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
范松义
〔提要〕明代是《花间集》接受史的第二个高峰期。明人作词与选词都有与《花间集》关系密切者。《花间集》的大盛是在明中后期, 其在明代词坛上的地位仅稍逊于《草堂诗余》。《花间集》在明代备受推崇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潮、唐宋词籍的流传以及明人的词学观都有关系。明词中衰的责任不能一概归于《花间集》。

编选者陈耀文自序云：
      唐则有《花间集》, 宋则《草堂诗余》。⋯ ⋯然世之《草堂》盛行, 而《花间》不显⋯ ⋯余自牵拙多睡, 尝欲铨粹二集, 以备一代典章。
      试将此段文字与上引吴承恩《<花草新编>序》对照, 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① 陈耀文也是因为“《草堂》盛行, 而《花间》不显” , 于是欲以《花》、《草》为对象, 选取其中精华, 有存史之意。不过这种意图未能贯彻到底。陈氏自序接下去谈到他后来见到友人吴承恩、吴岫的藏书, 又参考了其他词集, 扩展了编选范围。尽管如此, 因此书由《花》、《草》而起, 故作者仍命名以《花草萃编》。
      吴承恩编选《花草新编》与陈耀文编选《花草萃编》的初始目的是相同的。他们认为《花》、《草》分别是唐、宋词之代表, 同等重要, 但在当时《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 所以欲“ 铨粹二集” , 以免花间词湮没于世, 可见二人对《花间集》的珍视之情。后来《花间集》也是大行于世,广为传播, 上述诸编不为无功。
二
      对《花间集》的认识, 词人和选家通过创作与选本的形式表达, 这是潜在的接受。与此不同, 评论者采取直接的论述, 这是显性的接受。考察相关的阐释, 可明确认识明人是如何接受《花间集》的。
纵观明以前人对《花间集》的接受, 可知该选在宋代地位甚高, 至金元两代则备受冷落。②      到了明代,《花间集》重新获得了时人的关注, 占据了词坛的中心位置, 此期可称为《花间集》接受史的第二个高峰期。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云：“ 又《花间集》者, 片片皆小玑, 可弦而歌也。”以花间词为字字珠玑。万历年间温博为《花间集》作补, 序云：“ 然古今词选, 无虑数家,而《花间》、《草堂》二集最著者也。”认为《花》、《草》是历代词集中的佼佼者, 其他词选不可比拟, 给予了《花间集》极高的评价。
      明代文坛复古之风大盛, 明人也常从这个角度对《花间集》作出肯定。徐师曾云“ 厥后行卫尉少卿赵祟祚辑为《花间集》, 凡五百阙, 此近代倚声填词之祖也。” ③ 特意说明《花间集》为 “倚声填词之祖” 。明末毛晋刻《花间集》, 作跋二则, 其一云：
      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帷秽媒之语,无论笔墨劝淫, 应堕犁舌地狱。⋯ ⋯若彼白眼骂座,臧否人物, 自诧辛稼轩后身者, 譬如雷大起舞, 纵使极工, 要非本色。⋯ ⋯亟梓斯集, 以为倚声填词之祖。
      毛晋也以《花间集》为“ 倚声填词之祖” , 与徐师曾的复古观点相同, 但毛氏刊刻《花间集》还有其现实针对性。毛晋指出当时有两种不良词风, 一为效仿柳永作“ 闺帷秽媒之语” , 一为效仿辛弃疾而“ 白眼骂座, 臧否人物” , 他对此都持否定态度。毛晋下文接着说“亟梓斯集, 以为倚声填词之祖” , 就是盼望着《花间集》能够成为改变词坛风气的灵丹妙药。当然, 这副药是否有效尚须另作别论。
      如果说上述观点尚属合理, 无瑕道人的《花间集》跋语则是溢美之词, 其中说道：
始知宇宙之精英, 人情之机巧, 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群、可怨, 宁独在风雅乎！
      无瑕道人认为《花间集》可以包罗万象, 并且宣称“ 可兴、可观、可群、可怨, 宁独在风雅乎” , 言外之意是说《花间集》亦可“ 兴、观、群、怨” , 他对《花间集》的推祟可谓无以复加。无瑕道人此语也是为了推尊《花间集》, 只是显然言过其实。今日看来,《花间集》题材内容之狭隘是其先天不足, 远远不是“ 宇宙之精英, 人情之机巧, 包括殆尽” 。读花间词我们虽可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人心态有所了解, 却还难以“ 兴、观、群、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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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修业先生《吴承恩著述考》一文认为,《花草萃编》正是在《花草新编》的基础上完成的。见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附录,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第234-237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花间集》条云：“ 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 可见对其之推崇, 宋人多赞同此说。在金、元两代,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时代风气和文学思潮, 词坛重清刚之气, 排斥香艳的花间词风。
③王又华《古今词论》,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597页。


