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先生是著名华裔考古人类学家，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后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念研究生。参加过北美洲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长期在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职教。学术地位颇高，许多著作已经出版译介到国内。
之所以用考古人类学家称呼他，是因为在西方，考古学属于人类学范畴，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以及经济结构的一门学科。而在我国考古学长期隶属于历史学，就拿我读的上一本书的作者水涛为例子。他1982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系的考古专业毕业，1987年念研究生，1991年读博的时候，考古学才单独成为一门科系，那还是在我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大学里面。考古学因为长期与历史学挂钩，使得我国的学者，总是把考古学当成一种历史工具，比如发现地下出土的文献，用来验证地上的文献，即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马衡先生更有挖出地下版二十四史的宏论，可以看到在我国把考古学当成一门科学是比较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古代聚落，需要开阔的视野，在我看来这个视野就是把不同学科的理论运用在考古学上。

1983年的时候，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刚刚成立的那一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邀请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张光直到北京大学给学生作一系列演讲，他的初衷就是把更多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以及世界考古学的最前沿的观点介绍给急需扩充视野的中国研究者。宿白先生选中张光直，就说明认可他的学术实力，还有一点张光直是华裔，常年关注祖国的考古学发展。张光直在1984年8月22日到9月7日，在北大作了九次讲演，分成七个题目，1986年我国出版考古学类书籍最权威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收入其中六个专题，于是书名为《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再版时，增加了后来张光直的三篇文章，所以增订本其实就是九篇文章了。
这六讲都是从一般性来看考古学的，可以说是方法论的东西。在此我把六讲的题目放在这里，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思考方式。

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第二讲：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第三讲：泛论考古学
第四讲：考古分类
第五讲：谈聚落形态考古
第六讲：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

在张光直介绍这些方法之前，我国的考古学，至少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简单说就是类型学以及地层学断代，最多参考一下史料，来个互相证明或猜想。仅仅是总结一堆考古学文化，排出先后顺序，以及影响关系。考古学报告这么写无可厚非，但是形成一本考古学专著，就不能止步于此。许多人研究考古学没有归结为研究人类行为，我们本来积累很多考古学资料，完全可以用上。在第一讲中，张光直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法则这个问题视角，充分展现我们的考古学包括文献可以给社会科学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新的模型。简单说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人类从原始发展到阶级社会，必须有以下的因素出现。生产工具与手段的质变，地缘团体取代亲缘团体，在技术与贸易的发展下文字发明出来，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套模型是西亚（西方文明发源地）考古学证明的，经过古希腊与古罗马都是如此，叫做古典生产方式。从人地关系上看，古典模型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控制自然的趋势，这是形成阶级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中国的考古学资料与文献展示的上古社会与所谓古典模型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恰恰反过来。我们的神话是萨满式的，它讲究人与万物的同一与和谐。人类不是以超越自然的身份存在，而是沟通天地的角色。所以张光直在萨满教的背景下介绍了中国的巫的功能，在上述古典模型中，我们同样有文字，有青铜工具，但是我们的青铜器以礼器为主要用途，而不是生产工具。我们进入阶级社会，是通过把技术转化成，或说制造权力的功能实现的。我们的亲族组织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与西方那种非连续（地缘取代亲缘）的特点不同，与此相关我们的文字是一种政治功能，比如辨认亲族，祭祀仪式等等，而非契约功能。

