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西都防御使印的使用者及其隶属关系
森安先生在“朱印使用状况一览”中列举的第一枚官印，是属於军事性质的“Mil.1：河西都防御使印”。毫无疑问，这枚官印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有森安氏列出的P.2696、P.3863、P.2672-2（应为P.2672v-2）三件钤有此印的法藏敦煌文献作为证据，而且还有P.4660及中原传世文献可以证之。从森安氏所测量的该印尺寸来看，比节度使、观察使印要小一些，这是符合唐制规定的。问题是，河西都防御使印是否由归义军最高首领所使用？森安氏认为，张议潮得到了唐廷赐授的这枚印章，并可能在其继任者张淮深时继续得到了使用。关於这一点，我们有些不同的意见。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一举收复沙、瓜二州，遂自摄沙州刺史，同时派遣押牙高进达等出使长安，向唐朝献表报捷。三年，收复肃、甘二州；四年，收复伊州。由於路途艰险，张议潮派出的第一批使者直到大中五年（851）二月才抵达唐都长安，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记载：“春，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议）潮遣使来降”，唐宣宗遂“以义（议）潮为沙州防御使”。[5]森安先生认为《资治通鉴》关於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是出於司马光的杜撰，或者此职与河西道观察使一样都得自唐廷的赐授，唐廷给他授予此职，实质上就是承认了他将来要担任河西都防御使。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第一，《资治通鉴》关於沙州防御使的记载，并非出自司马光的杜撰，其史料来源应为《新唐书·吐蕃传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议）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议）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擢义（议）潮为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6]虽然沙州防御使印至今尚未发现，但不能轻易否定这一记载。张议潮在起义时自摄沙州刺史，大中五年二月唐朝因功授予他沙州防御使之职，正是为了防卫吐蕃势力的反扑。第二，河西道观察使（盖即史书所载“十一州观察使”）的授予时间并非在二月，而是在十一月。该年十月，张议潮之兄议潭作为后续使者，奉十一州图籍户口入献，抵达长安；唐朝於“十一月，置归义军於沙州，以义（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7]第三，从上条史料可知，归义军节度使与十一州观察使在十一月同时赐授，后者并非和河西都防御使或沙州防御使同时赐授。
由上可知，张议潮经历了自摄沙州刺史、唐授沙州防御使及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诸职，未见其任河西都防御使。
当然，河西都防御使一职是设置了的，其官印也确实存在，这可以从敦煌文献及钤於其上的印蜕、以及中原地区的传世文献得到证实。P.4660《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并序》云：
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侍御史兼御史中丞王公讳景翼邈真赞并序。兹缋像者，何处贤良？太原望族，派引敦煌。名高玉塞，倜傥殊常。助开河陇，决胜先行。身经百战，顺效名彰。刚柔正直，列职姑臧。弟其术业，好爵弥光。功成身退，今也即亡。[8]
王景翼为敦煌人，从“助开河陇”一语来看，王景翼在大中年间帮助张议潮收复河西诸州；后来担任了河西都防御使下属的右厢押衙，从“列职姑臧”一语看，河西都防御使应当设在凉州。王景翼出任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的时间，邈真赞中未叙，郑炳林先生根据文书的前后粘连关系，认为此篇邈真赞作於871~876年之间。[9]若这一判断不误的话，则河西都防御使至晚在876年就已经设置。
森安先生举证钤盖河西都防御使印的敦煌文献，有P.2696《唐僖宗中和五年（885）三月车驾还京师大赦诏》、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翁]郜状》、P.2672v《[河西]都防御判官将仕郎状》三件，并附有后两件文献的钤印彩版照片，[10]惜印痕甚为模糊，但仔细辨认并参照文书内容，其为河西都防御使印无疑，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翁]郜状》为我们确证了河西都防御使印的文字：


森安先生之所以持“Mil.2?：河西（道）节度使印？”或“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印？”之论点，可能是受到了张议潮、张淮深等自称河西节度使的影响。张氏统治前期，归义军控辖沙、瓜、肃、甘、凉、伊六州，统有河西全境，故常以河西道统治者自居。莫高窟第156窟“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之题记，[32]即是其证明。但问题是，河西节度使只是归义军首领在其境内的自称，并非来自中央朝廷的赐授。关於这一点，荣新江先生指出：“在张议潮和张淮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851—890），更多的是使用‘河西节度’，而不是唐朝命名的‘归义军节度’，表明了他们力图控制整个河西道的愿望。……在现存的史籍中见到的有关归义军史料均称之为归义军节度，而不称河西节度；但在瓜沙地区往往相反，用河西节度一名。”[33]不仅张氏时期如此，即使包括曹氏在内的整个归义军时期，唐、五代诸朝、宋中央政府皆不曾给归义军统治者赐予过河西节度使之职衔与官印。因此，在整个归义军时代，河西（道）节度使印或河西（道）归义军节度使印其实并不存在；在张氏初期，行用的是归义军节度使印，我们仍期待著它的发现。
其次再来看“Adm.1&2：河西道观察使印”。该印目前只见钤於吐蕃文文书P.t.1081（P.3527）《沙州归义军尚书吐蕃文牒》的后部，森安氏判定此件文书中的“鼠年”为张议潮统治的856年，他还认为此印在张淮深时期继续得到了使用。[34]至於归义军节度使的观察范围，《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记载大中五年（851）十月，“张义（议）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议）泽（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於是河、湟之地尽入於唐。十一月，置归义军於沙州，以义（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35]说张议潮在此年收复了十一州，并不准确；藤枝晃先生早已指出，张议潮派其兄所献的十一州图籍，其实就是《唐会要》卷七十一所载之“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36]但是，说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则应无误。在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张议潮也常以“河西节度使”、“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的面目出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由他修建的第156窟之外，在张淮深、曹议金修建的第94、98窟甬道北壁供养人第一身题曰：“叔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司徒讳议□（潮）”及类似的题记，[37]其实是把观察使的头衔嫁接到节度使头上并混淆在一起了。
