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中环天星码头明信片上工整地贴着1998年天星小轮百周年纪念邮票，是擅写意识流的小说家刘以鬯之心头好，刘的遗孀罗佩云翻开这尘封在透明护邮袋的记忆，向记者娓娓道来刘以鬯集邮、写作，以及与她的爱情故事。「他（刘以鬯）有两样东西从小到大没变过，一是文学，二是（收藏）邮票。」
集邮与写作：只为纪念 不为投资
刘以鬯于1971至1973年在《明报晚报》刊载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邮票》，故事主角岑恕爱集邮，并立志要收藏「慈寿纪念票」和「慈寿加盖暂作洋银票」成专集。读到书中「慈寿」、「石印蟠龙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四方连」种种专有名词，便知刘以鬯集邮不是玩玩吓，才能写出如此具体的术语，难免让读者产生刘在写自己的错觉。罗佩云认同刘以鬯笔下的角色或多或少渗入其个人色彩，「他的小说例如《对倒》和《酒徒》一定多少有他自己（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是写不出来的，对吧？」话音刚落，她连忙补充：「（文章）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不会完全一样，就像写《酒徒》，他其实从来都不喝酒，真的一滴也不喝！我叫他试试也不肯。」
不过集邮这回事确实以不同形式渗透在刘以鬯的作品中。以《对倒》为例，刘以鬯在1972年伦敦吉本斯公司的华邮拍卖会上投得「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心生用「对倒」形式写小说的念头——「对倒」原是邮学名词，译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两枚对连但上下颠倒的邮票。从刘以鬯的文字能感受到收藏邮票并不简单，「邮票的学问很深」，罗佩云说她也学不会，只是一直看着刘以鬯东买买西买买，才略懂皮毛，知道一点行情，譬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大家当年估计1997年的英国邮票会很值钱，打算囤积居奇，结果却「送给人也没人要，亏大了」。
集邮手稿：收集作家纪念邮票 亲撰简介
刘以鬯的收藏之多，罗佩云要整理也是忙不过来，「这么多东西放在哪里，我不是很清楚」。刘以鬯有份装在胶盒里的集邮手稿，收藏了不少文学作家的邮票，更有刘以鬯手写的作家简介及其作品点评。但此手稿一直淹没在书海，「垫在一叠书的书底」。直到来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林方伟来港，到罗佩云家中看刘的作品才发现，问罗佩云：「刘太，为什么这些手稿不出书？」刚好本事出版社创办人林道群想出版刘以鬯的著作，「他说这手稿很特别」。罗佩云便借此将刘以鬯的集邮手稿公之于世。
那一张张的活页小格原稿纸，上面贴著作家肖像的邮票，邮票上方写著作家名字，下方则是作家简介。其中小说家约哥夫．伊根约托维奇（Jakov Ignjatović）的1975年南斯拉夫肖像邮票，刘以鬯留下如此评价：「首先写都市生活，所用语言十分粗糙，不够洗炼，也不加润色。有人认他是巴尔扎克的追随者，但他的小说充满巧合。不过，在塑造人物方面很有成就，特别是18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Milan Navandžić与187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Vasa Rešpekt。」
刘以鬯素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见称，但他并非所有著作都用上意识流，像是《香港居》写1960年代的居住环境，道出那一代人找房子、租屋和搬屋的困难和无奈，「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刘生旧时的小说，因为他们领略不到旧时香港的环境是怎样」，罗佩云说。罗续说刘以鬯常书写香港，喜欢天星码头的钟楼、电车和巴士等香港特色，「他最喜欢天星小轮」。天星码头拆了又改好几次，至今已是第四代。
罗佩云缓缓拿起那张她特意带给记者观赏的中环第二代天星码头明信片，码头上盖用钢铁建造，并采用了维多利亚式建筑，原址取代以木结构建成的第一代码头，码头后方则是皇后行、圣佐治行和英皇行。罗佩云依稀记得那时的天星码头靠近马路，附近有许多报纸摊，「也好像有间邮政局」，她与刘以鬯有时会搭船约会。
明信片右上角的邮票里，一艘绿白双间的天星小轮格外醒目，这张1998年的邮票是特别为纪念天星小轮百周年而发行，罗佩云已忘了刘生从何处购入。刘以鬯不少邮票收藏早已卖掉，又或转交中大图书馆，唯有这天星小轮邮票犹在。27年过去，邮票看上去依然簇新，没丁点泛黄，因为它套上了护邮袋，「所有邮票都要套护邮袋，邮票没法打理，既不可以被太阳光晒到，又不可以有手指印，千万不要经常拿出来」，不然发霉烂掉就失去价值。「所有邮票都是难储的。」一是要储齐完整系列的邮票成专集很难，二是护理邮票也不容易。
没有邮票，刘以鬯也无法寄信给罗佩云。话说1956年，21岁的罗佩云随歌舞团到新加坡表演，与38岁的刘以鬯在狮城相知相恋。随后二人订婚，那时刘以鬯早已拥有新加坡籍，香港身分证已失效，罗佩云遂于1957年先行回港，「我要回来找担保人，帮他申请来港旅行，之后再申请居留」。他们分隔两地一个多月，每日寄信给彼此，「有无嘢讲都每日一封信」，罗想到这里，收到信件的那份悸动和思念仍甜在心头。当年的新加坡红灯码头附近是邮政总局，刘以鬯在信中告诉罗佩云，他站在邮局写信给她，那么他写完便可立即投递，让罗佩云早点收到信。
