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先秦讲到隋唐，简称“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为作者1983年7月前写完。因为当年9月杨宽要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题目有关各国古代都城史的，杨宽是秦汉史研究大家，在中日学术界都享誉盛名。他的讲稿就是根据本书上编10万多字缩写的，后来1987年出版了上编的日文版。杨宽在复旦大学的学生高木智见翻译，书前的序言则是日本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西嶋定生写的。下编则是从北宋写到明清，简称“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大体说，中国古代都城，以唐宋为分界线，从封闭式转换到开放式，这与北宋以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不开，可以说杨宽的论点带有“唐宋变革论”的倾向。杨宽的书，注重史料与考古平衡。在史料上有着老一代训诂古籍的坚实基础，又不忽略20世纪的考古学资料。所以他的书，往往写的很稳，其创见可以经得起考验。本篇文章将要论述一下杨宽的一些精彩观点，以备都城史研究之用。

杨宽在商代部分，分析“大邑商”（王畿）的郊野制度比较精彩，这部分可以横向参考他在《古史新探》（2024年我写过这本书的书评）中的“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西周的乡遂与别都均延续自商代。
邑外是郊，郊外是野，野外是牧。以郊为分界线，郊以内是国人，其外是野人。并且纠正了今本《尔雅》的一处错误。
在郊野制度下，商代有许多别都，屯驻大量军队。比如商末的牧，牧野指的是牧邑的野，此地就是朝歌，后来是春秋时卫的都城。杨宽还认为考古发掘的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的别都，也就是《史记·管蔡世家》中封管叔之地，在《墨子》中称关，在商周金文中作阑，管为后起字，为阑的借字。春秋战国时的别都可以追溯到商代。
西周时在洛阳修建的成周王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里程碑，它所确立的小城连大郭的格局被后代延续。区别在于以东汉为分界线，春秋战国西汉采用了西城东郭，坐西朝东的布局。比如齐国临淄故城，小城在大郭的西南角，宫殿基址位于小城之中，其中东门与北门设置有门阙。郑国与韩国的新郑故城，小城位于大郭的西北，宫殿与贵族居住区在小城之中。小城东门为正门，手工业区与居民区在东门之东的郭区。晋国的新田都城，品字形小城组合位于城郭的西部。秦都雍城，宫殿，宗庙在城内西南地区，秦公陵园也在西南。此外赵国邯郸与魏国安邑也是如此。春秋战国不采用西城东郭的例外是以蛮夷自居的楚国郢，以及燕下都。

作者在第九章与第十章，分别讨论西城东郭最典型的两个例子，秦都咸阳与西汉长安。秦都部分写的一般，因为作者是通过史料记载成都为小咸阳之称，来逆推秦都咸阳的建制。另外通过秦始皇陵来推测咸阳，作者认为当时地下陵墓构造仿造地上都城建造，这个结论现在比较可靠，但由于咸阳已经被向北移动的渭水冲没，与其他先秦城址有考古学资料证明不同，秦都咸阳的研究终究以史料为主，不太牢靠。
而西汉长安则有着完整的发掘，所以作者在西汉长安部分写的精彩。杨宽确定长安城为内城性质，其西南的长乐宫与未央宫的布局也是坐西朝东。其对内城的建筑性质与功能之研究，基本是正确的。这一章精彩之处在于作者考证长安的东门宣平门与北门横门之外为长安主要郭区，跨越渭水的横桥与跨越昆明池漕渠之外是长安的郭门。掌管市的长官则居住在旗亭中，这些旗亭与市的结构图已经被出土的汉画像砖证明。
如果说西汉长安是坐西朝东，那么从东汉洛阳城开始，我国都城转变成坐北朝南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中的宫殿采用南北排列，分为南宫与北宫。以南面的平城门为正门，从官制上看，洛阳十二门，只有平城门是卫尉管理，其他门则是城门校尉管理，卫尉要高于城门校尉。西汉与东汉在朝会进入方向上也不同，前者从东阙进入，后者从南门进入。

