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完了余华的《第七天》，其中感触较深的是《第三天》写父子的部分，之前看《兄弟》也是对父子部分比较感动，父亲的形象总是刚毅、坚韧的形象，心有所向，不惧流言，但其他部分比较失望，就像是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的，虽然伏笔都有收回，结构比较严谨，但摆脱不了松散之感，故事与故事之间在主题上联系不够紧密。
另外，以死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比较有新意，既有隔离感，又有认同感。
今天要上班了，好在还不太忙，开完会，抽空看看《万历十五年》。

摘抄：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共勉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插图]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扪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插图]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

《万历十五年》看完了。万历、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包括张居正，几个人代表着不同的视角，走着不同的道路，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凝视着这个朽败的王朝，妄图看清，却终不能看清。数百年后，作者看清了吗？我不知道。
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万中无一的有志之士，有理想有目标，有思路有行动，其意志、智慧、谋略都远超我等凡人，依然是谁也无法超脱时代的限制，无法跳出大势的洪流。万历心凉了，眼也冷了，放任无为，顾影自怜。申时行顺势而为，努力当“和事佬”，希望文官团结之后自然可以政通人和，既没有凝聚人心，也没有换来好评，更没有挽救国家。海瑞逆势而行，永不妥协，与天下为敌，最后一次出仕依然毫不更张。张居正当仁不让，铁腕独裁，硬生生在一片草原上种了十年鲜花。李贽在理学与心学中寻找立身之本，在物欲与精神中反复横跳，最大的贡献是记录了那一段思想争鸣史。
我不知道，一路走来，海瑞是否自我怀疑过，戚继光是否想过要放弃，张居正是否已经预见了结局。也许儒家子弟，皆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豪情吧。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底层逻辑。
中国哲人思考问题向来是从天下为单位。如果把当今世界当做一个国家，二战以来，也快百年了，是否也处于内耗状态，科技、制度、艺术已经很久没有称得上革新的变化了，以美国为首的寡头努力维持“均衡”的现状，不息限制局部的创新发展。以中国为单位来看，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固化，解决主要矛盾依然要靠高质量发展，但很多领域已经开始滋生暮气，不可不慎。
财政的最大痛点是以中产阶级由开国初期的中小地主和商人为主转变为藩王、文官家族为主，而后者享有免税权，国家的税收来源大幅减少。一条鞭法只是提高收税效率，没有直面矛盾，除了为短期改革提供了财政支持，与国家大局作用有限（对具体的了解不多，之后再看看张居正传研究一下）。我对当代税收体制了解的太少了，无法取得借鉴意义，之后还是要系统学习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知识，就是直观感觉底层人民基本免税，高收入人群各种偷税漏税“合理避税”，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了，财政压力太大了，但是又不能贸然增加税种，毕竟当代舆论压力太大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