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索隐】：言救弊为政之术，所为苟可以彊国，则不必要须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案，《商君书·更法》：“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大意是：制法只要能强国，就不必沿用旧法；制礼只要于民有利，就不必死守旧礼。】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索隐】：言贤智之人作法更礼，而愚不肖者不明变通，而辄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三家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案。“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语出《商君书·更法》。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要效仿古法。《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集中反映了商鞅的反古易礼、推行新法、施行新政之变法思想。
《更法》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针对“是否变法”这一问题在朝堂上进行的一次论战。秦孝公首先提出议题：“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甘龙首先抛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之依据。
针对甘龙、杜挚之论，商鞅反问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同时，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断，表达了坚持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商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天下；齐桓、晋文等之所以称霸诸侯，是因为各自法度不同。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妨大胆改革，无须效法古制。要革新就必须反对守旧，要前进就必须反对倒退。】

三家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令民为什伍，【索隐】：刘氏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正义】：或为十保，或为五保。
而相牧司连坐。【索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索隐】：案：谓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故云“与斩敌首同赏”也。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案律，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今匿奸者，言当与之同罚也。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正义】：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两课。
有军功者，各以率【集解】：音律。受上爵；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索隐】：末谓工商也。盖农桑为本，故上云“本业耕织”也。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於古也。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索隐】：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

三家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案，秦孝公和商鞅即将在秦国上演的变法，虽没有革命那样暴烈，却也充满了重重阻力。第一重的阻力就来自朝内。秦国自建国到孝公，已历400余年，自有成熟的法度规则。孝公欲以商鞅之法变革秦法，朝内保守派的大臣们首先不同意。第三重阻力是在宗室。在春秋时期，国君为公室大宗，国君的兄弟为小宗。为强化统治，一般大宗为君，小宗为相，相互扶持以加强公室。这也是为何春秋时有那么多以公孙、公叔、公子为氏的。例如魏国国相公叔痤，就是魏国先君之子，现任国君之叔。秦孝公欲以商鞅之法强秦，自然要给予商鞅足够的权力，那必然不能以公室之人为相。商鞅之法若不能震慑公室之人，那么新法之运行必然受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即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公室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公室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公室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公室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公室专职。也就是说，非公室大臣中，商鞅职位已极。
新法运行一年后，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太子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在政治和军事上商鞅的变革主要集中在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分封制”、实行“什伍制”。“世卿世禄制”即是官位爵位世袭制，即使连国家最重要的任卿这样的高官也可以继承。这就造成强者愈强，一旦主少国疑，就有可能出现强臣噬主。晋国的灭亡既源于此。商鞅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了重要官职的世袭，为国家选拔人才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制定二十级军功爵，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商鞅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今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
郡县制及军功爵制的推行，彻底废除了秦国公室在秦国的特权，极大的集中了国家权力，使国君能够一统国家之权力，大大的减少了公室内耗。
实行什伍制，秦国的城市周边，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却不分家的，赋税加倍。（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户籍制度的采用，使民间没有隐匿人口，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赋税。老百姓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大大的节约了政府劳力。
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商人的活动加以限制，增加商人的税赋，让商人回归田野从事农业劳动】

