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在位仅29天的朱常洛因“红丸案”突然暴毙，继任者熹宗朱由校在其统治前期基本延续了其父支帑协济的妥协政策，以致外廷奏支内帑一度成为常态，正如天启二年（1622）九月首辅叶向高感言：“窃惟内帑借发已多，今频频请借，臣等亦厌之。”厌恶之语由请帑之人发出，足见外廷奏支内库的频繁程度。
支帑数额方面，天启三年二月熹宗谕兵部云：“朕嗣极以来，奴氛未靖，四方征调，国课几空，正饷之外发过内帑千百万，犹然告匮”。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亦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事实上，相对于此类支帑数额的描述性语言，万历、景泰、天启三朝实录文献保存了辽东之变以来大量外廷支帑事例的记载。

第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之变至天启七年（1627）的十年间，内库共计协济支银26453312两，年均约为2645331两，为内库金花银正额岁入的2.5倍，可见在正常岁入情况下内库白银已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状态。对此，天启六年六月吏部尚书王绍徽说道：“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内府积贮，年来给发将二千万，迄无销算清数，谁执其咎。”

第二，从内库各年支帑情况来看，自辽东之变到天启元年的四年间，内库支帑无论是频率还是总额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甚至天启元年达到岁支帑银千万余两的高峰，且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二年的三年间支帑数额约占十年支取总额的91.65%。天启二年以后，随着内库前期贮银的日渐消耗，支帑数额呈现急剧下降趋势。故天启三年二月，针对抚臣王三善以贵州军情危急请帑三十万的奏请，熹宗仅发帑十万协济，并强调“以后急需，不得专靠内帑”。可见熹宗对外廷不断请帑的反感。至于内库存贮，相对于光宗朝的“内帑山积”，天启后期由于长期协济消耗开始出现内库支用危机。天启五年（1625）四月，熹宗斥责工部等衙门营建缓慢时指出：“朕自御极以来，每念两门三殿，工程宏巨，费用浩繁。该部挪借术穷，内帑搜括殆尽，悠悠忽忽，何日吉成。” 熹宗的“内帑搜括殆尽”之语虽然值得商榷，但作为外臣首辅叶向高亦在天启四年七月的辞疏中云及：“国家财力半竭于边疆，往臣在政府，封疆无儆，计臣犹蹙额攒眉，国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仆寺可借。其后各藏俱空，专靠内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请帑金至六七百万，今内帑亦穷矣，而东西之役未休，额饷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犹苦不足。”可知叶向高的“今内帑亦穷”与天启后期内库协济急剧下降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第三，从内库协济流向来看，助饷、犒赏、助工三项是其主流，三者占据帑银协济的95.92%，其中助饷13871173两，若考虑犒赏中包含的赏军成分，其间内库实际军费支取的所占比重应不低于60%。
综上所述，依托于万历中后期“矿税”“买办银”等手段的财富积累，内库在辽东之变后的战时财政运作中一度扮演重要的补苴角色，数以千万计的财政协济，对暂时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辽东战事的长期化和关内农民起义的风云迭起，军需消耗已远远超出内库所能协济的范围，天启后期的内库告急意味着中央财政积储体制的彻底崩溃，三饷加派成为维持战时财政运作的无奈之选。

大明皇帝发内帑，真正的爱军爱兵爱百姓，千古一帝啊，那些满清搭子能做到吗？

总比给李邮差强

养肥了军阀，奈何军阀不干事，效果不如北宋西进经营策论

一条鞭法之后，明朝陷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粮食转运虽然会有一部分损耗，但是折色之后江南粮价低九边粮价高，收上来的银子也不够买粮食，虽然才用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依然收效甚微

泰昌帝一登基，虚心听取群臣的建议，立即废除矿税，并奋力处理辽事……
天启元年(1621)正月，户部尚书统计：“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两。”（《明熹宗实录》卷5）
在短短的时间里，在辽东砸下了2018.8366万两银子。差不多接近万历三大征的两倍，可以打三次援朝抗日战争。
但带来的是什么呢——辽东崩溃，而泰昌帝本人也神秘驾崩。
明末的关键问题在于官僚们急于换皮。
官僚们先投李闯。可是李闯坚持革命，坚持清算蛀虫。
于是官僚们又改投满清。满清阴险，先满口承诺，事后翻脸当肥猪宰。以此得到足够的军费，从而攻占全国。

大佬，您之前发的东晋每年一图的帖子里面，331-333年的图没了，您手里还有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