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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哲学精神-1
不少西哲史喜欢以神学为引子，进而展开对哲学的讨论，但将此法运用在中哲上却颇显尴尬。中国人自来的对神学的满不在乎，让这种溯源方式屡试不灵。于是乎，西方人疑惑，中国人生活里是不是了缺少了一种对“超道德”的追求。
超道德，是冯老在书中给出的一个名词，指超乎现实的价值追求。“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文中如是说。因而，楼主最开始把这个词当作西哲的形上学来理解，但很快发现不妥。形上学所超越的是理性意味的经验，而非价值意味的道德。
而这，很可能正是中西哲从思想根源上的一大不同，即西哲所历来追问的是“世界”，而中哲所追求的是“人”。要注意，“人”不是“意识”，所谓“意识”是西哲对“世界”追问中解构出来的东西，它作为主体，被和“世界”这个客体分离（当然黑格尔的时候又统一了回来）。但“人”自来与它所处的环境一体，它不需也不能被追问，因为主客体从逻辑上便从未分离，更不需要后来人用辩证法去统一。
回到话题。很显然，冯老提出的这个词本身便是在中哲的语境中，“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中哲自身便具有的“超道德”性质，使中国人无需利用宗教去弥补信仰的缺失。

（一）中国的哲学精神-2
谈完一般性问题，冯老继续讲述标题中的“中国哲学精神”是为何物。整体划分，中国哲学的主流可以归出两类，追求“道德价值”的“入世”哲学，和追求“超道德价值”的“出世”哲学。入世和出世就好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样对立，但没有任何流派是只“入世”或“出世”的，因为中国哲学的最大目标便是达成它们的统一，即“内圣外王”，这种社会观与宇宙观的统一，便是“中国哲学精神”。
章末，冯老还解释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哲的很多原著，言论简短又没有联系。这是因为按中国传统，并没有哲学家这样一个职业，那些书也并非正式著作，只是对他们言行的记录。而从语言习惯上，中哲又不喜欢明示，追求明晰不足，暗示有余，因而看译本会使对内容的理解大打折扣（不会是在点黑格尔吧，乐）。

（二）中国哲学的背景
这章里，冯老以一种类似地理决定论的视角，展开了对中西差异的分析。中华民族作为大陆文明，其发展以土地为根系，更倾向于协调自身与世代生活的旧体系。而西方的海洋文明，靠商业维持其繁荣，要经常与异邦打交道，因而思维更倾向于辩。
同时，大陆文明的最根本的生活方式是农耕，因此其认知方式是直觉的，现象的；而海洋文明的商业活动首先接触的是数字这类抽象概念，因此其认知方式往往从假设出发，即本质的，或者按西哲自己的语境，应该说是形而上的。
冯老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中西哲里都有“有”和“无”的划分，但中哲倾向于认为“无”高于“有”，而西哲倾向于认为“有”高于“无”。这是因为“有”（抽象存在）和“有限”（具体存在物）是有区别的，而“无”（无限性）和“无限”（无的状态）是无区别的。并引入了一个名为“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形容这种直觉产生的认知观。
综上，可以化用论语的句子。西哲就像“知者”，而中哲便是“仁者”，故“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三）各家的起源-1
共讲述了两位尝试为“百家”分类的史官，与作者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一位试行分类者是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以“论六家要旨”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六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而第二位试行分类者是刘歆，即刘向的儿子。尝试以溯源手段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谓溯源，就是说每个流派其实是由特定的官职演化而来，比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此方法冯老颇为赞赏，但也指出这种机械的，具体的划分，很多并不准确。

