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施治，是说明中医以药治病的方法，亦常被称为辨证论治，我以为辨证施治更朴实些。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地议论一番干什么？因此乃采用辨证施治，作为本书讨论的专题。
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又没有精良的器械，故不可能如近代西医能找到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经实践复实践，不但可以促进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发展，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现了一般的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所谓《伊尹汤液经》即集验方的较早典籍，不过它亦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本是难以数计的民众于长期不断的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记在帝王宰相们的功德簿上。《汤液经法》见于《汉书·艺文志》，晋·皇甫谧于《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法》，谓为论广者，当不外有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增益之处，后人用之多验。《汤液经法》又已失传，遂多误为张氏独出心裁的创作，因此对他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的推崇。试问：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于变化莫测的疾病证候反应上，探求疾病的一般发展规律和治疗准则，并制定出种种必验的治方，若不是在长久的年代里和众多的人体上，历经千百万次的反复试验、观察、实践，又如何可能得出这样百试百验的精确结论？故无论伊尹或张仲景都不会有这样奇迹的创作，而只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不断的疾病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伟大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便能把它创造出来。《汤液经法》的出世即标志了辨证施治的方法形成，但《汤液经法》亦不会出自于遥远的商代，更与伊尹拉不上关系，至于张仲景，不外是《汤液经法》的杰出传人，《汤液经法》已不可得，赖有仲景书，则辨证施治的规律法则和多种多样的证治验方，幸得流传下来，此又不能不说是仲景之功也。
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因仲景序言（《伤寒论·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之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今择要介绍于下，以代说明。
杨绍伊在其所著《伊尹汤液经》中写到：“知者以此篇序文，读其前半，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天布五行与省疾问病二段，则笔调句律，节款声响，均属晋音。试以《伤寒例》中辞句，滴血验之，即知其是一家骨肉……再以文律格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文法中为浑说，撰用《素问》九卷等五句，在文法中为详举，凡浑说者不详举，详举者不浑说，原文当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本词自足，而体且简，若欲详举，则当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当浑说又后详举也……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三书，三阳三阴篇中无一语道及，《辨脉》《平脉》之答曰、师曰类，又非仲景自作，其《伤寒例》一篇，为叔和之作，篇中已有明文。而《伤寒例》，即首引《阴阳大论》，篇中之语，亦悉出此三书，是三书乃叔和撰用之书，非仲景博采之书也。再以叔和撰次者证之，叔和撰次之篇，有《平脉法》一篇，此撰用之书，有《平脉辨证》一种，此撰用之《平脉辨证》，即《平脉法》出处之注脚，《平脉法》既为出于《平脉辨证》，则《平脉辨证》必非仲景所博采。又三阳三阴篇中，叔和撰次之可考，见者，除问曰、答曰之《辨脉法》类，与问曰、师曰之《平脉法》类外，无第三类。此撰用之书，除《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三书，为撰用《伤寒例》之书外，亦惟《胎胪药录》《平脉辨证》二种。《平脉法》之问曰、师曰类，既为出于《平脉辨证》，则《辨脉法》之问曰、答曰类，必为出于《胎胪药录》无疑。由是言之，叔和之作伪，实欲自见其所撰用之书，下之二段为自述其渊源所自而已。”
仲景书古文古奥，本来难读，向来读者又惑于叔和的伪序，大都戴上了《内经》的有色眼镜，因而不可能更客观地看待仲景书，惟其如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仲景书，以阐明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和其精神实质了。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无人加以否认的吧？惟其是来自于实践，当然必有其客观的形式和真理，形式即以上所说的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真理即以上所说的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但此实践的总结，今只见之于仲景书，则对于辨证施治的研究，若舍仲景书，又于何处求之呢？本书即透视仲景书的证治精神，结合临证的实践而进行深入探讨。
转自六经八纲读懂伤寒论
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又没有精良的器械，故不可能如近代西医能找到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经实践复实践，不但可以促进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发展，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现了一般的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所谓《伊尹汤液经》即集验方的较早典籍，不过它亦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本是难以数计的民众于长期不断的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记在帝王宰相们的功德簿上。《汤液经法》见于《汉书·艺文志》，晋·皇甫谧于《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法》，谓为论广者，当不外有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增益之处，后人用之多验。《汤液经法》又已失传，遂多误为张氏独出心裁的创作，因此对他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的推崇。试问：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于变化莫测的疾病证候反应上，探求疾病的一般发展规律和治疗准则，并制定出种种必验的治方，若不是在长久的年代里和众多的人体上，历经千百万次的反复试验、观察、实践，又如何可能得出这样百试百验的精确结论？故无论伊尹或张仲景都不会有这样奇迹的创作，而只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不断的疾病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伟大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便能把它创造出来。《汤液经法》的出世即标志了辨证施治的方法形成，但《汤液经法》亦不会出自于遥远的商代，更与伊尹拉不上关系，至于张仲景，不外是《汤液经法》的杰出传人，《汤液经法》已不可得，赖有仲景书，则辨证施治的规律法则和多种多样的证治验方，幸得流传下来，此又不能不说是仲景之功也。
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因仲景序言（《伤寒论·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之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今择要介绍于下，以代说明。
杨绍伊在其所著《伊尹汤液经》中写到：“知者以此篇序文，读其前半，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天布五行与省疾问病二段，则笔调句律，节款声响，均属晋音。试以《伤寒例》中辞句，滴血验之，即知其是一家骨肉……再以文律格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文法中为浑说，撰用《素问》九卷等五句，在文法中为详举，凡浑说者不详举，详举者不浑说，原文当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本词自足，而体且简，若欲详举，则当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当浑说又后详举也……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三书，三阳三阴篇中无一语道及，《辨脉》《平脉》之答曰、师曰类，又非仲景自作，其《伤寒例》一篇，为叔和之作，篇中已有明文。而《伤寒例》，即首引《阴阳大论》，篇中之语，亦悉出此三书，是三书乃叔和撰用之书，非仲景博采之书也。再以叔和撰次者证之，叔和撰次之篇，有《平脉法》一篇，此撰用之书，有《平脉辨证》一种，此撰用之《平脉辨证》，即《平脉法》出处之注脚，《平脉法》既为出于《平脉辨证》，则《平脉辨证》必非仲景所博采。又三阳三阴篇中，叔和撰次之可考，见者，除问曰、答曰之《辨脉法》类，与问曰、师曰之《平脉法》类外，无第三类。此撰用之书，除《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三书，为撰用《伤寒例》之书外，亦惟《胎胪药录》《平脉辨证》二种。《平脉法》之问曰、师曰类，既为出于《平脉辨证》，则《辨脉法》之问曰、答曰类，必为出于《胎胪药录》无疑。由是言之，叔和之作伪，实欲自见其所撰用之书，下之二段为自述其渊源所自而已。”
仲景书古文古奥，本来难读，向来读者又惑于叔和的伪序，大都戴上了《内经》的有色眼镜，因而不可能更客观地看待仲景书，惟其如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仲景书，以阐明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和其精神实质了。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无人加以否认的吧？惟其是来自于实践，当然必有其客观的形式和真理，形式即以上所说的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真理即以上所说的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但此实践的总结，今只见之于仲景书，则对于辨证施治的研究，若舍仲景书，又于何处求之呢？本书即透视仲景书的证治精神，结合临证的实践而进行深入探讨。
转自六经八纲读懂伤寒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