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围绕天台智者大师《金光明经玄义》广略本及其主旨的山家山外争议，在真宗时期历时七年，1000年-1006年，以公共话题、社会事件的形式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并极大获得信众、政府甚至宋真宗本人的关注。佛教仅天台宗在这个时期就涌现了孤山智圆、慈云遵式、法智知礼等为代表的义理、忏法大家，其中孤山智圆超越佛教一家，从整个思想史社会史角度对三教思想进行梳理，并以佛教思想为本位提出系统理论，成为宋学思想的先觉人物；慈云遵式则以天台忏主闻名于时，在章献太后时以熏修至精于山中为国修忏奏请天台教文入藏，并著《金光明护国仪》文，开启宋代佛教以《金光明经》护国理论和实践先河。
另一方面，《佛祖统纪》记载，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恭谢圣祖大赦天下，普度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系帐童行，当年共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2]十五年后，天禧五年即1021年，僧尼的数量多达45万余，“是岁天下僧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3]，其中，北方地区115188人，南方327000余人，南方信仰佛教的人数接近北方的3倍，而其中两浙僧尼数为82220人，约占当时总数的20%，福建71080w ，占15.5%[4]。
僧尼人数快速增加，导致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兵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僧侣阶层。在宋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赐彰信军三军将吏、僧道、百姓等为授王随本军节度使示谕诏书”、“赐定国军三军将吏、僧道、百姓等为授王德用本军节度使示谕敕”的说法[5]。为了管理这样一个独立的阶层，又衍生了一个庞大的僧官体制，苏轼就曾记述到：“道德才智之士与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故于僧职正、副之外，别补都僧正一员。”[6]
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突出的问题包括：社会劳动力和军队后备人数的匮乏、寺院经济的膨胀、用度奢靡的社会效应、僧众素质低下等等[7]。同时，伴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佛教、道教以及隐士思想的兴盛带来的负面影响曰渐显露，宋初儒学自觉进程中与佛道的冲突开始加剧，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抑制佛教的呼声如缕不绝于耳。《佛祖统纪》中记载，咸平二年（999年），礼部侍郎阵恕认为“译经院久费供亿”，请真宗取消译经院。而宋真宗出于历史、现实以及三教理论本身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是部分认同的（下文），因而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后来形成的宋学走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三教并隆
顾吉辰先生在《宋代佛教史稿》所说：“真宗在位25年左右，差不多遇到干旱水灾、风雪冰霜、虫蝗灾异等，几乎都上佛教寺院祈雨、祷晴，并设道场祭祀”。这个说法基本正确，但不够全面。事实上，每逢灾异或重大社会事件，宋真宗的做法往往是儒、佛、道三家共同临幸。以咸平五年秋七月的记载来看，“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启圣院有供奉太宗的神御殿，是儒家祖先崇拜和祭祀的重要场所；太平兴国寺是传法院译经所在寺院，也是真宗经常眷顾的地方；上清宫、太清宫、玉清宫、太一宫等是道教最重要的场所。真宗先后幸临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的做法，以实际行动反映出他继承和发展了太祖、太宗“并隆三教”的宗教政策。
对此，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与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宰相王旦（在相位时间自1006年至1017年）交流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一贯之。滞情偏执，于道益远。[8]
从上文来看，真宗主要在三家“劝人为善”的社会功能方面予以“大同”的肯定，也认识到只有少数“达识者”能一以贯之，而大多数人“滞情偏执”，执着于“小异”，离道越行越远了。基于以上的认识，真宗在继承太祖、太宗三教并进的宗教政策继承上，对三家分别采取“敬”、“崇”、“重”的态度，特别是侧重于从三家“大同”的角度培养跨领域的“达识者”，实现三家之间的沟通，从而在宗教政策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真宗的“三教并隆”与太宗的“三教并进”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太祖的“三教并进”在确认三教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还有三个突出特点：尤重佛教，儒家的地位并没有明确，儒家的形而上学没有开展也就是儒学的宗教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确立。而真宗的“三教并进”在同样确认三教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表现出另外三个突出特点：三教大同，尤重儒学，儒学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儒学的宗教化逐渐开展。太宗“三教并进”与真宗“三教并隆”，一字之差，细微之中却有本质的变化。
首先是三教人同。宋真宗曾著《崇释论》，进一步认识到，佛教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其宗旨都在劝善禁恶，故而应予保护。他说：“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咸平二年八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景德三年（1006年），诸王府侍读孙爽奏请减损修寺度僧。上曰：“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时有不检，安可即废？”《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录真宗曾经“出御裂三教诗，各百首，歌论九首，示宰相”。儒家周孔之道，道家黄老之道，圣人域内之教化；佛教修心之道，佛陀域外之教外。其实一也。得其大同，则内以慎独、外以兼济；失其大同，则内无以诚意正心、修心养性、保养精气，外无以齐家治国、转凡成圣、返朴归真。
