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曾论述自己的家世，称司马氏出于重黎。颛顼，夏，殷之际，重黎氏世序天地，自周宣王时，司马氏世典周史，至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公。这一家子历代执掌正史的编纂。
《史记》（按《史记》本称《太史公书》，东汉桓帝时才称为《史记》延续到今天）作为横空出世的论著，对于先秦以来的学术为一大总结，而又突出了两司马的史学论旨。其写作目标可以说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透，其以《春秋》为榜样，阐明历史盛衰治乱，为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提出一套政治学说。所以《史记》不是单纯的史料，它里面有着司马氏的史学精神。
赵生群先生是新点校本《史记》的总主持人，其地位堪比旧点校本的顾颉刚。本书就是赵先生分门别类阐述《史记》的论著，名之为导论。其中涉及到《史记》成书过程，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内涵与体例，《史记》中所使用的文献，也就是史源学。《史记》中叙述的方法，不同体例的编纂原则等等。在我看来，本书实在就是研究“如何阅读《史记》”的论著。

《史记》为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所写（司马迁受腐刑而能忍辱负重，就在于要完成《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洋洋洒洒一百三十篇。这其中可以确定出自司马谈之手的有《孝文本纪》（尚没有正服封禅），《卫康叔世家》（赞中迁自言读《世家》），《刺客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此外《史记》有十篇有录无书（亡佚）。《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今本《史记》有褚少孙补《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武纪》抄自《封禅书》，其本名在《自序》中称为《今上本纪》（司马迁写的时候，武帝没死，不可能用谥号）四篇。《景纪》为后人追叙，《汉兴》称成帝谥号，也是成帝之后补的。《礼书》取自《荀子》，《乐书》取自《乐记》，《律书》与《自序》所言不合。这些内容属于后人补。
此外还有几篇出现续，司马迁的《史记》以太初为下限，超出太初的记载为后人续。褚少孙续的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六篇。在阅读时，应该注意到它们行文与司马迁原本《史记》有差异，这对于判断体例很重要。

虽然二十四史中其他家都延续《史记》的某些体例，比如本纪，列传，书，有的还有表。但是司马迁与其他人不同在于他的书，并不是迂腐的固定住体例。唐代刘知几曾经批评司马迁史书体例不严整，简单说把不是帝王的人物列入本纪（项羽，吕后，秦本纪），把不是诸侯的孔子，陈涉列入世家，把许多非官僚人物列入传记。刘知几之批，代表了迂腐儒家的正统观点。殊不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还没有这些后起观念。赵生群的这本书在分析司马迁之体例伟大方面是相当精彩的。
前文说过，迁之《史记》在于阐明历代政治得失，且《史记》是通史，非断代史。司马迁把他对于史学的本体思考融入了体例的设定上。本纪首先在于纲纪全书，其次在于考察王朝盛衰，发现历史变迁规律。帝王是否入本纪，端在于看他是否影响历史变迁。这就是为什么把不是皇帝的项羽放在本纪，因为项羽是灭秦的先驱，刘邦的汉王是他分封的，作为影响嬗代的人物，应该就是本纪。吕后是汉初惠帝，废帝，少帝时实际掌握权力的人，如果按照迂腐儒家的观点，女人不能以皇帝身份入本纪，把零散而不重要的三帝放在主体，那么就突出不了察盛衰的治史目的。

再说世家，赵生群正确指出，司马迁的世家，并不以是否是王侯为标准入传。《史记》中的世家的内涵是某种事业的继承有人。如果分类，在《史记》中如果世家指的是一人，那么作者是取传主对天下兴亡特别有影响的事件载入史册。孔子保存整理了古典学术，为后来历代所师法，他的影响就可以与春秋战国的诸侯王平级。陈涉是反秦第一人，历朝历代的赤眉宋江方腊都要受到他影响，陈涉虽然失败了，他绝对是一个失败的主角。司马迁能把他放入世家，可见其史学意识是多么高。
如果世家就一国而言，则根据王国侯国对于历史演进作用强弱入传。影响不强的比如春秋几百个国，就不可能全部入世家。赵生群在撰写《史记》体例分析部分的文章，特别选出历代腐儒认为不该选的篇章进行分析，进行解题，其对于《史记》背后的史学精神之掌握是很深的。

列传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史记》部分，我曾经多次阅读过《史记》中列传，其吸引我的原因在于，“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中各种人物。司马迁没有后世所谓正统观念，只把王侯将相载入史册。在《史记》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学者，刺客，方技，游侠，佞幸，倡优，占卜，商人这些被边缘人物，这些活成主角的边缘人，比帝王将相更加耀眼，司马迁为他们留下了文字，其史学意识超前于封建时代的中国。司马迁列传中的庶民百姓，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绝佳的范例。

以上三体总括为传记，表是司马迁创造的新体，在《史记》中十表的作用在于明晰年代，与丰富传记所没有载的事件，表是有机存在于《史记》文本之中的。书是司马迁选取影响历史的典章制度分门别类记载，《史记》书有八，分别是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其能注意到水利工程与经济对于国家之重要性，也不是腐儒可以比的。这些丰富的体系构成了《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广博。

