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你凭着全省前0.05%的分数，挤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报道那天，北京的天透着热浪，你拉着行李箱穿过求是园，看见逸夫楼上“法者，天下之程式也”的横幅，心里想着要做像罗翔一样的法学大家。
20岁，在明德法学楼的天台，背着《刑法学讲义》，你一边啃冷掉的麻辣香锅，一边盯着手机上最高法实习生的招聘简章，决心考上人大法硕直博，进最高检。
22岁保研失败，你跌坐在宿舍床上，看着身边的室友收拾去北大、清华交流的行李。你刷到河北一个县政法委的公务员岗位，一咬牙点了报名，后来把体检报告夹进了报名表的塑料文件袋里。
25岁在基层法院审理着一桩又一桩离婚案，凌晨三点写完判决书，背后是法官助理挪开的折叠床和泡面桶。你点开朋友圈，看到当年辩论队的队友已经在中伦所做尽调，你合上电脑，只盯着“调解成功率”那一栏的数字发呆。
28岁参加校友返校日，图书馆门前铺了红毯，当年隔壁班的“法学才女”从奔驰车下来，身边是她律所合伙人的丈夫。你低头看见自己裤脚蹭着档案馆灰尘，手上是刚签完的调解协议。
30岁相亲，遇到人大新闻学院的女生，她说还记得你当年在百讲外面等她下完社团活动。你笑说记得她做新闻伦理课题时，被你借去了一本《法律与文学》。婚礼前夜，你和室友在农园地下吃炸酱面，他们说：“我们这届想进政法系统的，就你还在基层。”你抬头看着天花板上晃动的白炽灯，忽然想起实习时在农村法治宣传站背法条的夏夜，满身是蚊子包。
35岁孩子出生，你抱着卷宗从法院赶到北大医院，护士说“这孩子哭得像原被告吵架似的”，你苦笑，半夜在医院食堂填财产清单，发现刚结的一个拆迁案律师费，刚好够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
40岁机构改革，你拿着调岗通知站在人大西门，看到老校长纪念碑边有学生在拍毕业照。你想起当年《比较宪法》课上，举手问过老师：“法学的尽头到底是自由，还是秩序？”那年你还想当一名宪法学者。
45岁，孩子说想考人大法学院，你在月坛公园边的小餐馆攒着盘缠。他说：“北大法学院其实也不错，听说宿舍条件比人大新校区好。”你笑着点头，摸了摸钱包里那张泛黄的“优秀本科生干部”证书。
50岁你挤进通州法院新办公楼，看到走廊挂着“智慧法庭建设先进单位”的锦旗。你指着一台智能语音转写设备跟实习生说：“我当年卷完纸质卷宗都得骑车送到隔壁庭。”实习生问：“为什么没去做律师？”你没说话，只点了根烟，烟灰掉在法警送的“优秀法官纪念杯”上。
60岁，送孙子进人大附小，走到明德主楼前，看到法学院门口新装的“AI法律诊断系统”。你摸着老花镜笑着说：“爷爷当年靠背《民法总则》打赢了高空抛物的第一案”，孙子却指着教学楼：“我以后要做法律编程师。”
70岁校庆那天，年轻讲师推你到明德法学楼新落成的“数字法治研究院”。你听见学生们讨论“算法正义与法律移植的问题”，缓缓伸手摸向口袋，却发现硝酸甘油片化得一塌糊涂。
走马灯里，十八岁的你正穿过红二楼与北垣之间的柏油路，书包里塞着罗翔的《刑法学讲义》和大一下学期的民法分则考卷。你想起第一次在明理楼门前举手发言，说“要让法治成为国家的信仰”。那时你不知道，这场理想的长跑，会穿过高墙下的夜审值班，穿过政策洪流下的调岗告别，最终停在东单立交桥边，一家法律援助中心的老旧档案室里。当心电监护仪归零时，窗外飘来少年们的声音：“人大今年法硕复试线又涨了4分！”你指尖动了动，最后的记忆，停在大三暑假，在贵州苗寨普法讲座的雨夜，你撑着伞走下山路，远处木楼上亮起橘色灯光，那是你心中最初的法治之光。
