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贼所围的北海相孔融遣太史慈求援,刘备首先惊异的是,连全国名人的孔融,也知道有我刘备的存在,“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原来我是薄有名气。这反映出汉末的一个事实:以名取人。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引用《论衡.答侫篇》后总结:“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至都督、侍中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
《太平御览》卷269引苏林《广旧传》曰:“(仇览)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相反,有识却没名声者如仇览,晚至四十岁才为县吏。
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
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怕被许劭看见其车队甚众而单车归,更是怕其舆论影响;被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骂其“赘阉遗丑”的曹操,更需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
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刚就职便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
曹操又上奏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有很多共识。
樊陵阿附宦官至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见《后汉书.李膺传》),这是士人与宦官泾渭分明的例证。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但最后倒成曹丕东宫官属,见《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
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显示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
《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
战后任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修订本)》第一章第四节评:“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甚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
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
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引用《论衡.答侫篇》后总结:“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至都督、侍中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
《太平御览》卷269引苏林《广旧传》曰:“(仇览)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相反,有识却没名声者如仇览,晚至四十岁才为县吏。
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
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怕被许劭看见其车队甚众而单车归,更是怕其舆论影响;被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骂其“赘阉遗丑”的曹操,更需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
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刚就职便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
曹操又上奏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有很多共识。
樊陵阿附宦官至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见《后汉书.李膺传》),这是士人与宦官泾渭分明的例证。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但最后倒成曹丕东宫官属,见《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
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显示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
《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
战后任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修订本)》第一章第四节评:“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甚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
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
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