史记的世界史性质
在史记之前，有记言的尚书，有编年的春秋，有记载世系的世本。但是唯独没有记载各个少数民族的专书，展开地图，秦赵楚燕无不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甚至它们也混有异族的血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个六个传记记载少数民族（分别是第五十匈奴，第五十三南越，第五十四东越，第五十五朝鲜，第五十六西南夷，第六十三大宛），涉及东南西北所有方位，占到总体传记文字将近十分之一。其记载异族民俗生产，人种外貌，政治地理都比较详尽，并且记载中国与外族的关系史，这就是世界史的格局。在司马迁之前无人做到，在司马迁之后被正史继承，而迁之客观记述，不带有儒家排斥蛮夷（这个词本身就是贬义）的心态，又不是后来者所能达到的。综上所述，史记拥有三个面向，断代史（班固的《汉书》在武帝之前部分的几乎直接抄《史记》）。通史（纵贯黄帝到武帝），世界史（兼顾少数民族史叙述，且比重不低，不是陪衬。何谓陪衬，比如三国志中把少数民族传放在最后，仅有一章）。

本书第七八两章，是叙述史记写法的，即司马迁如何把纷繁的史料融入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写作意图的《史记》中的。这两章是本书的精彩地段，其中提到许多方法，比如互见，以类相从，以事牵连，详变略渐，详近略远，对比，融论断于叙事，微文讥刺，感慨寄托等等。所占篇幅极大，这一部分对于研究史记文本极为有用。兹以互见和以事牵连为例说明之。

互见的定义是，传主的事迹分别见于不同传记，而又不重复的情况。司马迁运用互见方法非常多，从宏观看，史记的五体之间关系就是互见，本纪所记载的与其他诸体有关系，为了叙事清晰，在不同体之间有侧重。从微观看，篇与篇之间互见，太史公往往会说明“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之所以运用互见，是为了防止叙述重复，而又突出重点，为了贯彻作者的命意与文章主题。比如《魏公子列传》传中为了突出信陵君的礼贤下士，集中书写他与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人的交往。但信陵君并不是完人，比如魏齐与秦相范睢是仇人，受到秦国追逼逃到魏国，信陵君害怕得罪秦国，不敢接受他，后来侯嬴劝说，才驾车郊迎，魏齐一怒之下自刎。这个事件作为负面事件载入了史记中另一个传记《范睢蔡泽列传》，因为这个即可以显示信陵君本传的主题（礼贤下士），又做到没有隐瞒历史（秉笔直书，司马迁往往能做到对于他喜恶的人物客观评价），也兼顾了范蔡传的主题，信陵君在那个传里主要以秦魏关系史叙述，那么魏齐事件放在那里更加合适。

对于以事牵连的定义是，司马迁往往在一个传记中牵连与事情有关的几个人，一起叙述。最著名的例子是《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讲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篇首用合叙之法，叙述廉颇，蔺相如。然后是完璧归赵，渑池会，两人和好。其后写廉颇伐齐攻魏，蔺相如攻齐，赵奢攻秦，赵与蔺相如廉颇同位。继写廉颇将兵而赵括取代，长平之战，燕乘机攻赵，廉颇大败燕军，封侯将相，以李牧为将。因为从一个事件看，这些人是联系一体的，如果僵硬固执于人传，只写廉颇蔺相如，会割裂事件。这样写叙述更清晰，然后也可以减少传数量，有些人的史料太少，不适合单独立传。司马迁会选择以事牵连处理。附传也是这个原则下的产物。

《史记》除了创造纪传体，把人物放到历史中心地位，突显人之能动性外。在叙述方面还有另一大贡献，即赋予每一篇文章以“论赞”，通过这种固定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作者总结出《史记》中论赞的六个面相。（1）论述历史盛衰得失，比如在《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中引用《过秦论》，总结秦朝历史经验。在《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中肯定汉初黄老之术取得的成功。（2）评议人物事件，其中尤其注意到各个传主的人物性格，《商君列传》中商鞅之刻薄，《蒙恬列传》中蒙恬之苟合取容，《李将军列传》中李广之身正令行。（3）概括篇旨内容，这有似于后世的序言，按拉丁文中序言的本意就是影子的意思。《河渠书》的论赞点明作水利工程传的原因，《司马相如列传》的论赞阐述史料取舍的道理。（4）阐明作史之方法，比如《五帝本纪》中说到“择其言尤雅者”，《三代世表》提到“疑则传疑”。（5）补纪传之未及，《史记》中论赞多有记载正文未提到的事件，拥有丰富正文的作用。（6）纠正前人谬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周本纪》的论赞中考证“周居洛邑”的时间问题。司马迁确实是非常灵活的史学家，从他的论赞之多面相就可以窥探到。

本书中对于《史记》征引的史料，以及《史记》对于后世传记文学的影响也有专章讨论。在这里我讲一下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即《史记》的体例在后代正史中的继承问题。
史记常被人称为纪传体，它的本纪与列传被后代许多正史（二十六史）继承，这个自不待言。即使是世家也被通史性质的正史继承，比如《晋书》有载记，《新五代史》有世家。
书的体例，在班固时改名为志（也有称考的比如《新五代史》），其实后来的《通典》，《唐会要》两种编纂史料的方法都来自于史记的书。表被《汉书》，《新唐书》等所继承，发现到明末清初出现万斯同给历代补表这种专精于表的史学家。
在纪传体书写格式上，史记开创了每叙述一人，必先姓名字号，职官，爵号，谥号。在传记类别上，分专传，合传，附传，类传这些都被后代正史继承。

赵生群这本书初稿在1994年，当时叫《〈史记〉编纂学导论》，后来又增加许多内容形成中华书局本。本书最大贡献是梳理史记的体例，这个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阅读史记的问题。赵生群这本书写的不是新见迭出，比如像辛德勇那本校勘学史记那样。但研究体例需要梳理文章结构，属于四平八稳，不讨好的工作。想对史记文本进行研究的人，必须熟悉体例，导论是这方面写的比较准确的学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