如果森安先生关於此件吐蕃文文书的年代判定不误的话，考虑到张议潮被唐廷授予十一州观察使之职，也只有“河西道”三字才能概括整个“十一州”的观察范围，故其观察使印被铸成河西道观察使印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见到最早使用这两枚官印的，是在张淮深去世之后的张淮鼎时期。关於沙州节度使印，赤木崇敏先生新近揭出了一枚钤在P.2555P1封筒文书上的此枚官印，认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沙州节度使印，时代为大顺元年（890）二至七月；经他复原后，封筒上书写的内容为“谨上叔端公”、“侄归义军兵马留后隹（淮）鼎书至甘州凉州已来送上”二行文字，这一识读很有意义，解决了前人的错简误读；如果对这一鸟形押的“隹（淮）鼎”二字识读无误的话，则此印确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沙州节度使印。[52]关於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P.3384《唐大顺二年（891）辛亥正月一日沙州敦煌百姓翟明明等户状》在前部钤有此印，[53]其背面文书P.3384v《牒文》前后亦各钤盖一方此印，[54]印文均颇清晰。
这两枚官印在敦煌文献中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均为每列三字，前者二列，后者加一“之”字以凑成每列三字。这两枚官印是何时得自唐廷的呢？从上列文书看，最晚应在张淮鼎上台的大顺元年（890），而此前最近一次唐朝使节押送旌节、官告到达沙州，就是在文德元年（888）十月五日宋光庭押送旌节至沙州。森安先生在文中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也随著沙州节度使印一起，由唐朝政府同时赐给了张淮深。也就是说，从张淮深末期起，开始使用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这对官印，到张承奉时期乃至五代曹氏时期都一直沿用之。


从851年归义军初设到888年再获旌节，唐朝与张议潮、张淮深叔侄的关系确实非常微妙，从原来的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到瓜沙节度使、八州观察使，再到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使，其统治范围从一道十一州被压缩至一州，悬殊是相当大的，这反映了唐朝与的沙州张氏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而张议潮入质长安、张淮深二十余年迟迟得不到旌节的赐授，都与之有著密切的关系。[55]
接下来要讨论的有两点：一是“归义军”军额的取消；二是沙、瓜二州的关系。因为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这对官印告诉我们，唐朝只赋予了张淮深沙州一地的统治权。
关於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略有提及，但直接的证据是888年所赐的这对官印中已明确显示没有归义军字样，另外还可以从乾寜元年（894）所立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看出，该碑末有张淮深、张淮鼎及很可能是张承奉的三位节度使的署名，就没有再出现归义军节度使字样：
     敕封宋国□沙瓜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张淮深；
     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等州）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鼎；
     沙州□□刺史沙瓜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56]
三人中，只有张淮深前面有“敕封”二字，表示他的节度使官衔是得自於唐朝的赐授，而张淮鼎、张承奉则属沿袭自称。显然，归义军节度使一名已不再被使用了，但是张淮深所获的沙州节度使在碑文中也没有出现，使用的却是“沙瓜伊西等州节度使”。后者应该与892年索勋从唐朝获得的职衔有关，并在894年李氏立碑之时被继续沿用。《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中云：“於时景福元祀（894）白藏无射之末，公特奉丝纶，就加（下缺）”，[57]后部文字残泐，但结合碑额文字，可知索勋从唐廷获赐的职衔应为“归义军节度使”，恢复了原来的军额，而“河西道”三字则是撰碑者张景俅添加上去的。再来看莫高窟第196窟甬道北壁供养人西向第一身题记：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蕃）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门（开）国公食邑贰仟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58]
这条题记中提到了“沙瓜伊西等州”等字，是指其观察的范围，所以就节度观察使而言，索勋的职衔是归义军节度使、沙瓜伊西等州观察使；这一职衔到894年立碑时，在对三位张姓节度使的称呼上也加以引用，成了“沙瓜伊西等州节度使”，将观察使衔的内容移接到节度使衔中，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比之张淮深时的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使，其节度观察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虽然其实际的统治区域并未达到那麼远。
继索勋之后，张承奉也在光化三年（900）八月从唐朝得到了这一职衔的敕封：
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59]


