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落入日寇魔掌,但各地邮局仍然隶属于中华民国交通部,按照中华邮政的指令进行工作。日本关东军对此十分恼怒,在占领了奉天、长春、吉林等城市后,无一例外地派宪兵到当地民国邮局检查邮件,野蛮地扣留关内寄来的或东北各地互寄的报纸。因为抗议日军的这种行径,1931年10月24日,长春一等邮局局长哈石均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监禁拷问了36个小时,同时将吉黑邮政管理局寄来的文件等掠走。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在东北其他城市也发生过。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伪交通部邮务司于4月1日发表所谓“邮政自主宣言”,声称要接收东北的中华邮政,并派接收委员分别到民国的辽宁、吉黑两邮政管理局任监察官,开始向两邮政管理局下达伪交通部文件,意欲接收。但是,碍于邮政在国际上受万国邮联保护以及这两个邮区的邮务长都是外籍人,当时未敢强行接收。最后在把东北其他中华民国机关接收完毕后,宣布将于8月1日强行接收。
日伪的野蛮行径早就引起中华民国全国邮务员工的愤怒,他们谋划着最后的抗争。目睹了日寇暴行的东北邮务员工,深知东北邮政难保,又不愿为日寇服务,便在日伪政权成立后发出通告,呼吁中华邮务工会援引国际邮政公约的规定,封锁东北邮政,关闭东北邮局。于是,在当时夺回东北无望的情况下,民国交通部决定撤邮。当时由辽宁管理局的邮务长巴立地(意大利人)协调在哈尔滨的吉黑邮政管理局,秘密地向关内封送文件、典押不动产,筹划整个东北邮政的撤退事宜。
7月初,伪交通部开始行动,将在日本国内印制的代表国家主权的所谓伪满邮票、伪满明信片和伪满汇兑印纸发到两邮政管理局,令其从8月1日起发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交通部于7月22日发出3696号密令,关闭东北全境邮局,停办关内各省对东北的一切邮政业务,命令东北邮员全部撤入关内。当时,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致电国际邮政公署,阐述关闭东北邮政之事:“日本政府嗾使其所属傀儡政府,派遣邮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为日本人──以武力夺据当地及东三省各邮政机关之财产,并强迫各邮政机关,使用其傀儡国之新邮票,破坏中国邮政之统一,致各邮政机关陷于不能执行职务之地位。中国邮政总局鉴于此种特殊情况,不得不请贵署转达国际邮联,兹遵伦敦国际邮政公约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所有东三省邮政在新办法未决定前,暂时停办。”
由于东北的撤邮准备很充分,因此动作也很快。7月24日,奉天市内各邮局还都照常营业,但到了25日晨已无人上班,管理局及各分局门口都张贴了撤邮通告,通告日期为7月24日,签署人为巴立地。
通告不仅说明了关闭东北邮政的原因,还特别对公众存在邮局的储金等作了交代:“自即日起,所有本区各局一切业务,只得暂行停办,一切债务,亦无从负责,惟有留候本区邮政恢复常态时再行清理。查辽宁、吉黑两邮区各局所收储金存款,不过数十万元,未付汇票及其他款项,为数更属有限,而邮政财产,在两区境内所有之动产不动产,价值二百数十万元,足以抵偿,绰有余裕。特此通告,俾众周知。”
吉黑邮政管理局的关闭比辽宁邮政管理局晚一天,为7月26日。区内长春、吉林两一等邮局同日关闭,部分员工撤进关内,另行分配工作。长春邮局是在26日晨将存局邮件投递完毕后停止办公的,体现出民国邮政人敬业负责的精神。
由于日伪的阻挠,东北邮员向关内撤退一直持续到当年底。两邮区总计3200多人,绝大多数都撤进关内,仅余100多名下级职员留在了伪满。其中长春局撤入关内者有120人,留用者13人。辽宁邮区邮务长巴立地、吉黑邮区邮务长史密斯,以及新接替哈石均的长春一等邮局局长里抗德等几个外籍人局长,暂留当地处理善后。东北邮政撤退后,中华民国在东北的2685处邮政局所、2325000余元的邮政产业,完全落入日伪之手。除此之外,每年邮政营业损失440万元。
中华民国的这次撤邮行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有序,可见当时邮政员工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撤邮行动发生后,日伪当局慌作一团。7月27日10时,在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伪交通部邮务司电务科长羽根田久一(日本人)、总务司调查科科长金振民(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的女婿)等7人来到长春一等邮局,强行接收了长春邮政,金振民任临时局长。此时,长春邮政共有局所4处,即长春一等邮局、三道街支局、头道沟支局、二道沟支局。长春邮政局是在长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公务机关。