虽然两汉都城朝向不同，但是西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都是宫城性质的内城，即宫殿群面积占主要，很少有地方留给普通居民。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只是在原有布局上扩建宫殿，比如魏明帝在崇德殿基础上建造太极殿，在北宫以北修芳林园，在城的西北角修建金墉城。西晋承袭曹魏，无所大的变化。直到北魏时期，洛阳城才再次从布局上发生变化。北魏洛阳城省去南宫，在北宫基础上建造宫城。以东墙北门建春门与西墙北门阊阖门连接的大街，将宫城分成南北两部分，日常朝会在南半部的太极殿。北半部为寝宫。连接东西大道到南面的宣阳门为铜驼大街，其两侧为中央官署。实际上北魏是把东汉的北宫南门外的大街一直延伸穿过以前南宫地带到达宣阳门。东汉的官署位于南宫东南，而北魏是真正意义上坐北朝南中轴线布局。其建筑思想继承曹魏邺城，曹操将中央官署集中到宫南大街东西两侧。

因为汉魏洛阳城是坐北朝南，所以它的郭区也与坐西朝东的长安城不同。洛阳城的郭区在东西南，由于有《洛阳伽蓝记》的保存，我们知道在北魏时，整个城郭是320平方里，宫城54平方里，西郭边界就是张方沟，其上的桥梁张方桥正对阊阖门大街，是为西郭门，其前身作者认为是汉代的夕阳亭。建春门外七里跨越阳渠的七里桥，其东有东郭门。南门宣阳门外四里有跨越洛水的永桥，相当于南郭门。
隋唐长安继承北魏洛阳的城郭布局，将内城分成北面的宫城与南面的皇城，宫城以太极宫为主体，东面是太子的东宫，西面是宫女的掖亭宫。皇城则是中央官署所在地，排列在承天门街两侧。唐长安城在郭城布局上又较汉魏提升，即不再靠漕渠为城垣，而是有着四面城墙。这些城门是真正意义上的郭城门，其延伸出去的街道则将长安分成规则的“里坊市制”。唐代与秦汉以降一样，里坊市都是有围墙的。杨宽运用许多地志与笔记小说来研究这些里坊的名称与用途。在“封闭式的唐以前都城结构”中进一步论述唐代长安两市制度，与都城警卫治安措施。

从大的时间段看，东汉之前的都城以坐西朝东为主，东汉以后到明清以坐北朝南为主。杨宽在本书中“都城布局的变化和礼制的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坐西朝东来自于古代礼制，宗族中以西南方向为长辈的居住之处。比如《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解释奥即西南方向的意思。《仪礼》中记载卿大夫祭祀祖庙时，将“筵”设置在庙的西南方。虽然庙堂与殿堂的建筑本身是朝南的，但是里面的坐席是向东的。东西向主导的是宗族内部的长幼顺序，在先秦西汉，皇权尚没有取代宗族权，为了维护宗法制度，都城的布局都是坐西朝东，正门在东门，比如西汉长安的宣平门。

最早从战国开始，礼崩乐坏，皇权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作者重点探讨了大朝会对于皇权彰显之作用。与此形成对比春秋时是在宗庙中举行告朔，听朔仪式，朝廷从来没有宗庙重要。但是战国之后，皇权不断加强，许多重大仪式转移到朝廷举行。每年元旦大臣去朝廷朝见国君成为重要仪式，到东汉更是地方的官员，比如上计吏都参加朝会。那么坐北朝南与南向的建筑就更加彰显帝王威仪。秦汉皇权的确定，从礼制上说是抛开贵族制的宗族，那么它在都城布局上有会显示出礼制的影响。

唐宋之际，是我国都城制度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其转变突出在两个方面，（1）后周世宗在显德二年（955年）在原有唐代汴州城的外围又修筑外城，此外城门就是典型的郭城门，在五代之前，郭城门往往以漕渠桥梁或外郭亭的形式显现。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城，只有一重或二重城（用许宏的书名叫《大都无城》城指的是郭城）。但是元明清是典型的三重城，这个三重城可以追溯到后周的东京汴梁，北宋继承后周的都城格局。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北宋的外郭门的名字与交通方向上临近县名一样，比如陈州门（通往陈州），曹门（通往曹州），封丘门（通往封丘），万胜门（通往万神镇）。而宫城与皇城的名字，一般不具有交通意义，而是吉祥寓意，比如望春门，朱雀门。这说明在五代北宋，郭城门的具象化（三重城的出现），以及交通，尤其是水上运输的重要性提高。这背后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达。导致五代北宋开始中国都城的第二个特点，（2）即唐以及唐之前历代的“里坊市”的封闭结构的终结。替代的是街巷制，所谓街巷制指的是，户门可以对街开放，允许占有街道的一部分面积用来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学术界对于街巷制的起源时间，有不同看法，著名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在北宋末。而杨宽通过史料研究认为在后周世宗时期，并且杨宽认为街巷制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