该书的帝纪表明，继曹议金之后，其子元德、元深、元忠均被五代中央授予节度使旌节、官告。不过，940年后晋朝廷正式授予曹元德节度使时，他在前一年就已经亡故了。[83]元深时，P.4065《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上后晋朝廷表》云：“臣厶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厶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弟（身）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一通，告弟（身）一通，焚黄一道者。”[84]这是元深对943年所获旌节、官告及父兄官告而向后晋朝廷上的谢表。至於元忠所获赐者，下文在讨论“Mil.6：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Adm.6：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时将会论及，兹不赘。我们看到，史籍所载曹元德、元深的职衔，皆记作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但在此一时期的敦煌文献中，却未见到“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印”在使用。森安先生指出，在曹元德时期（935~939），钤盖传统以来的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的文书一件也未发现，反而密集地出现了盖有“Mil.4 & Adm.4：归义军印”的文书，而此后也无盖有此印的文书发现。这一现象比较特殊，甚堪注意。据森安氏测量，这枚印章比其他节度使、观察使印要小，属於军印，但曹元德却用它来处理各项政务，使用性质与节度使、观察印似乎无异。此印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第一枚以“归义军”字样出现的印蜕实物，当然张议潮时代的“归义军节度使印”仍在期待被发现。它的出现，意味著“归义军”的军额在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这为曹元忠时期从后晋朝廷正式地获得“Mil.5 & Adm.5：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印”、从后周获得“Mil.6：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等带有“归义军”军号的节度观察使印章做好了铺垫。但是，在曹元深及元忠统治的前期，则还一如既往地继续使用著那对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如P.3388《后晋开运四年（947）三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为故兄太傅大祥追念设供请金光明寺僧疏》、[85] S.8516《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牓》、[86] Дx.3015+Дx.3156《后周广顺三年公牍封套》、Дx.3412+Дx.3415《悬泉镇使牒》等皆钤有沙州节度使印；[87]而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S.4363《后晋天福柒年（942）柒月贰拾壹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牒前正兵马使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前部钤此印四枚，后部钤五枚，其盖法与五代前期完全相同；[88] P.4046《后晋天福七年十一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舍施回向疏》、[89] Дx.1405《布头索留信等官布籍》亦皆钤有此印。[90]


综上所论，“Mil.3：沙州节度使印”、“Adm.3：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使用的时间很长，经历了晚唐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五代曹议金、曹元深、曹元忠等至少七任节度使。虽然历经中央的改朝换代、敦煌地方的家族嬗替，除了以王国形态出现的西汉金山国及敦煌国、曹元德统治的短暂而特殊的时代之外，这对官印一直在被使用著。由於这对官印在尺寸大小、篆刻文字等方面几乎没有什麼差别，所以从敦煌文献上留存的印蜕上很难区别不同时期的这对官印有什麼不同之处。那麼，在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和归义军首领的前后交替过程中，有没有同名官印的新印铸赐？这个问题虽然很难彻底地解决，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七、归义军节度使之印为宋朝统一后次年（980）所赐
从上文所列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在宋初使用的时间看，前者至晚在979年、后者至晚在989年仍在被使用。而在此后的敦煌文献中，又出现了一枚“Mil.7：归义军节度使之印”，目前所见钤盖此印的文献的年代都在990年以后。德国柏林科学院藏吐鲁番出土Ch/u7525~7527（TⅡY46a~c）《宋端拱三年（990）沙州户邓守存陈长晟等都受田簿》，在每户都受田的顷亩数的位置上都清晰地钤盖了此印；[115] 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下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帖》在前、中、后三处亦皆钤盖了此印；[116] P.2737《癸巳年（993）四月八月九月驼官马善昌状》之背面《印章三枚》、[117] 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羊见行籍算会》、S.6998B《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二月归义军知马官阴章儿请判凭状及判八件》、S.1898《归义军时期队中士兵装备簿》等也都有此印。[118]这样看来，周、宋所赐之印在时间上恰好是前后相接、天衣无缝。森安先生编的《归义军节度使印关连年表》也是以899/990年作为第Ⅶ、Ⅷ期的分界点。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北宋授予曹延禄节度、观察使旌节、官告的时间却是在此前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宋朝铸赐的官印要等到十年后才开始在沙州使用，似乎颇为费解，而当时从宋都开封达到沙州的路途也不必花十年之久。
979年，北宋灭北汉，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次年（980）闰三月辛未，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宋都开封；[119]四月丁丑，宋太宗颁制授予曹延禄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
制：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男曹延禄，可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藩（蕃）落等使。[120]
这一节度使职衔在莫高窟第454窟甬道南壁供养人西向第六身题记中得到了体现：
弟新受敕归义军节度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谯）□（郡）□（开）□（国）□（公）□（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延）□（禄）[121]