张光直进而使用世界其他地区考古资料总结出两种模式，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以及中国玛雅连续性的文明，并且把后者叫中国—玛雅连续体。在张光直之前，国内许多学者没有把考古学资料用在研究人类行为上，而张的这篇演讲对后来许多人影响很大。
如果说第一讲是论述中国考古学可以为世界考古学作什么贡献。那么其余几讲则是世界考古学理论对于我国学者的启发。张光直从一般性问题出发，比如第三讲论述了考古学的四个范畴，即资料、技术、方法、理论。资料又分遗物、遗迹、遗址。我国考古学长期重视遗物的研究，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年代排列，出土器物的文献整理等等。总体来说体现了“物”的精神。缺乏对于遗迹和遗址的研究，其中遗址部分张光直讲了当时西方通行的聚落理论（第五讲），提到许多著名的学者（史都华、魏利、柴尔德、克罗孔、泰勒、祁德、宾弗、克拉克）。现在中文版只有柴尔德的书有比较多的译介，其他几人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我一直说我国学者理论不行，视野不开阔。张光直为什么大讲特讲聚落形态研究，因为这一理论，代表了把考古学从“物”的研究提升到“人”的研究境界。聚落可以彰显人类文化社会生活方式，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研究经济形态，聚落中房屋之间的关系可以研究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这些在大的概念上都属于考古学资料，可惜我国学者长期忽略。

技术则是产生资料的手段，新的技术可以发现新资料，也可以从旧资料中挤出新资料。比如碳十四，植物孢粉分析，古土壤分析，甚至用雷达了解地下遗址的分布，对铜器的金属检测等等。我们之前仅仅拥有文字资料，而资料是不限于文字的，所以我相信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可以丰富考古学分析的手段。在本书第二讲中，张光直讲的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问题，其实这一部分对应的就是技术，在史前考古方面环境考古日益成为必须。
方法即分析资料的手段，张光直提到三种，其中分类在第四讲中专门说这个，分类之后是把不同类别嵌入文化社会系统，这些系统可以是社会生产方式，也可以是宗教理念，也可以是婚姻方式等等。在建立不同文化社会的框架系统之后，我们要将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系统进行比较，来考察变化的规律。比如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这最后的结论就是考古学理论。

国内考古学家熟知器物之间比较的类型学，却不知道器物与居住面的关系也可以研究。著名考古学家笛资对北美史前印第安人聚落中陶器花纹与各种遗迹地点分布关系得出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在6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方法论。然而我们还仅仅停留在物自体的研究上，难怪陈星灿在本书新版赘言中说当时不少考古学家不满足于类型学。而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也是从聚落与聚落空间关系以及更大范围单位的研究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优势，就是各种方法论的介绍，用陈星灿的话说“所以国外特别是北美考古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差不多是张光直先生一人传递给我们的。”“《考古学专题六讲》一时洛阳纸贵，在中国考古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中间引起巨大震动。”陈星灿所言不虚，这本书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有一种理论方面的冲击。但是遗憾的是，就像我在前文统计的那样，许多考古学理论书，张光直提到的那些，还有许多没有翻译过来。而我认为，对于理论的掌握是非要看原著不可的。我至今读到国内的考古学书籍很有一些是作者没有参考原著，理论运用不熟甚至没有用的情况。张光直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启蒙主义的路标，但我们不要停留在欣赏的阶段，而忘记更重要的拿来主义。

此外三联增订本增加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古代中国考古学》的序言，还有一篇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的，这些更加充分的讨论，可以参看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另一篇是思想性很强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学术史。

三联的这一版，错误非常少。
第50页，“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四千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这句话讲的是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此前各种区域文化开始互相产生影响，形成了后来的中国文明。公元前四千年后不能加前字，要么说公元前4000，要么说距今大约6000年前。这种错误在第47页上还有一处“碳十四年代将这个东方的文化传统放在公元前五千年前到二千五百年前左右之间。”这讲的是大汶口文化，应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之间。
第8页，引用《左传.宣公三年》一段话中，“螭魅魍魉”，第105页同一段话的“魑魅魍魉”均错。查杨伯峻《春秋左氏传》，为螭魅罔两。《左传.文公十八年》同样提到“以禦螭魅”。以上古时期写法为准。

整理一下张光直在本书中提到的外国学术著作。他引用的考古学单篇学术文章与学术刊物没有在此表中。

有一些考古学理论读物，经过张光直的介绍，国内翻译出版。比如三联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的炊格尔的《时间与传统》，译者蔣祖棣还是当年张光直演讲稿的整理者。我为什么提到炊格尔，因为最近看许宏的书，他就有一段引用氏著。还有柴尔德，伦福儒的书，都是经过张光直介绍，让国内学人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