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殷周三代史顺位的再考
摘要
近年来，考古界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晚期王都”，将三星堆夏早文化视为“商晚期文明”，这一定位在历史和考古证据上存在明显争议。本文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出发，论证二里头商国早于夏王朝且平行于夏的历史地位，指出将二里头作为夏晚期中心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分析三星堆夏早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中的层累地位，批评当前对二里头和三星堆的考古定义对华夏文明史造成的混乱。
引言
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夏早文化是研究夏殷周文明的重要线索。然而，现行的考古学界对其历史定位的定义存在争议。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数据的对比，重新审视二里头商国和三星堆夏早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中的层累关系，并讨论其对“三代史”顺位的影响。
一、二里头商国的历史定位
1.商国的起源： 根据文献记载，殷人祖先子契兴于尧舜禹时期，帝舜曾封子契于商地，建立商邑。这表明商的历史远早于夏王朝，二里头遗址应被视为商国的早期中心，而非夏晚期的王都。2.二里头的考古证据： 二里头遗址的城址、祭祀遗迹、青铜器等文化特征表明其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礼制文化。这些特征更符合作为一个独立的商邑而非夏晚期王都的历史地位。将二里头视为夏晚期的核心中心，忽视了商国在尧舜禹时期王朝之下万国林立式的独立发展。3.历史文献的佐证： 文献记载显示，商国与夏王朝是平行发展的王朝与国家政治实体，是上下的从属关系。最终商（国）汤通过“革夏命”建立了殷王朝，标志着商的政治中心从早期商邑向成熟王朝的转变，即从商国转入到殷王朝。
二、三星堆文明与商的关系
1.三星堆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夏早文化的青铜器群及祭祀遗址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差异。将三星堆简单定位为“商晚期至周初”的文化体系，忽视了其独立于国家之上的文化特征和王中心发展定位。2.层累结构的混乱： 当前考古界将三星堆夏早文化视为“商晚期文明”，与将二里头定义为“夏晚期中心”一样，忽视了华夏文明的复杂层累结构。这种定义容易将独立发展的夏王中心文化强行纳入中原的商国或殷王朝体系，扭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中心发展脉络。
三、“三代史”顺位的再考
1.夏殷周的正确顺位： 历史文献中，夏、殷、周是华夏文明三代的正确顺位。当前考古学界将二里头与夏晚期、三星堆与商晚期强行挂钩，不仅割裂了商国早于夏王朝的历史逻辑，也混淆了夏、殷、周三代的顺序。2.对“商王朝”概念的质疑： 当前考古定义的“商王朝”未能准确反映殷人商国的存在和历史发展轨迹。商汤建立的殷王朝才是殷人从国到王朝（代）的政治顶峰，而其前期发展历程被笼统归为“夏晚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二里头定义和早商定义是不正确的说法）
四、重新定义二里头与三星堆的历史地位
1.二里头商国的独立性： 二里头应被视为殷人早期商国的核心，而非夏晚期的王都。其文化特征表明其独立性和对夏文化的影响力，远非“夏晚期”简单标签所能概括。2.三星堆的夏早文化独特性： 三星堆夏早文化作为一支独立发展的王文明，与殷周文化存在互动，不应简单纳入“商晚期至周初”的范畴。三星堆文明作为夏早王朝在华夏文明层累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值得深入探讨。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对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夏早文化的考古定义混淆了夏殷周三代史的顺位，破坏了华夏文明史的层累结构。本文通过重新审视二里头商国的历史定位及三星堆夏早文化的独特性，强调了历史文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的重要性，为还原中国古代文明的真实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需要更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以纠正当前考古定义对华夏文明史的误解。
此框架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证据结合，对二里头和三星堆的定位进行了系统论证，同时批评了当前考古学界的错误定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