所谓“新受”，是指他在980年得到了宋廷的赐授；而且，从散官、检校官、食邑、食实封等方面看，新受的位阶、户数要比原先自称的要低得多。[122]宋朝给曹延禄的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的旌节、官告、印章等物，自然也应在这一年送往沙州。其中的节度使印，显然就是钤盖於上述文书上的“Mil.7：归义军节度使之印”。
从节度使、观察使印章成对赐授的规律出发，森安孝夫先生推测还应该有另外一枚观察使印，名为“Adm.7？：瓜沙州观察使之印？”，但注明未发现，并打了个问号，以示存疑。他推测的这枚观察使印的字数为八个字，与八个字的节度使印相同，是有道理的；但从制文看，曹延禄的观察使衔为瓜沙等州观察使，所以，与其叫“瓜沙州观察使之印”，还不如叫同样是八个字的“瓜沙等州观察使印”可能更为合适。因为我们看到晚唐所赐并一直行用至五代的那对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也并不讲求印章中都必须同时带有“之”字。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由於目前所见卡在980~990年之间惟一的印蜕就是P.3576《宋端拱二年（989）三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舍施疏》所钤之“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也许曹延禄在这篇疏文上只是偶尔地钤盖了以前的这枚旧印；或者，是否宋廷赐给曹延禄的只是节度使印，而无观察使印？如果是，这也是符合唐宋制度关於“以节度使印自随，留观察使、营田等印”之规定的。[123]但考虑到毕竟是周、宋的朝代嬗替，且原来的观察使印又带“新”字，我对这种推测还是持足够的保留态度。还需要再说明的是，据森安先生测量，这枚989年的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尺寸为6╳5.9cm；而此前出现的该印，则长、宽均未超过5.8cm，是否989年的同名印章与此前的有所不同？这些都留待今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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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ECT-04-0976）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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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仁井田升《唐代法律文书の研究》第一章《印章》，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唐代の古文书に见えたる官印》，载《书苑》第4卷第9号，1940年。[日]森安孝夫《河西帰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V，朋友书店、东方书店，2000年。[法]Chen Tsu-lung（陈祚龙）, Liste alphabétiqu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sur certains manuscrits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 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TomeⅡ,Paris, 1960（此据费海玑译《瓜沙印录》，载《大陆雑志》第25卷第4期，1962年）；Liste supplémentair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officiels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q Dynasties, Journal Asiatique 251-2, 1963；《古代敦煌及其他地区流行之公私印章图记文字录》，载《敦煌学要龠》，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法]Danielle Eliasberg, Les signatures en forme d’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Michel Soymié,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Touen-houang, Genève-Paris, 1979。[俄]丘古耶夫斯基著，魏迎春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中的官印及寺院印章》，载《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王永兴《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官府文书缝背缝表记事押署钤印问题初探》，载《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钱墨君《敦煌遗书中的历代官印述论》，载《篆刻》2000年第2期。王艳明《瓜沙州大王印考》，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2]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沙知、李正宇所撰“印章”诸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9~294页。
[3]森安孝夫《河西帰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V，第1~122页，前面还附有彩色及黑白图版。以下凡引森安先生此文，皆不再出注。梁晓鹏先生摘译了该文中所附的法文概要“Chronologie des sceaux officiels employés par les commissaires impériaux de l’Armée Revenue au Devior（Kouei-yi kiun归义军）”，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
[4]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载《敦煌学》第19辑，1992年，第15~67页；《归义军史研究》第二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0~147页。
[5]《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宣宗大中五年（851）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044~8045页。张议潮所遣使者到达长安的时间，《资治通鉴》原文作“正月”，但注文中又有作“二月”者，而且第8049页注引《实录》亦作“二月”，故取之。
[6]《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7~6108页。
[7]《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宣宗大中五年（851）条，第8049页。
