瞬间感觉特别难堪。
这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排队在我身后，手里各捧着几本书，看来也是借书的。
因为有人在等，我忽然变得紧张，我很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麻烦，但现在我进退两难，我的书还没结算好，又有人在等。
我没有考虑再召唤那两名工作人员，她们的态度令我感觉惶恐，我是打算退出系统，把书拿下来，让其他人先用这台机器，或者那本扫不出的书干脆就不借了，结果我按屏幕上的返回键的时候，系统却没有了响应，像电脑死机那样，卡住了。
我急得仿佛脑袋快冒烟了，连续按了几下，系统一点反应都没，那两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我们三个一起呆呆地望着屏幕。
也不晓得这种尴尬局面持续了多久，从我身后突然闪出个人，用力一敲我的那堆书，“呯”的一声响，把我们吓了一跳，谁知机器被用力一敲后，竟恢复了正常，而且先前我扫不出的那本书也扫出来了。
“这个机器老了，有时候就要这样敲一下，知不知道？”
那人冲我说话，我发现声音很耳熟，回头一看，果然是我认识的人。
这人脸颊瘦长，额骨突出，1米85的身高，还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他叫胡枫，是现任市刑警支队的队长，也是我同事。我们十几岁就认识，在警校一起待过。我这人相当孤僻，没什么朋友，如果勉强要算一个朋友的话，胡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