三家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相秦十年，【索隐】：战国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与此文不同者，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战国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盖连其未作相之年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索隐】：谓天资其人为刻薄之行。刻谓用刑深刻；薄谓弃仁义，不悃诚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人口再生产的运动轨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群体的长期延续发展，取决于该群体的人口净出生数量，也就是当年人口的出生数量，减去当年的人口死亡数量。故而，东亚地区的所有有见识的君王，十分重视人口的再生产，秦国与秦始皇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古代历史的发动机不是物质生产主导，而是人口的生产再生产起客观的主导作用。这个论点必须放在东亚地区历史事实中去理解。
在古代，东亚地区社会的人口到达了六千万之巨。庞大人口组成的国家形态在世界史上是无以伦比的。
东亚地区各个王朝的更替轮回都是与人口的数量增殖有关，人口与王朝战争存在着对应关联。
东亚地区社会的施政措施也是围绕着人口的增殖来达到盛世目标，主要体现在休养生息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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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认为较靠谱的是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的数字，当时已出现“料民”这一人口调查统计活动，此时中国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案，前684年庄王十三年 春,齐伐鲁,战于长勺,齐败。 十三年，周伐郑，郑射伤桓王，隧离开郑回到周。二十三年，桓王去世。桓王去世，其子庄王佗继位。庄王四年，周公想杀死庄王，立王子克。辛伯向庄王报告此事，王杀了周公，王子克逃到燕国。十五年，庄王去世。庄王去世，其子厘王胡齐继位。厘王三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五年，厘王去世。】
先秦时，各诸侯国出于强国、征战和称霸的需要，纷纷推出积极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如东部齐国，管仲治齐时，国内采取奖励生育政策，对外推出移民政策，欢迎“外国人”到齐国定居；被吴国打败的越国，越王勾践尤重人口发展，国内所有育龄妇女只要生孩子，从医疗到护理，费用国家全包。
西部的秦国，秦孝公继位后也赶紧调整人口政策，重用商鞅，实施变法，对内奖励农耕，改善老百姓生活，提高生育能力；对外“利其田宅，免其兵役”，欢迎三晋百姓移民秦国，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
到秦始皇时，秦国进一步加强人口管理。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开始要求男子登记年龄，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谓“初令男子书年”。据《帝王世纪》，秦代时中国总人口达“二千余万”，这是中国总人口首破0.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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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中国人口增长加速，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第一个生育高峰期。
刘启（景帝）当皇帝末年（公元前141年），中国总人口已超0.3亿；到西汉后期又翻近一倍，约0.6亿人，中国首过半亿人。据《汉书·地理志》：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西汉人口增加如此之快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有关，更重要的是，西汉朝廷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据《汉书·惠帝纪》，汉惠帝时“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生了一个孩子即可免徭役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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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界认为，北宋人口最盛时期在赵佶（徽宗）当皇帝时。据《宋史·地理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全国总户数是20882258户，为历史最高，但总人口仅约0.47亿，平均每户仅2口多，显然不对。
考证发现，原来宋代人口统计不计女性，推算大观四年北宋全国总人口应过0.9亿；如果以通行的古代平均每户5人计算，则人口过亿。
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分析，算上当时的少数民族、辽、西夏、西藏、台湾等今日中国版图内人口，中国总人口约1.21亿。这一数据还是偏低估算，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估计为1.25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突破一亿人口的是哪个朝代？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唐朝或者明朝，因为唐朝发达，明朝人口大增长。但实际上是宋朝，不是唐朝，也不是后来的明朝，就是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破亿的国家。公元1110年，北宋大观四年，全国户数则达到了20882258户，估计总人口约1.2亿。
不管是何时传入的，但占城稻对宋朝的影响是深远的。
由于占城稻适应性强、耐旱，对于南方广大的丘陵地区和北方旱地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这些优点使过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可获得合理的收成。于是占城稻的引入，极大促进了宋朝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促进了北宋人口的增长。北宋时期，人口则增长到超过1亿，占城稻功不可没。只有以稻、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社会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
关于占城稻的传入和记载，正史记载如下：
《宋史》上记载：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解，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蔺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 榜示民，后又种于玉衰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宋会要辑稿》上记载：“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解，分给江淮、两浙 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
《国朝会要 》上记载：“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给江淮、两浙嘈，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
《台湾纪事》（清）吴子光 撰
闽中诸榖，盛称占城稻，分赤、白二种，有六十日可获者，有百日可获者，最宜于备旱。宋真宗时，遣使求其种以归，故名占城稻云。
八闽通志 卷之二十五。　　食货　　　土产　　　　　福州府
谷之属
