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研究哈耶克思想的学界圈内，格雷是大家公认的权威。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耶克在生前，曾把他最后的、并可谓为其一生理论探索之思想结晶的《致命的自负》在未出版前就交与格雷审阅（据悉，此书的新中译本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过程中，由笔者的一位多年未见的契友冯克利译出）。对此，格雷常常引以为荣和自豪。就是这位被哈耶克本人生前称之为“对我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描述，不但完全理解了我的思想，而且能在我停留下来的地方将其推向前进”的格雷，在哈耶克刚刚辞世后数月（可谓“尸骨未寒”！）在苏黎士召开的哈耶克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及之后，撕下脸来对哈耶克的思想和社会理论进行激烈、尖刻且全面的“建构主义”的否定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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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克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 (AI翻译)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思想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有何价值？它是否如哈耶克所愿，为应对20世纪末及以后的政治和思想挑战提供了一种新的古典自由主义表述？还是说，哈耶克未能认识到自由市场如何破坏传统社会（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默认的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导致其政治思想的失败？哈耶克试图从认识论而非规范性角度为自由制度辩护，这是否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开辟了新路径？还是说这是一条死胡同？
哈耶克将被铭记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家。1984年，本书第一版出版时，中央计划经济似乎在世界许多地区根深蒂固。尽管它可能低效且腐败，涉及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并通过极大的压制个人自由来维持，但它看起来不可动摇。甚至有支持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尽管中央计划有许多缺陷，但它为大多数受其影响的人提供了安全保障。无论这一论点有多少优点——其实并不多——今天已经无关紧要。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已经不复存在，在对我们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它也不会回归。计划经济要么是封闭的经济，要么努力成为封闭的经济；而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维持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因此，二十世纪政治史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1/22

哈耶克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纪的思想家都更深刻地理解到，中央计划无法复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这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无足轻重。然而，他完全未能理解不受限制的市场如何在自由文化中削弱社会凝聚力。他的思想因试图捍卫一种受传统束缚的、顺从市场力量的自由观而受到致命的削弱，这种自由观忽视了自由市场在许多方面改变和颠覆传统的事实。
在这方面，哈耶克远不如他的奥地利同代人约瑟夫·熊彼特那样敏锐。在熊彼特的伟大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推测资本主义所要求和促进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侵蚀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实践。他认为，长期储蓄的习惯依赖于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所鼓励的思维方式使其不可持续。在这里，熊彼特以经典形式提出了晚期现代资本主义表达并加剧文化矛盾的论点，这些矛盾使自由市场在政治上变得不可行。相比之下，哈耶克赞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力，却从未意识到他试图保留的传统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是晚期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将遗忘的文化残余之一。如果哈耶克试图复兴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努力因这一矛盾而失败，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转向其他自由主义思潮，以获得关于如何在后传统社会中理解个人自由的启示和指导。虽然它未能实现密尔本人所希望的自由文化的普遍证明，但J.S. 密尔的思想对于解决晚期现代社会的困境具有更大的相关性，这比哈耶克（无可争议的密尔在20世纪最有力的批评者）的著作中能找到的任何内容都要更加相关。如果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还有未来，那它将存在于从J.S.密尔到以赛亚·伯林的智识传统中，而不是哈耶克试图复兴的古典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或阿克顿勋爵所代表的自由主义。2/22

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过时的观点，原因之一在于其核心对中央计划的批判已经因社会主义的消失而变得多余。当然，20世纪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任何经济理论的贡献，即便是哈耶克的理论，得以解决的。这一冲突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得到解决的。计划经济不仅在利用可用资源进行生产方面不如市场经济有效率，而且在创造新技术方面也远不如市场经济成功。除了在武器开发等少数领域外，苏联集团的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相对落后。它们无法与技术创新持续不断的市场经济竞争。
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苏联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也无法跟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伐，而这些技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苏联经济从未完全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痕迹；然而，它却无法实现现在战争成功所主要依赖的技术卓越性。当苏联在计算机技术上开始落后于美国时，苏联政权就开始苟延残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政策仅仅作为催化剂加速了苏联的崩溃，这些政策无意间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的分离运动，并使官僚阶层士气低落。或许独一无二的是，苏联帝国在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发生重大暴力的情况下崩溃了。苏联的解体之后，中国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市场改革。到1997年底，很明显中国剩余的计划经济堡垒——国有企业，已经被安排进行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仅在古巴和朝鲜得以维持，而且即使在那里也维持不了多久了。3/22