钟人杰对此有较详的阐述：
      盖宋人之词语浅而遥, 唐人之词才深而近,各有深致, 不可优劣, 而宋尤厥体当家。《草堂》中俊语如“ 满院落花春寂寂”……入《花间》不复可辨。《花间》中欲拈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 杨柳外, 晓风残月”……•一段天然之美, 岂易得耶①钟氏此处所说“ 唐人之词”指《花间集》, “ 宋人之词”指《草堂诗余》。既云唐词与宋词“ 各有深致, 不可优劣” , 又说“ 宋尤厥体当家、既谓“《草堂》中俊语” 、“ 人《花间》不复可辨” , 又指出欲在《花间集》中摘出如《草堂诗余》中具有“ 天然之美”的句子却不易得, 则钟氏对《花》《草》并非等量齐观。因此, 纵向来说, 明代是《花间集》接受史的第二高峰, 明人对其之崇拜甚至要超过宋人；横向而言,《花间集》在明代词坛上的地位非一般词选所能比, 却略逊于《草堂诗余》。
三
      《花间集》在明代之所以备受推崇, 首先是因为明代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潮有利于《花间集》的传播。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他们的审美趣味对文学作品的流传有相当大的影响。市民大众需要的是浅意通俗、富有刺激的文学作品, 明代小说、戏曲的勃兴就与此有密切关系。花间词多描写花前月下、男女情思, 风格香艳, 这一点正合明人口味。
      其次,《花间集》在明代的盛行与当时唐宋词籍的流传状况有关。唐宋主要词选在明代大量散失, 只有《花间集》、《草堂诗余》、《花庵词选》等几部幸免于难。这些词选在明代的版本情况已见上述, 其中有些只有一二种刊本, 有些则只有藏本、抄本, 未曾刊刻。它们或者流传不广, 或者被人收藏而不见于世, 影响更无从谈起。另外, 南宋词别集的散佚也相当严重。上文曾引王昶《明词综自序》之语：“ 及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 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南宋的一些大家, 如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词集在明代或不传或稀见, 南宋词风对时人影响很小。与此同时, 唐五代北宋人的词集则保存得相对完整, 而这些词作与《花》、《草》整体美学风貌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恰为《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的盛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 南宋词别集并未完全绝迹,如辛弃疾词即未失传,《草堂诗余》中也有少量南宋词, 然而这些词却难以得到明人的关注, 可见重唐五代与北宋词也是明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明人的词学观决定了这是一个《花间》极盛的时代。明人论词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曰重言情。王世贞即云“ 词号称诗余, 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 足以移情而夺嗜。” ②     二曰重婉约。何良俊云“ 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 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 ⋯柔情曼声, 摹写殆尽, 正词家所谓当行, 所谓本色者也。” ③      以“ 婉丽流畅” 为“ 当行” 、“ 本色” , 这正是明代词坛的主流观念。明人对《花间集》的解读也多从上述两方面出发。以《花间集》为有情之编者如茅一桢, 温博《<花间集补>序》引茅氏语曰：“ 昔人称长短句情真而调逸者, 莫过《花间》。”认为就“ 情真” 、“ 调逸”而言, 历代词作没有超过《花间集》的。关于花间词风, 明人有如此言语：“ 然《花间》柔艳婉约, 自是温、韦、和、李诸才子香奁中物。” ④     以“ 柔艳婉约”来论花间词。《花间集》与明人对词的体认正相契合, 其大受欢迎是理所当然之事。
      由于《花间集》在明代的巨大影响, 不少人把明词中衰的原因归结为其与《草堂诗余》的流播。如清人储长源云：“自《花间》、《草堂》之集盛行, 而词之弊已极, 明三百年直谓之无词可也。”当然,《花间集》对明词确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明人出于一定的词学观念选择了《花间集》, 《花间集》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观念, 所以明词香软浅俗的弊病与《花间集》的盛行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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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钟人杰《叙刻<花间><草堂>合集》, 见明天启钟人杰笺校本《花间集》。
②王世贞：《艺苑危言》,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85页。
③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词苑英华》本《草堂诗余》。
④钟人杰《叙刻<花间><草堂>合集》, 明天启钟人杰笺校本《花间集》。


但明词的衰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词乐的失传、词体的演变、明曲的兴盛等多种因素的合力才造成了明词的不振, 所以明词中衰的责任不能一概归于《花》、《草》。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明人对《花间集》的接受行为本身。也就是说,《花间集》对明词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这个责任应该由明人来负, 不应该由《花间集》来负。《花间集》作为文人词之宗祖, 对其学习本来是无可指责的, 关键是如何去学。明人不该只得其表而不得其里, 能入而不能出。张杞和《花间集》多达487首, 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明人也不该只知《花》、《草》, 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由上文可知, 明代中后期词坛几乎就在《花》、《草》的笼罩之下, 这实在有碍明词的良性发展。晚明时卓人月指出“ 世人但知《花间》、草堂》、《兰畹》之为三珠树”, ② 即是在批评明人学词取径过窄。明人对《花间集》的接受虽不乏积极因素, 但确有不合理的地方, 如无瑕道人竟认为《花间集》可以“ 兴、观、群、怨”,这种过度推祟不能不说是畸形的。应当说, 明人对《花间集》的接受造成了该选的极度盛行, 这是《花间集》的幸运, 却不是明词的幸运。
〔导师刘扬忠教授点评〕
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接受史, 学界至今尚乏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此文选取《花间集》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明代作为考察对象, 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 系统地梳理和论证了明人对《花间集》接受的过程及其特点并揭示了《花间集》对明词坛的巨大影响；证明该书之所以在明代备受推崇,与当时社会观念、审美思潮、唐宋词籍的流传、明人的词学观都大有关系。此文的观点和结论, 不仅使人清晰地看到明代词学观、文学观的变化, 而且可以为同类课题的研究提供借鉴。此选题有意义, 文章亦有创见, 特推荐发表。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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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引,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528页。
②徐士俊《<古今词统>序》引, 卓人月《古今词统》明崇祯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