集邮与写作：只为纪念 不为投资
刘以鬯于1971至1973年在《明报晚报》刊载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邮票》，故事主角岑恕爱集邮，并立志要收藏「慈寿纪念票」和「慈寿加盖暂作洋银票」成专集。读到书中「慈寿」、「石印蟠龙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四方连」种种专有名词，便知刘以鬯集邮不是玩玩吓，才能写出如此具体的术语，难免让读者产生刘在写自己的错觉。罗佩云认同刘以鬯笔下的角色或多或少渗入其个人色彩，「他的小说例如《对倒》和《酒徒》一定多少有他自己（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是写不出来的，对吧？」话音刚落，她连忙补充：「（文章）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不会完全一样，就像写《酒徒》，他其实从来都不喝酒，真的一滴也不喝！我叫他试试也不肯。」
不过集邮这回事确实以不同形式渗透在刘以鬯的作品中。以《对倒》为例，刘以鬯在1972年伦敦吉本斯公司的华邮拍卖会上投得「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心生用「对倒」形式写小说的念头——「对倒」原是邮学名词，译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两枚对连但上下颠倒的邮票。从刘以鬯的文字能感受到收藏邮票并不简单，「邮票的学问很深」，罗佩云说她也学不会，只是一直看着刘以鬯东买买西买买，才略懂皮毛，知道一点行情，譬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大家当年估计1997年的英国邮票会很值钱，打算囤积居奇，结果却「送给人也没人要，亏大了」。
集邮手稿：收集作家纪念邮票 亲撰简介
刘以鬯的收藏之多，罗佩云要整理也是忙不过来，「这么多东西放在哪里，我不是很清楚」。刘以鬯有份装在胶盒里的集邮手稿，收藏了不少文学作家的邮票，更有刘以鬯手写的作家简介及其作品点评。但此手稿一直淹没在书海，「垫在一叠书的书底」。直到来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林方伟来港，到罗佩云家中看刘的作品才发现，问罗佩云：「刘太，为什么这些手稿不出书？」刚好本事出版社创办人林道群想出版刘以鬯的著作，「他说这手稿很特别」。罗佩云便借此将刘以鬯的集邮手稿公之于世。
那一张张的活页小格原稿纸，上面贴著作家肖像的邮票，邮票上方写著作家名字，下方则是作家简介。其中小说家约哥夫．伊根约托维奇（Jakov Ignjatović）的1975年南斯拉夫肖像邮票，刘以鬯留下如此评价：「首先写都市生活，所用语言十分粗糙，不够洗炼，也不加润色。有人认他是巴尔扎克的追随者，但他的小说充满巧合。不过，在塑造人物方面很有成就，特别是18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Milan Navandžić与187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Vasa Rešpekt。」
刘以鬯素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见称，但他并非所有著作都用上意识流，像是《香港居》写1960年代的居住环境，道出那一代人找房子、租屋和搬屋的困难和无奈，「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刘生旧时的小说，因为他们领略不到旧时香港的环境是怎样」，罗佩云说。罗续说刘以鬯常书写香港，喜欢天星码头的钟楼、电车和巴士等香港特色，「他最喜欢天星小轮」。天星码头拆了又改好几次，至今已是第四代。
罗佩云缓缓拿起那张她特意带给记者观赏的中环第二代天星码头明信片，码头上盖用钢铁建造，并采用了维多利亚式建筑，原址取代以木结构建成的第一代码头，码头后方则是皇后行、圣佐治行和英皇行。罗佩云依稀记得那时的天星码头靠近马路，附近有许多报纸摊，「也好像有间邮政局」，她与刘以鬯有时会搭船约会。
明信片右上角的邮票里，一艘绿白双间的天星小轮格外醒目，这张1998年的邮票是特别为纪念天星小轮百周年而发行，罗佩云已忘了刘生从何处购入。刘以鬯不少邮票收藏早已卖掉，又或转交中大图书馆，唯有这天星小轮邮票犹在。27年过去，邮票看上去依然簇新，没丁点泛黄，因为它套上了护邮袋，「所有邮票都要套护邮袋，邮票没法打理，既不可以被太阳光晒到，又不可以有手指印，千万不要经常拿出来」，不然发霉烂掉就失去价值。「所有邮票都是难储的。」一是要储齐完整系列的邮票成专集很难，二是护理邮票也不容易。
没有邮票，刘以鬯也无法寄信给罗佩云。话说1956年，21岁的罗佩云随歌舞团到新加坡表演，与38岁的刘以鬯在狮城相知相恋。随后二人订婚，那时刘以鬯早已拥有新加坡籍，香港身分证已失效，罗佩云遂于1957年先行回港，「我要回来找担保人，帮他申请来港旅行，之后再申请居留」。他们分隔两地一个多月，每日寄信给彼此，「有无嘢讲都每日一封信」，罗想到这里，收到信件的那份悸动和思念仍甜在心头。当年的新加坡红灯码头附近是邮政总局，刘以鬯在信中告诉罗佩云，他站在邮局写信给她，那么他写完便可立即投递，让罗佩云早点收到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