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土默特部又东迁到今朝阳县、北票市和阜新地区，土默特部当时还处在游牧阶段，他们一方面利用原有的地名，一方面又为空旷的游牧地取新名。朵颜兀良哈部取的地名（在今凌源市、建平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和后东迁的土默特部取的地名（在今朝阳县和北票市境内）构成了今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源头。这些蒙古语地名虽然后来失传许多，但还是有大部分流传下来。

据初步统计，现在朝阳地区流传下来的蒙古语地名有两千多个（含被意译成汉语的地名）。这些蒙古语地名经历了300—550年的历史。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受汉族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汉语的强烈影响，这些蒙古语地名被深深地打上了汉语烙印，有的成为汉语按蒙古语音译的地名，有的成为按蒙古语意译的汉语地名，有的成为按蒙古语音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的蒙汉语混合地名，有的讹化为汉语地名。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蒙古语地名被意译的汉语地名或被与原蒙古语地名含义毫无关系的汉语地名所取代。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一、关内大规模移民使汉族逐渐成为多数族，蒙古族在长期与占多数的汉族人交往中被汉化，这使蒙古语地名失去直接传承汉族人进入朝阳地区早在康熙时期就已开始，当时主要是为蒙古族垦荒种植者、商人建造寺庙及房屋的匠人等。他们来到蒙旗后，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以至出现了“随蒙古”现象。

但是到康熙末期，移民已经逐渐增多，据统计，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口外的垦荒者多至十余万。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人口膨胀，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和连续遭受水旱蝗灾，导致出现许多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背井离乡，纷纷加入闯关东的队伍。到乾隆末期，仅建昌县（含今凌源市、建昌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朝阳县（包括今北票市和阜新市）移民户数39086，人口达160513。这时汉族人口已超过蒙古族，成为多数族，而汉语也成为主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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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汉族人不必像以前那样“依蒙族、习蒙语”，反而蒙古族人开始深受汉语影响，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在原来喀喇沁左、中、右旗和土默特左、右旗境内设厅，乾隆末期又改为州、县，这样卓索图盟的地方建制已与关内接轨。当时来往的公文、蒙汉民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及刑事案件递交的诉状等都要求用汉语书写，否则不予受理。
另由于蒙古族人的姓氏音节较多，用汉语表达比较麻烦，于是蒙古族人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启用汉族姓氏。发现乾隆时期蒙汉民之间签订的地契上汉语书写在前，蒙古语书写在后，用汉语书写的蒙古族人名有的已改了汉族姓氏，如《安泗海合同》《倪大老爷约》等，这说明当时汉语已经成为主流语言。

随着后来汉族人逐渐增多，蒙古族的汉化也在加快。清末至民国年间，凌源县、建昌县、建平县、朝阳县北部、北票市的蒙古族绝大部分已经汉化，并取了汉族姓名。
蒙古族与蒙古语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世代传承着故乡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读音及部分地名的来历和含义，如果蒙古族人汉化，失去母语，那么蒙古语地名的传承就会出现中断，后人也就很难了解蒙古语地名的来历和含义。

《凌源县志初稿》卷五山川篇记载：“独其山川名称，载之《承德府志》《塔子沟纪略》，多系蒙文，唯今蒙人多有不通蒙古语者，询以月华山之为僧机图，大凌河之为白狼水，往往茫然”。现今在蒙古族居住的村庄，80多岁的蒙古族人已经不会说、写蒙古语，他们甚至也随着汉族人望文生义地去解释蒙古语地名的含义。

二、汉族人在翻译和传承蒙古语地名时出现了变音、减音和讹化为汉语地名的现象最先来到蒙地的汉族人是商人和为蒙古族垦荒种地的农民，他们在与蒙古族人交往过程中对蒙古语地名进行了翻译，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翻译：
一是音译。如“德吉勿苏”“巴彦和硕”“叩勿苏”“波罗赤”“石金大坝”“敖木沦”等。
音译蒙古语地名基本上保留了蒙古语地名的原音节，使后人能够根据其谐音去对应蒙古语，进而翻译其含义。

但由于蒙古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用表意文字去标注表音文字有时很难对应汉语谐音的字词，只能用汉语近似音的字词代替，或者干脆省略，这样就出现了变音、减音的蒙古语地名，如“大推棚铺”译为“大屯”，“公俄日皋艾拉”译为“公皋营子”，“嘎力嘎吉尔”译为“嘎力嘎”，“吐卜浩绕”译为“套卜河洛”，“新楚德”译为“新丘”，“义拉拉图”译为“拉拉屯”。
由于出现变音、减音现象，使后人很难根据流传下来的蒙古语地名去对应蒙古语的谐音，也就很难翻译蒙古语地名的含义。

二是意译。汉族人对蒙古语地名也进行了意译，朝阳地区有许多“X家子”的地名，如“两家子”“六家子”“二十家子”“五十家子”，这些地名大部分是因蒙古族居住户数而得名。如朝阳县六家子镇“六家子”村蒙古语原称“朱日皋格日”，因清初一蒙古族官员带着家属及五户属民来到此地驻牧而得名，汉语译为“六家子”。

朝阳县西营子乡的五十家子蒙古语原称“塔毕格日”，因清初此地有五十户蒙古族居住而得名。还有“X官营子”的地名，如“东官营子”“西官营子”“三官营子”“五官营子”“六官营子”等，这类地名皆因蒙古族官员或台吉、塔布囊贵族在当地建有府邸而得名。意译地名容易使人误认为现在的地名就是原来的地名，从而割裂了地名所在地的历史文化。

三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这类蒙古语地名是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中数量最多的。分两种类型，一是前缀汉语型，为衍生的地名，如“上波罗河硕”“下波罗和硕”“东乌兰和硕”“西乌兰和硕”“大巴布勿苏”“大土里根”“小土里根”“上桃花吐”“中桃花吐”“下桃花吐”等；二是后缀汉语型，多为后缀汉语山、岭、梁、河流、泉、营子的蒙古语地名，如“努鲁儿虎山”“僧机图山”“嘎力嘎梁”“土里根河”“蒿松沟”“坤头波罗泉”“德立吉营子”“吉利嘎营子”“章京营子”等。音译与意译结合译蒙古语地名也容易造成变音、减音现象。

另汉族人在音译地名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译地名的过程中还把部分蒙古语地名译成了汉语地名，也有的蒙古语地名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讹化为汉语地名的。
按理，汉族人在翻译蒙古语地名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容易产生歧义的汉字及词汇，可是当时翻译蒙古语地名的不是蒙汉兼通的翻译家，而是无文化或稍有文化的农民、商人及工匠，他们在翻译蒙古语地名时，为方便记忆，违反了翻译规则，使用了容易产生歧义的汉字及词汇，这样就使翻译的蒙古语地名讹化为汉语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