[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9]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10]森安孝夫《河西帰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所附彩色图版Planche Ⅰ上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180页黑白图版不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页。录文又参[日]赤木崇敏《河西帰义军节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P.2555 pièce 1の検讨を通じて——》，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 X，2005年。


[110]《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4册，彩色图版三，第262页黑白图版。森安孝夫《河西帰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前面所附彩色图版Planche Ⅶ下图。
[111]《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彩色图版，第6~8页黑白图版。
[11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第74~76页。其正面文书为P.3878《己卯年（979）八月至十二月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状十五件》。
[113]《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0~281页。
[11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第375页。
[115]此文书最早由托玛斯·蒂洛（ThomasThilo）公布了照片，参其Fragmente chinesischer Haushaltsregister aus Dunhuang i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4-2, 1968,pp.303-313,incl.3pls. 此后，池田温、唐耕耦与陆宏基、陈国灿等先生都作了录文及研究，但无照片，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665~666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81~482页；陈国灿《德藏吐鲁番出土端拱三年（990）归义军“都受田簿”浅释》，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20~233页。
[116]《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彩色图版，第80页黑白图版。
[117]《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页。森安孝夫《河西帰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前面所附彩色图版Planche Ⅸ。
[118]《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第37~38页；第3卷，第172页。
[1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第474页。
[120]《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八册《蕃夷五》，第7767页。《宋大诏令集》卷二四○《沙州曹延禄拜官制（太平兴国五年四月丁丑）》（中华书局，1962年，第943页）也收录这道《沙州曹延禄拜官制》，但不称归义军，而作义勇军，而在制文中也有“义勇立身”之语，这可能是新统一的宋朝想在名号上有所改革的缘故。但由於归义军的称号行用已久、深入到瓜沙民众的内心之故，宋朝遂取消了义勇军的赐封，继续承认归义军政权，还铸赐了一枚“归义军节度使之印”以供曹氏使用。会议期间，荣新江先生曾对笔者指出义勇军之史料为孤证，不可轻信。
[121]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72页。
[122]在此之前曹延禄自称的头衔，见莫高窟第431窟窟檐题梁土红地墨书文字：“维□（大）宋太平兴国伍年岁次□（庚）辰（980）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阡伍伯户食实封七伯户曹延禄之世创建此窟檐纪”，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4~165页。
[123]《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云：“罢秩则交厅，以节度使印自随，留观察使、营田等印，以郎官主之”，第1310页；《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志六》云：“节度印随本使，使缺则纳有司；观察印，则州长吏用之”，第3591页。
[124]程义《唐代官印的初步研究》，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作者附记：本文的初稿曾在南京会议上宣读，题为《关於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的一些补充》，当时只是阅读森安孝夫教授大文的读后感而已，很多方面不太成熟；论文的修改是在大阪大学完成的，篇幅增加了一倍多，题目也改为《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在本文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给我赐赠送了许多著作，并与荒川正晴教授商量安排我就本文的内容在阪大作一次日语发表；大阪大学白玉冬先生不仅给我提供了资料上的帮助，而且还帮我逐一确认了本文所参考的森安教授的所有观点，使我得以改正了若干翻译上的错误；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军同学的交流给了我诸多的获益，特别是《京兆翁氏族谱》的揭出与资料馈赠，对於解决河西都防御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於此问题的错误理解；大阪大学赤木崇敏先生为我找寻利用本文所需参考的法文资料提供了帮助；在京都大学留学的高启安、王丁先生及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大西磨希子女士也为我复印了论文、提供了资料。李军和赤木崇敏先生还通读了我的论文全稿，提出了若干有益的意见。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诸多的方便与关怀。在此对以上诸位师友所提供的热情帮助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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