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初，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系统整理与编订，形成儒家学派的核心教材，史称“六经”。然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使《乐经》失传，汉代学者在传承中仅保留五经，这一演变过程虽充满波折，却意外促成了儒家经典体
五经的思想体系构建，集中体现了儒家对伦理道德、政治哲学与宇宙观的深刻思考。在伦理道德层面，《礼记》以“恭俭庄敬”为核心，规范了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礼”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例如，《礼记·曲礼》中“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的教导，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举止的重要准则。《尚书》则提出“民为邦本”的德治思想，将“天命”与民心结合，为后世“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奠定基础。商王盘庚迁都时强调“重我民”，周公制礼作乐时主张“敬德保民”，均体现了五经对民本思想的重视。
五经的传承经历了从民间私学到官方教育的转变，其影响力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汉代设立“五经博士”，将五经纳入太学课程，科举制度更以“明经”科考察经典阐释能力。这种教育模式塑造了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使“读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唐代诗人白居易年少时“昼课赋，夜读书，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正是五经教育深入人心的写照。同时，五经的传承也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形成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释”并重的学术传统。汉代郑玄注《礼记》、唐代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均以严谨的考据方法还原经典原意；而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将儒家思想与现实问题结合，开创了新的学术路径。
在当代，五经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伦理黄金规则；《中庸》的“中和”思想，为现代冲突解决提供了东方智慧。此外，五经中的生态观念（如《易》的“与天地参”）、管理哲学（如《尚书》的“协和万邦”），也为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文化参考。儒家五经的传承，不仅是先秦典籍的编纂史，更是中华文明思想奠基与发展的生动写照，其精神价值将永远照耀人类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