（三）各家的起源-2
宏观角度上，早期“百家”的形成确实与“官”的关系颇深。所谓“封建”一词，原指西周的“封土建国制”，即“在国君的统治下，每个国家内的土地再分成许多采邑，每个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们都是国君的亲属。”
土地所有者为“君子”，即“国君之子”；而农奴被称为“小人”，即“庶民”。在此背景下，官师不分，当时的学问只在“君子”之间流通，所以封建主的“家”不仅是权力中心，更是学术中心。
到了东周时代，这种封建制度开始逐渐解体，一些贵族或官吏流落民间，以他们的专长为生。这种私人传授的出现，逐渐形成体系，便成为了某某家。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1
西方一些文献会把儒家称为“孔子学派”，但事实上“儒”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即组成学派的人都是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因而儒家的含义比“孔子学派”要更广。正如前文所说，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授了大量学生的人，即第一位“儒”。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的“儒”。作为教师，孔子解释典籍的方法是“述而不作”，在传述传统制度和观念时，他的解释又往往是由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因而其实在“述”中“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2
同时，孔子还有自己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对于个人，孔子强调仁与义。义是指事之“宜”，即应该做的事，这些事与“利”相对，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仁是义的本质，是爱人。
依照仁与义，孔子进一步推演出社会层面的方法论，忠与恕。忠恕又称“絜矩之道”，即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自身的行为，用更明确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关于天人理论，孔子主张“知命”。这里的“命”并非宿命论那种消极的前定命运，而是处于本心之外的既定事实。如前文所见，孔子一生主张仁义，即做该做的事，但总有一些事情本身是人力所难改变的，这没有关系，因为你完成了你的“仁”，对得起自己的本心，而剩下的都是“命”，也因而孔子被一些隐士嘲笑“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由此可见，这种天人观是仁义观很自然的外延。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1
之所以冯老把儒家和墨家放在一起对比，是因为他们都是“入世”学说，都强调他人，强调社会。而之所以是对比，是因为他们所服务的阶级截然相反。儒家从上层社会出发，因而强调礼，是道德主义者。而墨家从底层社会出发，则是极致的功利主义者。
墨家最核心的两个观点是“兼爱”和“非攻”。与儒家有差别的爱不同，墨家的爱是绝对平等的，比如在墨家眼里，你对自己父亲和隔壁老头的爱也应该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极强的集体主义，更利于底层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而“非攻”更好理解，就是能动嘴别动手，能减少牺牲就尽量减少，很符合他的功利主义理念，包括墨家会发明那么多的机巧工械，也与此有关。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了，我为什么要“兼爱”？墨子在此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天人观，即“天志”和“明鬼”的存在，这两个东西就像无形的监察者，时刻审查人的行为，对不行使“兼爱”的人进行惩罚。这种看似潦草又不合理的说法，其实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人非常受用，进一步印证了墨子的功利主义倾向。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2
能很好执行“兼爱”的人被称为“兼士”，反之为“别士”。“兼爱”需要宗教制裁，还需要政治制裁，于是墨子建立了自己的社会观。“兼爱”需要强权来维护，因而组织中应通过选举产生“巨子”，“巨子”一旦当选便拥有绝对权威，不容置疑。从此观念进一步看出了墨家与儒家的分歧，如果说儒家是自上而下的维新派，那墨家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派。
另一方面，“巨子”的产生看似与“兼爱”理论产生了矛盾，实则不然。所谓“巨子”应是前文“天志”的执行者，是人形机器，不能参杂个人情感。当然，墨子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权力的监督问题，他认为靠选举就能得到一个永恒不变的合格统治者，这显然是他的局限性。毕竟他是第一任“巨子”，大概认为其他后继者都能和自己一样罢。

（六）道家第一阶段：杨朱-1
按生平年份来说，老子本应是早于杨朱的。但冯老通过进一步剖析理论发现，老子理论的成熟度要远高于杨朱，并且参杂了许多后来名家的观点。辅以考古佐证，冯老因而推断《老子》一书并不出于老子之手，而且成书时间应当在战国时期，晚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庄子》同理。
而杨朱，作为早期隐士的代表，才是道家的第一阶段。与先前的儒家，墨家背道而驰，早期道家否定集体而强调个人。这种理论大概发源于早期隐士的“欲洁其身”主张，他们不但要“避世”，更要为自己的“避世”找出意义，杨朱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一个极致的个人主义者。

（六）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2
早期道家最核心的两个观点便是“轻物重生”和“为我”，其中“轻物重生”否定了“利”，“为我”否定了“义”，可以说把儒墨二家狠狠地拍死在沙滩上。
以此理论为发散，早期道家开始发展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著名的“一毛不拔”便典出于此，“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
而延伸至社会观层面，“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政治主张也逐渐成型。
综上，道家第一阶段全部的出发点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全生避害”，而这也成为了后续道家发展的原点。因为避无可避，所以老子选择依照规律去调整自身（二阶段），而因为总有变化始料未及，所以庄子选择“齐生死，一物我”，从更高维度超越现实的存亡（三阶段）。

（七）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孔子提出了仁义，却没有讲明行“仁”的原因，而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答案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性善论”。据孟子所说，他所在的时期对于人性论已经有了三种看法，“非善非恶”“可善可恶”和“或善或恶”。
孟子所说的“性善论”其实是第二种“可善可恶”的延伸，即人性中同时有善恶二性，但“善”才是区别于禽兽的“人性”。善有四端，仁义礼智，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会从人心中自然发展，由此仁便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在楼主看来，孟子是孔子的究极补丁，不但修复了行仁没有原因的bug，还增加了社会起源论，神秘学等领域的dlc。在孟子的社会观中，社会是人伦自发形成的，冯老在这里类比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说法。如果社会中行仁之人为统治者，那便是“王道”，而相反如果靠武力治理社会，那便是“霸道”，由此发展出“民贵论”。在此理论下，所有“圣人”都有成“王”的潜质，这便是“内圣外王”。
根据孔子的“天命”理论，孟子认为“知天”才能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时人不再是社会的公民，而是“天民”。而要想达到“天民”，孟子又引入了“浩然之气”的概念，这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抽象概念，冯老把“气”理解为一种类似“士气”的东西，“浩然之气”便是大士气（great morale）。而要想养“气”，共有两种手段“知道”和“集义”，分别对应着前面的天命和行仁两大观念。

（八）名家-1
这个看似昙花一现的流派，却实际地对先秦各家的后期发展产生了影响。楼主甚至觉得它很可能引导了中哲的一次转向，只是这种转向与西哲的本体论转向似有相同又似有不同。
你可以看到，在名家这里，主客体也开始了第一次的二分。只是这种二分并没有像西哲一样持续下去，转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执，最后形成认识论。而是被道家吸纳并发展，达成了一种超道德层面的统一，这种统一深深地瓦解了儒墨二家所一直坚守的常识。也是作为回应，一场知识论层面的深化和系统化开始进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让我们回到名家发展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