20岁，在明德法学楼的天台，背着《刑法学讲义》，你一边啃冷掉的麻辣香锅，一边盯着手机上最高法实习生的招聘简章，决心考上人大法硕直博，进最高检。
22岁保研失败，你跌坐在宿舍床上，看着身边的室友收拾去北大、清华交流的行李。你刷到河北一个县政法委的公务员岗位，一咬牙点了报名，后来把体检报告夹进了报名表的塑料文件袋里。
25岁在基层法院审理着一桩又一桩离婚案，凌晨三点写完判决书，背后是法官助理挪开的折叠床和泡面桶。你点开朋友圈，看到当年辩论队的队友已经在中伦所做尽调，你合上电脑，只盯着“调解成功率”那一栏的数字发呆。
28岁参加校友返校日，图书馆门前铺了红毯，当年隔壁班的“法学才女”从奔驰车下来，身边是她律所合伙人的丈夫。你低头看见自己裤脚蹭着档案馆灰尘，手上是刚签完的调解协议。
30岁相亲，遇到人大新闻学院的女生，她说还记得你当年在百讲外面等她下完社团活动。你笑说记得她做新闻伦理课题时，被你借去了一本《法律与文学》。婚礼前夜，你和室友在农园地下吃炸酱面，他们说：“我们这届想进政法系统的，就你还在基层。”你抬头看着天花板上晃动的白炽灯，忽然想起实习时在农村法治宣传站背法条的夏夜，满身是蚊子包。
35岁孩子出生，你抱着卷宗从法院赶到北大医院，护士说“这孩子哭得像原被告吵架似的”，你苦笑，半夜在医院食堂填财产清单，发现刚结的一个拆迁案律师费，刚好够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
40岁机构改革，你拿着调岗通知站在人大西门，看到老校长纪念碑边有学生在拍毕业照。你想起当年《比较宪法》课上，举手问过老师：“法学的尽头到底是自由，还是秩序？”那年你还想当一名宪法学者。
45岁，孩子说想考人大法学院，你在月坛公园边的小餐馆攒着盘缠。他说：“北大法学院其实也不错，听说宿舍条件比人大新校区好。”你笑着点头，摸了摸钱包里那张泛黄的“优秀本科生干部”证书。
50岁你挤进通州法院新办公楼，看到走廊挂着“智慧法庭建设先进单位”的锦旗。你指着一台智能语音转写设备跟实习生说：“我当年卷完纸质卷宗都得骑车送到隔壁庭。”实习生问：“为什么没去做律师？”你没说话，只点了根烟，烟灰掉在法警送的“优秀法官纪念杯”上。
60岁，送孙子进人大附小，走到明德主楼前，看到法学院门口新装的“AI法律诊断系统”。你摸着老花镜笑着说：“爷爷当年靠背《民法总则》打赢了高空抛物的第一案”，孙子却指着教学楼：“我以后要做法律编程师。”
70岁校庆那天，年轻讲师推你到明德法学楼新落成的“数字法治研究院”。你听见学生们讨论“算法正义与法律移植的问题”，缓缓伸手摸向口袋，却发现硝酸甘油片化得一塌糊涂。
走马灯里，十八岁的你正穿过红二楼与北垣之间的柏油路，书包里塞着罗翔的《刑法学讲义》和大一下学期的民法分则考卷。你想起第一次在明理楼门前举手发言，说“要让法治成为国家的信仰”。那时你不知道，这场理想的长跑，会穿过高墙下的夜审值班，穿过政策洪流下的调岗告别，最终停在东单立交桥边，一家法律援助中心的老旧档案室里。当心电监护仪归零时，窗外飘来少年们的声音：“人大今年法硕复试线又涨了4分！”你指尖动了动，最后的记忆，停在大三暑假，在贵州苗寨普法讲座的雨夜，你撑着伞走下山路，远处木楼上亮起橘色灯光，那是你心中最初的法治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