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佬们目前对三星堆的认识。集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2023年第1期上。网上能读到全文。有兴趣的三星堆历史关注者可以看看大佬们的观点那些与自己的见解相同；那些观点与自己的相左，能否成为批判的靶子？还有那些重要遗漏。也可以大致了解三星堆研究的进展。朋友们读后有什么看法也恭请不要藏私。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摘要：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雷兴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48）；王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摘 要：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摘 要：三星堆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代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由“笄发”和“辫发”的贵族集团共同执政，他们分别执掌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群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证明。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因而只有少数的军事据点，缺乏基层聚落。由于长期的超经济暴力杀掠，导致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的消失，三星堆文化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战武器主要是短剑和戈，并可能有象兵参与作战，三星堆埋藏坑具有护卫象征的象牙和礼仪性的铜戈，就有当时武装力量的影子。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摘 要：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