第二条尤其重要，“尤重儒学”，下文会详细讲到。在此仅举一例说明。真宗时，河阴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论三教不可并进，必须使儒家超出百家之上，并统驭百家，真宗采纳了张知白的意见，还对他进行嘉赏。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劝学诗》，就是宋真宗德作品。诗中写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中所反映的“男儿欲随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反映的就是真宗时期儒学复兴背景下，自上而下所采取的重视儒学鼓励儒学的路径之一。
第三条与第二条相关。第二条侧重发挥儒学的教育功能，而第三条则是宋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先声，是儒学的宗教化。儒家系统中由于孔子“罕言性命”，孟子一路主要从心而言性，即“尽其心者，知其性”，被后世称谓“道德之进路”；儒家传统经典从天道而谈“性”，成为“宇宙之进路”的只有《易传》和《中庸》。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向型理论特点，必然使儒学心性论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一方面缺乏完整的心性论体系结构，另一方面对心性论缺乏深刻严谨的本体论论证。而佛教中心性论资源极为丰富，北宋思想家孤山智圆以佛教天台“一性之宗”为核心逻辑，以佛教心性论“体天道达人事”，涵盖佛性、法性、人性，不仅具有了沟通和融摄儒、释、道三家的可能，更为佛教在宋初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历史的机遇。儒家复兴与发展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第1483页中的记载，我们知道，宋真宗身边有一个国子祭酒、翰林侍讲学士邢昺，景德四年（1007年）时，因邢昺的建议，宋真宗开始重视《中庸》。邢呙曾在1000年担任江浙巡抚使，很可能受到了当时山家山外争论的影响，特别是山外一系孤山智圆学术理路的影响。至1027年，宋仁宗送给新科进士的见面礼就是《中庸》。此后，学习《中庸》已逐渐开始成为一些宋学思想家的共同选择，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都倍加重视，广为阐发。欧阳修在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即1036年的“读李翱文”中说道：“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苏轼曾撰有《中庸论》（上、中、下）三篇，认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等等。真宗、仁宗两代皇帝以皇帝之尊推广《中庸》，正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路径和国家意志体现。

三、敬佛重法 据《佛祖统纪》记载：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则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皆深达于至理。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而僧众有过者止从赎法。……至于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五天三藏，云会帝廷，而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其笃重译事有若是者。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辈，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有比对。[9]
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宋真宗佛教政策的信息。首先，稽考北宋其它史书、文集、笔记等的记载，关于宋真宗三教并隆、“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重视佛教超于前代的记录是可信的。 宋代所译佛经虽然在佛教史上影响不大，但是译经活动在客观上上对宋学形成三教融会的方向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真宗朝开始的以宰辅担任“译经润文使”制度。早在咸平元年(998)，真宗即位之初，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诏编修大藏经录成，凡二十一卷，赐名《大中祥符法宝录》，宋真宗仍赐御制序。日本访宋求法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全文抄录了此文，题名为“大宋新译圣教序”，序中有“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之文[10]。自太平兴国以来，凡译成经律论四百十三卷，秘书监杨亿、光梵大师惟净等编次，又请以两朝御制佛乘文集编入大藏。天禧元年( 1017)九月，更以宰相王钦若兼译经润文使。天禧五年（1021年），门下侍郎平章事丁谓兼译经润文使。翰林学士晁迥、李维兼润文官[11]。晁迥、李维、王钦若、赵安仁等人不仅为北宋著名政治家，而且多出身翰林学士，具有很高的儒学背景，而且大多佛学、道学造诣极高，对宋以后三教思想有极大影响。 此外，宋真宗“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还突出表现在以帝王之尊“天翰撰述”。真宗注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经》、《注佛遗教经》等。以《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极为特殊，视作中国佛教最早的汉译佛经，在宋以后它被视作佛教根本经典之一。然而白汉代至宋初，《四十二章经》对中国佛教虽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该经自身特质以及历史和传承中的种种原因，《四十二章经》的宗旨和价值始终被淹没难知，导致它直到宋初在中国佛教哲学体系、教学体系和世俗社会中并没有确立如宋以后的重要地位。 根据《释门正统》等的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崇矩法师（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师，被真宗招入内殿，为真宗“讲《四十二章经》，盛谈名理。上心大说，赐紫服金币香药。”现存的宋真宗皇帝《四十二章经御注》-卷，《大藏经》三十九册收录。《御注》在天禧三年( 1019)入藏，是北宋初期最重要的《四十二章经》三家注疏之一。