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阳已故书法家童韻樵书何绍基草堂名联《锦水风光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这副由四川绵阳书法家童韻樵先生挥毫书写的对联，其文辞精髓源自清代大儒何绍基为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所撰的传世名联。童先生所书版本，将原联中的“春风”易为“风光”，更显开阔气象，然其精神内核与艺术魅力，皆深深植根于何绍基的原作及其背后厚重的文化积淀。一、 名联诞生：何绍基的深情与风骨1. 背景溯源：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初六，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结束南充（果州）公务，返程成都。这位集诗人、学者、书法家于一身的文坛巨擘，对诗圣杜甫怀有深切的景仰。他特意选择在城外留宿一宵，待到翌日——正月初七“人日”这天，才庄重步入草堂。2. 联语深意：上联“锦水风光公占却”：“锦水”即浣花溪，“公”尊指杜甫。此句饱含敬仰：杜甫以其不朽诗篇，不仅占尽（“占却”）了锦江畔的秀美风光，更将这片山水提升到了永恒的文化和精神高度。风光因诗圣而名，诗魂与山水永驻。下联“草堂人日我归来”：点明时间（人日）与行为（归来）。一个“我”字，是作为后来者的何绍基的自我定位；“归来”则非寻常归途，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朝圣。在人日这个蕴含人文关怀的特殊日子，他怀着对杜甫的无限追思与心灵共鸣，如同归家般来到草堂。3. 情感内核：对联以“我”对“公”，以“归来”应“占却”，形成跨越千年的对话。它不仅是对杜甫诗歌成就和草堂生活的赞美，更深层次地表达了何绍基对杜甫崇高人格、忧国情怀及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无限敬仰与自觉传承。4. 艺术与影响： 何绍基此联，用典精切（人日与杜甫、草堂的典故），情景交融，对仗工稳而意境深远。加之他作为一代书法宗师，亲笔题写，古朴雄浑的墨宝与精妙联文相得益彰。此联甫一问世，便轰动蓉城，其艺术魅力与文化感召力立竿见影——竟将成都民众传统的正月初二（狗日）游草堂习俗，移风易俗般地改为了“人日”游草堂，并相沿成习，蔚为壮观（如民国时期记载的盛况），最终成为成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992年正式恢复并列入省级非遗）。此乃“名贤风流，一举措间，乃有关风气如此”的生动写照。刘孟伉先生诗赞“一联故事成千古”，实非虚言。二、 何绍基其人：诗书双绝，性情真挚诗名与主张： 何绍基虽书名极盛，但其诗学造诣同样深厚，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健将。他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强调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其诗作“宗李、杜、韩、苏诸大家”，随境触发，真挚动人。如“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既显其描绘山川之能，又深蕴对世道人心的哲思。他为草堂撰联，正是其“直抒性情”、“人与文一”主张的完美实践。生平与心境：何绍基为官耿直，曾因言事遭贬，后远离宦海，周游四方，以翰墨著述自娱。晚年归隐长沙，与名流唱和。这种经历使他更能深刻体会杜甫漂泊忧国的心境。当他以“倦游”之身，选择人日“归来”草堂时，其中蕴含的不仅是对前贤的追慕，或许也寄托着自身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与安顿。其书写此联时的心境，必是庄重而充满情感的共鸣。三、 童韻樵书写：翰墨传承，再现风流。书法家童韻樵先生选择书写此联，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1. 传承经典：何绍基原联是草堂的魂魄所系，是成都文化记忆的重要符号。童韻樵先生以书法艺术的形式重新呈现此联，是对这一经典文本与其中蕴含的杜甫精神、何绍基风骨的自觉传承与致敬。2. 融入新意：将“春风”改为“风光”，虽是一字之易，却拓宽了意象的包容性，更强调杜甫所“占却”的是锦水整体的人文与自然风貌。童先生的书风（尽管具体风格未详述，但作为书写此联的书法家，必有功力）在再现何绍基原联精神气韵的同时，也必然融入了他个人的笔墨理解和时代气息。3









. 精神共鸣：作为书写者，童韻樵先生提笔挥毫时，想必也如当年何绍基一样，心怀对诗圣的崇敬，对何绍基才情与风骨的追慕。笔下的每一划，不仅是对文字的再现，更是对那份“归来”草堂、亲近诗圣的虔诚心意和传承文脉的责任感的表达。
结语：童韻樵先生所书的“锦水风光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其价值远超一副精美的书法作品。它是三重精神的结晶：杜甫精神： 诗圣的伟大人格、诗歌成就及其与草堂、锦水的不解之缘。何绍基情怀： 一代宗师对前贤的深情追慕、其“直抒性情”的诗学主张、促成“人日”民俗的卓然风骨。童韻樵传承： 后世书法家以笔墨为载体，对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瑰宝的珍视、再现与传递。这副悬挂（或曾悬挂/展示）的墨宝，无声地诉说着诗圣的永恒、先贤的雅韵与后来者的薪火相传。它提醒着我们，在每年人日，草堂的梅花清影里，回荡着的不只是游人的脚步，更是千年诗魂的召唤和一代代文心归来的回响。何绍基之功“功莫大焉”，而童韻樵之书，亦为延续这份风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