稻　《尔雅》曰：“稌稻。”《说文》谓稻为“粳，糯，稌属也”。糯亦名秫。《字林》云：“糯，粘稻，而粳稻不粘。”今之食米皆粳稻，酿酒则糯稻也。其名品皆甚多，而八郡土俗所呼，又各不同，不能悉载。兹特取其大者志之。早稻，春种夏熟。晚稻，盖早稻既获再插，至十月而熟者。其米皆有红、白二色。宋马益诗云：“两熟潮田世独无”，盖谓是也。大冬稻米，亦有红、白二色，春种冬熟，岁惟一收，然其所获与岁二熟者亦差相等。
占城稻无芒而粒细。《湘山野录》：“宋真宗以福建田多高仰，闻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一十石，以遗其民，使莳之。”《三山志》谓其有早、晚二种。《邵武志》谓其种有六十日可获者，有百日可获者，今八郡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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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宋徽宗时期，是东亚地区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人口第一次超过1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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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建立魏国时，全国“人众之损，万有一存”，魏国、蜀国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5372891）人。吴国人口没有统计，史家按照“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来推算，吴国人口不会超过蜀国。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国人口总数在600万至700万左右。
《晋书》记载：西晋咸宁六年（2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一千一百一十六万（11160000）人。
《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人口总数为四千六百零一万（46010000）人。
唐朝中期，人口变化仍然不大。
《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52910000）人。
《宋史》记载：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四千六百七十三万（46730000）人。
《元史》记载：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国人口为五千八百二十三万（58230000）人。
《明史》记载：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年，全国人口总数为六千零六十九万（60690000）人。
《清史稿》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人口为两亿零五百五十九万（205590000）人。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人口达到了四亿多人，为四亿一千九百四十四万（419440000）人。
《清续文献通考》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国人口达到了四亿七千三百五十四万（473540000）人，这就是民间俗称的“四万万人”。
一般认为，明朝人口最盛时在朱厚熜（世宗）当皇帝时的嘉靖年间，“户九百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八。”明代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称，民间人口统计“十漏六七”。如果以此说法来推算，当时全国总人口已过亿。
路遇、滕泽之所著的《中国人口通史》认为，明代人口最盛时近1.7亿；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同样认为，明后期虽然战争、瘟疫导致人口大减，但仍维持在1.5亿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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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宋徽宗时期，是东亚地区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人口第一次超过1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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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口剧增，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期。从弘历（高宗）当皇帝的乾隆年间开始，中国人口数量一路增速，突飞猛进，有学者称之为“人口大爆炸”。据《东华续录·乾隆》，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中国人口达143171559人，超过1.4亿，这也是古代官方史料上人口统计第一次出现9位数；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人口已达200472461人，这是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人口达301487115人，这是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
清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古代人口最旺盛期，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中国人口首破4亿，据《清宣宗实录》，当年总人口为401008574人。奕（文宗）当皇帝的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达4.3亿。到载湉（德宗）当皇帝时的光绪年间，“四万万”已成为形容中国人口资源的惯用语。中国古代人口从乾隆二十七年的2亿到咸丰元年的4.3亿，前后仅用90年时间。
中国人口为何在清代发生“人口大爆炸”？学术界认为，这与清廷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在玄烨（圣祖）当皇帝时，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与赋税分开，不再像以往那样按成年人头收税，大大刺激了每个家庭的生育欲望。
实际上，清朝人口剧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与世界人口发展相适应的。当时全球人口都在增加，“摊丁入亩”仅是刺激人口增殖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以前大量漏报的人口重新登记入册，也导致“人口激增”；另外医疗水平的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种的增加，与食物结构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么，在古代“人口大爆炸”时代，中国人口资源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世界公认的人口资源大国。据公开的估测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总人口为13.6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8%。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少的时期是东汉末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全国仅0.2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10%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大的时期是北宋末期，当时人口已超过1.2亿，占世界总人口40%上下。