苏联体制之所以崩溃，原因既有偶然性、政治性，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因素。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计划经济几乎消失殆尽，这无疑是对F.A. 哈耶克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的辉煌验证。哈耶克一直认为，成功的中央经济计划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要求计划机构收集那些本质上分散和地方性的信息。
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资源、偏好和机会在整个经济中的分布情况，部分原因是这些情况极其复杂且不断变化。宏观经济学家可能能够从整体上描绘这些变化的关系；但协调经济活动所依赖的微观经济联系，任何计划当局都无法以精确或详细的程度掌握。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使这种知识变得不必要。
中央集权所需的经济规划知识有一个根本来源：许多知识是地方性的、默会的知识。它们体现在实践中，内容往往是无法言传的。将这种实践知识集中起来的障碍——例如成功的企业家精神或科学研究中涉及的知识——是无法克服的。如果试图将其收集到中央计划机构中，大部分知识必然会浪费掉。凡是在认真尝试中央计划的地方，结果都是大规模的浪费和低效率。只有依靠黑市和世界市场传递的信息，才避免了经济崩溃。4/22

哈耶克关于成功的经济计划在知识论上的不可能性的论证被几代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但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普遍系统性失败的唯一深刻解释。它的力量并不依赖于对人类动机或激励、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民主制度缺失等方面的假设。哈耶克的论点仅仅基于人类知识的普遍局限性。它仍然是对社会思想的一个具有持久意义的贡献，并且证明了本书第一版中为哈耶克辩护的核心论点是正确的。5/22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能够支持哈耶克政治哲学更大主张的论点。它不能为自由主义提供基础，也不能证明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巨大主张。它几乎没有规范性的内容，对于选择后社会主义世界中出现的各种自由和非自由制度也没有任何帮助。它只适用于反对最傲慢类型的经济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它证明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强大项目——马克思提出的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过程的项目——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它告诉我们的很少。
反对中央计划的认识论论点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我们选择不同市场经济组织方式的内容。它几乎没有资源来帮助那些希望使资本主义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的改革者。它也无法指导那些需要从中央计划的废墟中构建有效市场制度的转型经济体。简而言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当中央计划与市场制度之间的系统性经济竞争被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所取代时，它几乎无话可说。6/22

哈耶克思想中的这些根本局限性部分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理解上的缺陷。哈耶克将资本主义的出现描绘为一种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在任何阶段都不依赖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杰作《大转型》中所展示的那样，自由市场并非自发形成的产物：它们是国家权力的产物。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是议会绝对主义下的产物。它是通过强大国家的法令构建起来的。它不是无数个未计划的小变化累积的结果，而是坚定治国方略的成果。
通过圈地运动，产权被创造和废除，过去市场交换所依赖的习俗被取消。尽管中维多利亚时期可能特别有利于自由市场的建设，因为除了议会主权不受限制的传统外，英国还有悠久的农业资本主义历史，经济自由主义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尽管有这种有利环境，英国的自由市场并未长期保持其最不受限制的形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已经被重新监管。一系列不协调的立法干预措施，并非作为任何宏伟设计的一部分，而是针对特定问题（如工厂安全）作出反应，使得市场的运作更加符合社会需求。自由市场由国家政策刻意构建，却自发地衰落了。7/22

哈耶克对中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自由市场如何形成的误解，反映了他未能理解不同法律体系与国家的关系。在哈耶克的思想中，英格兰普通法的独特实践被用作所有法律的范例。尤其是在他的后期思想中，哈耶克将法律视为一种进化现象，一种通过历史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惯例体系。
然而，这种法律模型并不适用于许多法律体系，包括一些具有良好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体系。在苏格兰，罗马-荷兰法并不是从部落习俗中逐渐演变而来；而是在18世纪根据斯特尔侯爵第三世的建议强加给苏格兰的。在当今世界上最为持久和成功的现代主义政权之一——土耳其，其法律体系是由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人创建的。该国支撑西方式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法律代码，并不是经过数千年进化而来的产物，而是在有利条件下迅速而大胆的政治领导的结果。8/22