高丽求法僧义天在他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记载了他当时所看真宗《四十二章经》注疏。 真宗以皇帝之身身先士卒带领当时众多的儒家精英知识分子参与到传播佛教文化的浩大工程之中。以宰辅担任“译经润文使”制度极大推动了士大夫们对佛学的理解，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提出了从义理上沟通儒释道三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真宗对佛教的“礼”“重”也佛教感恩戴德，志磐在《佛祖统纪》中历数真宗地佛学修养和佛教政策后，说“非天下之之圣，其孰能为之？” 宋真宗“并隆三教”是准确的，礼重佛教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但“尤重佛教”则可能并不准确。宋真宗仍然把佛教作为外教，执守待客之“敬”。时有人倡议，修复早在会昌灭佛时被破坏的龙门石佛，对此他明确表示否定，指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景德四年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宋真宗在三教并隆中更为着力的当是“崇道”和“重儒”。

七、政治教化
北宋960年建国之时，从地理上北边有建国已50多年、国力处在上升期的大辽，西面有虎视眈眈的土蕃，西南有比较稳定发展的大理，在建国后，西北地区又有西夏独立，并不断侵扰大宋。外交问题始终是困扰北宋的重要问题之一。景德元年( 1004)年秋，宋真宗亲临澶渊，孤注一掷，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以极小的经济代价解决了与大辽的军事冲突。此后大宋与大辽国之间达成了100多年的和平。
在此历史背景下，此后1008年，宋真宗率群臣东封泰山，并改号为大中祥符。1011年，西祀汾阴。“东封”、“西祀”如何评价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宋史》批评宋真宗好大喜功之心在一些大臣如王钦若、丁谓等人的鼓动下，日渐膨胀，“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宋真宗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广建宫观，劳民伤财，政治腐败，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但也指出宋真宗三教并崇，很可能是“神道设教”的做法：
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雷，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从宋真宗的宗教政策整体来看，《宋史>推测“神道设教”希望以宗教文化确立文化中心和上朝天国的形象，展开国际外交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佛祖统纪》曾记载宋真宗和宰相王旦之间的一段对话：
（真宗说）佛教使人迁善，诚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广，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且对日：顷岁虏使登开宝塔，瞻礼甚虔，誓当戒杀。及至上清宫不复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因为大宋周边的各个国家都是重佛而不敬道，所以宋真宗作为一个实际的道君而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基于外交以及文化中心、文化外交的需要等仍然对佛教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发展。
同时，佛教藏经对外流传，成为国际文化沟通的重要工具。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东女真国入贡，乞赐大藏经，诏给与之。并在同一年，传到了高丽国，《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十一月元信等入见，……求佛经一藏。诏赐经，……”[26]赐佛教大藏经成为北宋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举世闻名的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佛宫寺应县木塔，始建于1036年，当时位于大辽境内，应该为北宋工匠的杰出作品，是佛教回流大辽传播的历史见证。
另外，由于中国传统上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形式，宋真宗时期的宗教政策似乎呈现了一种融合儒释道三教建立国家宗教的构想。中唐以后，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三大动向，即新禅宗运动（六祖惠能为开始）、新文化运动（古文运动）、新儒家运动（韩愈、李翱），并引起了唐宋之际的宗教改革、古文复兴和儒学重构，有学者称之为一种“亚近代的理性化”，并认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类似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27]。在宗教的唐宋转型中，宋真宗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为文化的传播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社会经济由贵族庄园制度转变为中小地主和臼耕农为主的经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国家官吏和知识精英的主体，构成了“士大夫”阶层，真正推动了中唐以来的三大宗教的整合与重构，为宋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的基础。
宋真宗的三教政策较之太祖太宗，更加明确、更加理性，符合真宗时期以及北宋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宋真宗的宗教政策，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显然是为了建立一个他理想的伟大帝国而服务的。

注释：
[1] 本文中关于宋太宗的佛教政策及思想，请参看韩剑英“北宋太宗‘继绝存亡之道’略考”一文，《释迦塔与中国佛教》，温金玉 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第362-377页。[2]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法运通塞志十七之十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406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