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在长春市邮政局做局史工作,曾接触到一些撤邮邮员的资料。同为邮政人,虽前后两代未曾谋面,但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我的心中还是涌起了无限的敬佩和感慨。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伪交通部邮务司于4月1日发表所谓“邮政自主宣言”,声称要接收东北的中华邮政,并派接收委员分别到民国的辽宁、吉黑两邮政管理局任监察官,开始向两邮政管理局下达伪交通部文件,意欲接收。但是,碍于邮政在国际上受万国邮联保护以及这两个邮区的邮务长都是外籍人,当时未敢强行接收。最后在把东北其他中华民国机关接收完毕后,宣布将于8月1日强行接收。
日伪的野蛮行径早就引起中华民国全国邮务员工的愤怒,他们谋划着最后的抗争。目睹了日寇暴行的东北邮务员工,深知东北邮政难保,又不愿为日寇服务,便在日伪政权成立后发出通告,呼吁中华邮务工会援引国际邮政公约的规定,封锁东北邮政,关闭东北邮局。于是,在当时夺回东北无望的情况下,民国交通部决定撤邮。当时由辽宁管理局的邮务长巴立地(意大利人)协调在哈尔滨的吉黑邮政管理局,秘密地向关内封送文件、典押不动产,筹划整个东北邮政的撤退事宜。
7月初,伪交通部开始行动,将在日本国内印制的代表国家主权的所谓伪满邮票、伪满明信片和伪满汇兑印纸发到两邮政管理局,令其从8月1日起发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交通部于7月22日发出3696号密令,关闭东北全境邮局,停办关内各省对东北的一切邮政业务,命令东北邮员全部撤入关内。当时,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致电国际邮政公署,阐述关闭东北邮政之事:“日本政府嗾使其所属傀儡政府,派遣邮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为日本人──以武力夺据当地及东三省各邮政机关之财产,并强迫各邮政机关,使用其傀儡国之新邮票,破坏中国邮政之统一,致各邮政机关陷于不能执行职务之地位。中国邮政总局鉴于此种特殊情况,不得不请贵署转达国际邮联,兹遵伦敦国际邮政公约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所有东三省邮政在新办法未决定前,暂时停办。”
由于东北的撤邮准备很充分,因此动作也很快。7月24日,奉天市内各邮局还都照常营业,但到了25日晨已无人上班,管理局及各分局门口都张贴了撤邮通告,通告日期为7月24日,签署人为巴立地。
通告不仅说明了关闭东北邮政的原因,还特别对公众存在邮局的储金等作了交代:“自即日起,所有本区各局一切业务,只得暂行停办,一切债务,亦无从负责,惟有留候本区邮政恢复常态时再行清理。查辽宁、吉黑两邮区各局所收储金存款,不过数十万元,未付汇票及其他款项,为数更属有限,而邮政财产,在两区境内所有之动产不动产,价值二百数十万元,足以抵偿,绰有余裕。特此通告,俾众周知。”
吉黑邮政管理局的关闭比辽宁邮政管理局晚一天,为7月26日。区内长春、吉林两一等邮局同日关闭,部分员工撤进关内,另行分配工作。长春邮局是在26日晨将存局邮件投递完毕后停止办公的,体现出民国邮政人敬业负责的精神。
由于日伪的阻挠,东北邮员向关内撤退一直持续到当年底。两邮区总计3200多人,绝大多数都撤进关内,仅余100多名下级职员留在了伪满。其中长春局撤入关内者有120人,留用者13人。辽宁邮区邮务长巴立地、吉黑邮区邮务长史密斯,以及新接替哈石均的长春一等邮局局长里抗德等几个外籍人局长,暂留当地处理善后。东北邮政撤退后,中华民国在东北的2685处邮政局所、2325000余元的邮政产业,完全落入日伪之手。除此之外,每年邮政营业损失440万元。
中华民国的这次撤邮行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有序,可见当时邮政员工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撤邮行动发生后,日伪当局慌作一团。7月27日10时,在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伪交通部邮务司电务科长羽根田久一(日本人)、总务司调查科科长金振民(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的女婿)等7人来到长春一等邮局,强行接收了长春邮政,金振民任临时局长。此时,长春邮政共有局所4处,即长春一等邮局、三道街支局、头道沟支局、二道沟支局。长春邮政局是在长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公务机关。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在长春市邮政局做局史工作,曾接触到一些撤邮邮员的资料。同为邮政人,虽前后两代未曾谋面,但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我的心中还是涌起了无限的敬佩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