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前，我还看不懂《牡丹亭》，我只觉得这部戏文辞华美，想象奇特，但同时也觉得它结构松散，主题单一，觉得从主题思想、戏剧结构、人物形象、曲辞文采四个方面的综合指数看，《桃花扇》应该在《牡丹亭》之上。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桃花扇》，当时的我固执地认为“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才是悲剧崇高的主题；以人性的永恒对抗历史的虚无，才能达到哲学的深刻和悲剧美。我不明白，像《牡丹亭》这样起于爱情又止于爱情，从头到尾都在谈恋爱的戏，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为什么会“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我以为林黛玉无意中听到《惊梦》为之泪下，也仅仅是因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叹惋红颜易逝罢了。
现在我明白了，那时不懂《牡丹亭》，是因为不懂爱情。几年前的我太年轻，年轻到无情的地步。我的视野，惟在世间，不在心境；惟在马上，不在闺房。试问，一个不懂得爱的人，又如何能相信“至情”呢？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死而复生，在当时的我的眼中，只是一个平面的学术问题，是中国“离魂”母题的延续和发展，是一次不能免俗的“怪力乱神”，顶多，按中学语文课本的说法，是一次对封建礼教的抗争。我在读《桃花扇·余韵》的时候，因为历史的重压而感到窒息，读《牡丹亭》居然读不到心里！这说明我其实是一个心智晚熟到迟钝的人！迟钝得不可原谅。读懂《牡丹亭》是这两年的事，很庆幸，终于读懂了。
有趣的是，中学语文课本反复强调《牡丹亭》的反封建主题，却到底没敢把最“反封建”的《惊梦》选入教材，而是选了颇有“校园气息”、“生活情趣”的《闺塾》。原因大家都能猜到，《惊梦》太激情太大胆了，超出了用心良苦的谆谆师者们所能承受的限度。而这出戏也恰恰是因为它的解放和直白而成为《牡丹亭》乃至整个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的千古名段的。那缠绵的爱意、似水的柔情，掩卷犹余音颤袅；那热烈的倾诉、大胆的表白，读来真口角噙香。虽然《惊梦》在书上看过无数遍，但我第一次坐在剧场看舞台上活生生的《惊梦》时，仍禁不住脸红心跳。每一次兰苑演《惊梦》，演到柳梦梅与杜丽娘梦中欢会的时候，周围的年轻人无不窃窃私语，他们很震惊，典雅婉约的中国古典戏曲里怎么会有这样大胆的“激情戏”！今天尚且如此，我们不难想象，五百年前《牡丹亭》横空出世的时候，场内看戏的观众和场外翻阅的女子是怎样的情何以堪。不难想象，它的作者汤显祖创作这个剧本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么领异标新的思想。《惊梦》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五百年来，依然不断地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观众震撼，其思想的深刻和艺术魅力的长久足以跻身世界名著之列。
我个人认为，“惊梦”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和共鸣，在于隐藏其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这个概念起源于西方，最近被频频引入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女性的作品被集中起来研究，纳入到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范畴。可我认为，古代女性作家只是闺阁中的知识分子，对于女性本身并没有强烈的个体意识。女性意识并不一定产生于女性作家当中，关键在于，谁在心理层面发掘得更深。汤显祖淹通文史，在哲学、心理学领域皆有很深的造诣，他深受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人的内心发掘上用力极深，且有为官的经历，其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邃的思想以及叛逆的精神都是闺阁中的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在各种因素的催生之下，中国古代最能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恰恰是这部男人所写的《牡丹亭》。事实上，《牡丹亭》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已经被无数活生生的例子验证了。娄江俞二娘因为爱情不顺，读《牡丹亭》心有感触，爱极此戏，一边阅读，一边“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十七岁即“惋愤而终”。汤显祖亲眼见到其批注过的《牡丹亭》，感慨万分，亲自题诗曰：“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冯小青十六岁嫁给商人为妾，为大妇所妒，赶出家门。不幸的婚姻也使她在《牡丹亭》中找到了强烈的心理共鸣，还写了一首《题牡丹亭》的诗：“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十八岁即愁闷而死。扬州金凤钿读完《牡丹亭》之后，将汤显祖引为知己，写信给汤显祖诉说衷情，朝思暮想，相思成疾，未盼到回信就香消玉殒了。一部《牡丹亭》“害死”了那么多少女，足可见其对女性内心的剖析达到了何种程度。她们读《牡丹亭》而死，是因为这部戏剖开了她们的心灵，使她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的命运。沉睡于黑暗的铁屋子的人一旦醒来，又无力改变现状时，收获的只能是无尽的痛苦。故而汤显祖自评《牡丹亭》“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烈。”对于被礼教的束缚压抑和内心的个体意识觉醒之间的巨大矛盾所撕裂的女性而言，《牡丹亭》不啻于一部知音书与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