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炀帝本纪》记载“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大业年间有两个名为五原的行政区，五原郡和盐川郡五原县。五原郡，郡治九原县，今五原县，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南部，地处河套平原腹地。盐川郡五原县即今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
五原是指五原郡的看法主要源于“出塞”两个字，认为“五原”必指边境地区。参考隋朝疆域图可知，五原郡的确位于北部边境。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排除盐川郡五原县的理由，因为五原县位于隔离东突厥部落与隋朝内地居民的防线旁边。
《隋书 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方传》记载“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原文中此处方位描述有误，应是西至黄河，东据绥州（大业中改为雕阴郡）才对。盐川郡正位于这条开皇初修建的长城沿线。
《隋书 列传第四十九 突厥传》记载“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开皇末年因为都蓝可汗经常侵扰启民可汗部落，因此隋朝政府将启民部众迁移到河套地区的黄河南部居住。随后在夏州（朔方郡）胜州（榆林郡）间挖掘长堑。长堑“东西据河”，应该是指西据无定河，东抵黄河。
开皇初年修建的从灵武到朔方的长城和开皇末挖掘的连接无定河和黄河的长堑构成了内附的东突厥部众和隋朝内地居民的边界。而盐川郡正位于这条防线沿线。五原郡也没有隋朝时期修筑长城的记录。因此“出塞巡长城”最有可能发生在五原县。

从五原县出塞后，杨广一行大概是沿隋文帝时期修建的这条防线巡幸至榆林郡。《隋书 列传第二十四 杨暕传》记载“其后从帝幸榆林，暕督后军步骑五万，恒与帝相去数十里而舍。会帝于汾阳宫大猎，诏暕以千骑入围……”，综合分析杨广大业年间的行程以及杨暕传记内容，上述记载只有可能发生在大业四年。说明杨广巡幸榆林郡后又去了汾阳宫。此外杨广长姐杨丽华外孙女李静训于大业四年六月一日死于汾阳宫也佐证了这一点。（《隋左光禄大夫歧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并序》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遇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
《旧唐书丘和传》记载“属炀帝北巡过代州，和献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而宇文述又盛称之，乃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令杨廓至博陵观和为式。及驾至博陵，和上食又丰，帝益称之”。按文中记载，大业年间某次北巡，杨广先到了代州（雁门郡），后来到朔州（马邑郡），最后又来到了博陵郡。首先可以确定包含上述地区的北巡只有大业四年这一次，其次根据炀帝先到雁门郡，后到马邑郡这一点可以确定隋炀帝是沿汾水由南而北到达汾阳宫。因为如果是自北向南经楼烦关去汾阳宫，那么必定是先到马邑郡。
《隋书炀帝本纪》记载“（大业四年）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新设楼烦郡包含了原属离石郡的汾源县（后改为静乐），临泉县和原属雁门郡的秀荣县。临泉原名蔚汾，该县西临黄河，正位于黄河与蔚汾河的交汇处。巡幸队伍东渡黄河的登陆地点大概就在临泉县。巡幸队伍沿蔚汾河继续东行。丘和传中记载杨广北巡经过雁门郡，所到之处应该就是秀荣县。汾源县正处于从临泉到秀荣的路线中间。行政区划的调整大概就处于这段旅途中。杨广最爱的避暑胜地汾阳宫以及西北方的楼烦关都属于楼烦郡管辖。
离开秀荣县后隋炀帝一行北上汾阳宫避暑。

《隋书 志第十七 五行志上》记载“大业四年，燕、代缘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帝亲巡塞表，百姓失业，道殣相望。”隋炀帝在汾阳宫度夏后，继续东巡视察燕代边境诸郡。
根据《旧唐书丘和传》记载，随行的马邑郡太守杨廓在博陵郡观摩了原雁门太守，新任博陵郡守丘和如何组织调度郡内资源，以周全的招待出巡队伍。《隋书 炀帝本纪》记载“八月辛酉，亲祠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以上两条史料说明巡幸路线经过了博陵郡和恒山郡。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朝之前，北岳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位于山西省北部的恒山，而是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的大茂山，当时属恒山郡滋阳县。
《隋书 炀帝本纪》记载“（大业三年）五月…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杨广大业三年本打算巡视山东河北地区，因故未能成行。当年他下令开凿的这条驰道应该就是为了方便车驾来往于太行山东西两侧。祭祀恒岳后，车驾大概就是沿着去年五月开凿的太行山驰道来到并州而后南下返回东都。

《隋书 列传第四十九 突厥传》记载“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
对于“东西拒河”上文理解有误。“河”在中国古代专门指的就是黄河，因此“东西拒河”描述的是“启民畜牧之地”的范围，并不是指开皇末期发掘长堑的范围。不过这仍然说明了开皇初年修建的长城和末年挖掘的长堑连接起来“东西拒河”，隔离了启民部众和隋朝内地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