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僮仲得记载只在汉书、艺文志有一小段记录

僮尹，生卒年不详，《后汉书》无传。明朝戴璟的《广东通志》中有对僮尹的记载。僮尹是东汉时期丹阳人，因能孝顺亲长、廉能正直被推举入郎署为郎官，在京中候补职缺。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此年雨水充沛、树枝内附，恰逢儋耳降附来朝进贡，百官都认为这是祥瑞显应，汇集朝堂称殇上寿。这些上朝的官员中便有一位刚承袭父亲武始侯封号归朝觐见的张奋，而僮尹正是在张奋的引见下，得以在便殿对答汉明帝。也正是这次交谈中，汉明帝发现僮尹很有才华，所以任命僮尹为儋耳太守。永平十八年（75年），僮尹治理儋耳不久，便被提升为交阯刺史。这其中有个问题，东汉明帝时期，海南岛还处于两郡被罢的状态，没有郡的建置，何来太守一说？或者说任命僮尹为儋耳太守是恰逢儋耳归附所采取的应时的特殊举措？所以僮尹才很快又被任命为交阯刺史？因正史无记载，只能再做考订。僮尹对于海南有无影响倒不在于他是否担任过儋耳太守，他对海南最大的影响在于他任交阯刺史回到珠崖时，除了戒敕官员不要贪吝残暴，要处理好与当地人的关系外，还劝导当地的黎族百姓改变纹面的习俗。这是以中原的文化习俗改变黎族民俗的最鲜明的记载。当代有部分学者以当今海南黎族还有纹面习俗来说明僮尹的劝谕是收效甚微的。窃以为，这样的认定是不够中肯的。僮尹放弃纹面的劝谕只是针对珠崖境内的而且是已归属其管辖的黎族人民，当时其实还有很多偏远黎峒的黎族是没有主动归属汉朝统治的。所以才有僮尹“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之说。对于这些归属僮尹的黎族，僮尹让其放弃纹面的劝谕还是很有效果的，所谓“雕题之俗自是日变”即是对其效果的最好表征。而汉章帝建初年间，僮尹因“能匡俗信民”被厚加赏赐，迁为武陵太守更是官方对僮尹能够改化黎族民俗、传播中原文化的直

童恢 元兴年(公元105年四月-十二月)任（太守），童恢，字汉宗，姑幕人，初仕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以暴疾卒，见《后汉书·循吏传》。

关于童恢 有争议可能是董！《説文》“董”作“蕫”。段玉裁注：“亦作董。古童、董通用。”《英雄記》：“（東漢董卓）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後漢書·志》：“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案千里草為董。”可見自東漢始，“蕫”已經冩作“董”。《元和姓篡》載：東漢有循吏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西漢置，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市西北）人；童恢實姓董，漢隸寫“董”作“蕫”，“蕫”乃“董”之古字也。備考：又作“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