可见，中国古代人口最多的“人口大爆炸”时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反而不是最高。以公元1850年来算，当时世界总人口约10.9至14亿，而中国人口4.3亿，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39.%至31%之间；取平均数，“人口大爆炸”时代的中国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35%。

通过人口总数量的运动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出，东亚地区的在西汉时期、北宋时期、满清时期，经历了三次人口发展的大爆炸。东亚地区在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不到1000万，远低于春秋战国时代的2000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时期，东亚地区的人口没有突破6000万的第一次的高峰。
东亚地区在北宋，在明朝，在满清时期，迎来了两次人口的大爆炸。北宋宋徽宗时期，人口超过1个亿。明朝嘉靖帝时期，人口再次达到1个亿，乾隆帝时期人口爆炸为2亿人口，后期是3亿人口，道光帝时期人口上冲到4亿人口。
由此，东亚地区从西周到满清的发展轨迹，就很清楚了，客观的标准也有了。
这就是，东亚地区的战乱，往往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甚至上千年的大倒退。
在满清时期以后，由于东亚地区的大一统，没有经历上百年的战乱时期，由此东亚文明大发展，人口从明朝的一亿多，爆炸为4亿人口，直到21世纪的14亿人口。
所以
东亚地区的秦皇汉武的大一统的思想，有着巨大的推动东亚地区文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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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认为，秦统一六国之前，七国人口总数约二千万左右。杨宽也认为，战国时期，七国总人口大约二千万左右。葛剑雄则认为，战国人口已达到四千五百万左右。尽管学者对这一时期人口数量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
天下一统之后，秦朝人口总数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呈下降趋势，秦时的人口由战国时的3000万下降到2000万，其中每年有300余万青壮年男劳力从事各种繁重的摇役。
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长年的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的打击，并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西汉建立之初，中国人口尚不及1500万，相比战国人口最高峰时期的水平是大大下降了。
为了恢复国力，汉政府大力鼓励早婚早育，多生多育。高祖七年(前200年)下诏：“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所谓“勿事”，就是“不役使”，免除徭役的意思。惠帝时，政府又出台强制性政策：“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是以强硬的法律手段来促使女子早婚以繁衍人口。西汉最高统治者还数次释放宫女，让她们出宫嫁人，生儿育女。比如汉文帝时，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后元七年夏，文帝崩于未央宫，遗诏上说：“无禁取妇嫁女……。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应劭注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皆遣归家，重绝人类。”
文帝的作法对以后的皇位继承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继者津津乐道的“孝文时故事”。景帝也仿效文帝的做法，遗诏中也说，“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哀帝即位之初，即下诏曰：“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平帝崩后，也“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这些做法对人口的增长显然是有非常有利的。为了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殖，西汉政府在法律层面往往也对女子网开一面。景帝曾下诏曰:“孕者未乳，……，颂系之。”为确保腹内胎儿的安全，女罪犯可免于带刑具，对怀孕的女犯法外开恩。这些鼓励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人口政策，大大促进了西汉时期人口的增长。文景之时，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户口数有了很大增长。
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综合国力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新高。西汉初年我国人口不及1500万，文景之际已达2500多万，景武之际人口数量又达到3000多万；武帝前期可能已经出现了3400多万的人口高峰。
西汉前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高达12‰左右，中国人口已接近6000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两汉之际，战乱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致使人口数量又一次锐减。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东汉之初，为增殖人口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光武帝刘秀也推行了积极的人口政策，先后采取了释放奴婢、宽肴女犯等一系列措施。如建武三年，刘秀下诏释放犯罪女徒：“女徒雇山归家”。之后，刘秀又两次为奴婢问题下诏，不得杀害和摧残奴婢。两年后,刘秀再下诏释放奴婢，“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这样，大量奴婢获得了人身自由，这显然是有利于人口增值的。
妇女生育可以免交三年的人头税，怀孕期间国家发给粮食补助，并免除其丈夫一年的人头税，这项人口政策“实惠”特别多，力度特别大，汉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用心可谓良苦。
在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下，东汉前期人口增长幅度也比较大，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人口只有2100多万，到了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人口已高达5300多万。
在两汉400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时间里，东亚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口也进入一个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达到了东亚地区5000-6000万的人口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