后周世宗的另一个贡献是，允许临街的邸店楼阁采用斗拱与藻井的建筑形式，这样相当于承认可以建造大型建筑沿着街道与河流。东京有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东北的五丈河，西北的金水河，中部的汴河，南部的蔡河，使得东京的漕运比之前任何朝代都要发达。在交通要道又形成集市即瓦子，《东京梦华录》中有专章叫《京瓦伎艺》讲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比如小说，说书，杂剧，傀儡戏，影戏等等。唐代那种宵禁制度在宋代是看不到的，因为宋代的经济高度发达，以至于城市的结构功能都在变化。本书作者在研究宋代市民生活上，用了特别多的篇幅，因为传世文献（以地志，笔记小说为主）提供大量资料。像东京有哪些街，有哪些行市，有什么节日，有什么文化活动，都写的非常细致具体。这本书是贯穿中国五千年的，但是两宋部分写的最多，就一点也不奇怪。其实你看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那套历代笔记小说，宋元是最厚的，这些都是民俗学资料。显示出宋代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宋代是近代中国的开始，之后朝代无论在三重城市的结构上，还是开放街巷制上都继承五代北宋。

辽金与两宋同时，都纷纷开始汉化。在都城建造上，辽上京临潢府正南街把城区分成左右两县（临潢，长泰），这种布局是沿用唐长安城。辽中京大定府的布局则仿照汴梁，采用三重城构造。皇城南门阳德门外大街的“市廊”则仿造北宋的布局。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早已溢出北宋，在整个北方地区，也为了适应居民生活发展出开放式市的制度。金中都大兴府的文楼（钟楼）与武楼（鼓楼）在皇城南门西东设计，是延续唐代在宫城南门设置钟鼓楼的制度，后来金于汴京州桥北设置钟鼓楼，此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可以看到辽金在某些都城（并不是全部）仿造汉人的风格，其在中国都城制度近代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是辽金史料较少，就是关于都城的文字，也以两宋外交使臣的行程录为主，其他的则是考古学发掘的资料，所以在本书中所占分量最轻。

元大都是本书最后一章，即元明清都城部分篇幅做多的。因为元大都是明清北京城的前身，原是金中都东北离宫大宁宫地带，忽必烈命令刘秉忠设计元大都时，选择这里而不是金中都重新建设，是看好此处开阔地形，以及方便漕运（后来有通惠河与金水河的开凿，功能与北宋的汴河一样）。都城布局与临安一样，坐南朝北三重城。元大都首创，建立中心台作为全城中心点，然后确定中轴线的制度。在城市的中部（万宁桥）设置钟鼓楼，这是延续北宋南宋的传统。作者按照三重城布局从外往里，介绍城门，桥梁，主要宫殿建筑。其次是中央官署（和两宋设置御街于两侧对称排列不同，元大都的中央官署是分散的，主要在外城东南，中部），然后介绍祭祀礼制建筑的方位，社稷在和义门以内靠南，太庙在齐化门以内靠北。基本延续左社右庙的制度，原庙相当于蒙古帝王皇后的陵寝，蒙古与汉不同，不注重修地下陵墓，而以原庙祭祀，且不同帝王皇后有不同的原庙，所以元大都城中有许多原庙，作者都进行方位考证。最后是叙述元大都街巷坊市的布局，其中北部平行胡同的设计考虑看华北气候条件，现在元大都勘探都是北部胡同有规律可寻，南部明代延伸部分则比较杂乱。对于坊名方位的考证以及主要市的介绍与两宋部分的写法一样，盖宋代以后的经济已经逐渐接近我们今天的样子，许多市的设置都是同样道理。

元大都的中点万宁桥，现在对元大都的研究，许多都是以万宁桥为中心进行勘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