哈耶克对法律的误解是他整个政治哲学中贯穿的一种辉格式谬误的例子。在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中，这种辉格式的谬误得到了典型的表述，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实践能够跨越多代人存续下来就是其持久效用的证据。根据伯克的观点，跨越几代人的传统包含了单凭任何一代人的理性思考所无法获得的智慧。在伯克看来，确保传统不仅仅是一系列错误积累的最终保证是历史中的神意秩序。
在哈耶克那里，这种辉格党的历史解释被世俗化为一种伪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哈耶克认为，社会继承的传统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它包含的实践已经经历了自然选择。他假设传统、习俗和信仰之间存在持续的竞争，那些效用最大的得以生存。事实上，哈耶克认为宗教史应该从信仰和道德的自然选择角度来理解。
这种对伯克天意论的达尔文式世俗化的困难重重。社会变迁中没有类似于进化生物学中基因突变自然选择的机制，也没有类似的适应性或效用标准。哈耶克多次提到社会实践中竞争和选择，听起来好像他有一套文化进化的理论，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科学主义的隐喻。他对群体选择这一理论空洞概念的依赖，使他忽略了宗教和经济政治体系兴衰实际依赖的历史偶然性。这也使他能够掩盖其思想中的深刻矛盾。9/22

从某一方面来看，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是对传统的科学主义辩护，以对抗理性的改革。如果一个社会传承下来的实践包含了任何单一代人都无法获得的知识，那么对于这些传统，我们应有的态度应该是尊敬而非批判。最好让传统保持原状。除了可能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外，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革传统以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传统在社会中的真正功能是什么。
但是，这种对过去的伯克式敬畏与哈耶克思想的另一面相冲突，后者表现为进步理论家。如果一个社会的传统对自由市场的出现持敌对态度怎么办？如果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呢？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成为了一位最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者。他的市场认识功能理论证明了计划经济行不通。他的经济理论告诉他，自由市场是最具生产力的。基于这些理论，哈耶克要求全面拆解中央计划，并且更广泛地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0/22

从彻底的伯克主义立场来看，这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傲慢。废除已存在多代的自由市场限制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限制可能在执行什么重要的社会功能。虽然无监管的市场可能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工具，但对市场自由的限制对于社会凝聚力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有趣的是，哈耶克从未考虑过最后一种可能性。
哈耶克思想体系中最深层的矛盾在于对继承的社会形式的保守依恋与对不断进步的自由承诺之间。当哈耶克赞扬进步，同时承认“进步是为了进步本身”时，他与任何形式的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距离最为明显。
这一坦率的虚无主义宣言之所以重要，原因有多个。首先，它暗示了哈耶克缺乏任何成熟的伦理理论。在他的大量关于社会哲学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社会的描述，或更广泛地说，人类繁荣的定义。相反，他的理论是一堆康德主义、进化伦理学和间接功利主义的大杂烩。11/22

此外，哈耶克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空白，即关于市场资本主义对社会稳定和传统生活方式完整性的效应。这种对市场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社会破坏性方式缺乏考虑并非偶然。这表明，与马克思一样，哈耶克最终是将资本主义视为历史进步的引擎来评价的，这里的进步被理解为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增强，而不仅仅是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手段。
像马克思一样，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解放性的经济体系——它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稀缺的束缚，从而减轻了历史的压迫感。同样地，他对那些因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成为牺牲品的社会群体和人民毫无同情。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所有早期的生产方式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哈耶克也承认，市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与任何固定的社会秩序相冲突的。
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的新奇性，这对哈耶克为去监管市场机构提供的认识论辩护构成了挑战。无约束的市场力量“创造性破坏”的一个结果就是持续地使部分人口失去技能。在一个创新已被制度化的经济环境中，默会知识迅速变成错误。当整个行业、职业和生活方式因为全球市场的运作而不断消失时，保存在传统中的默会理解就成为了生活的不良指南。哈耶克支持的自由市场之所以能促进经济进步，恰恰是因为它们对这些他尊崇为世代智慧宝库的传统毫不在意。12/22

没人看，心累，等会儿再发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