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黄梅、广济和蕲春三县大部分人中，南宋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制置使、令蒙古大军无数败绩的余玠，是广济县车坊舖人，其村故址仍在，这已是毋容置疑之事。然而，浙江开化县竟生出“余玠系浙江衢州府开化县金水芳山人”之说，称其母是“巩氏”，应梦而生余玠，并以余玠之子如孙的“玠府君墓志铭”来证实其事。还说“一些地方余姓人攀龙附凤，强将余玠说是他们的先人”等等，乃至百度也采信其言，似乎毋容置疑。然而，广济系的余氏家族有着诸多的史料与此论完全相悖，故此进行一番考证。
首先，《宋史余玠传》的开篇写道：“余玠，字義夫，蕲州人”。原广济邑志则称“余玠，字義夫，蕲州之廣濟人”，之后的文章就与宋史一字不差了。而余氏宗谱对余玠更加具体化，“余玠，字義夫，号樵隐，住廣濟县车坊舖，------卒葬廣濟青蒿里關東山，坤向有碑，土名余公山，一名蜈蚣山。理宗御赐玉带殉葬後，爲贾似道發塚取去”。在此说明，青蒿里的余玠墓是衣冠冢，故御赐玉带便殉葬了。至此，地方志与家谱均是异口同声。
鉴于宋史说是“蕲州人”，于是，持“开化论”的人便又编派出“侨居蕲州”的说法，是投亲而侨寓蕲州等等，还以如孙“玠府君墓志铭”为证，似乎证据确凿。
然而，这些都经不起推敲！
据我们余氏家谱载，广济县周边几县的余姓家族，是五代后唐时，有一先祖余烈，名权字巽之，系江西休宁长茅始祖余寍仲（也称良祖）之曾孙，佐后唐莊宗有功，尚长公主；因唐莊宗在政变中被杀，后晋立，故作为“驸马”的余烈只得“挈妇将雏”，避祸于广济县双城驿，隐居乡野，繁衍后代。传至十一世而生余玠，玠父名嘉胜，母罗氏，而不是“巩氏”；其子是两位，名如孙、如钧，双双后裔家族至今均在，家谱累累可证。
在广济青蒿里余公山上，建有余玠墓（衣冠冢），也是在南宋时被当朝权相贾似道发塚取带而去的原墓址，由此牵涉了三件史料：
一、广济邑（县）志，明白无误地记述了余玠墓葬于關東山，土名余公山和蜈蚣山，还记述贾似道发塚取带之事。县志还载： “层峰山在县北十余里，------旁有青着寺，为義夫读书处”。又载：“邑有山紫金坪，宋余義夫讀書處”，还列举了诸多史事。由此可知，古代广济邑志载明：余玠自幼在车坊舖附近读书，死后葬在近旁青蒿里余公山的这一史实，由此记述了余玠幼时的活动轨迹和在南宋朝余玠死后随即发生的“贾似道发塚取带”之事，均发生在广济县其家乡一带，而不是开化金水芳山村。
二、康熙二十四年，黄州知府苏良嗣为青蒿里余玠墓题写了《宋资政殿大学士前四川制置使余公神道碑》碑文，其因是：“盖自贾似道发塚取带时，遂至平衍”，后人复立墓，于是苏知府为余玠墓题写“神道碑”碑文。由此可知，至少在清康熙朝以前，余玠墓被贾似道所毁以及余公山埋葬有余玠衣冠冢等事又一次被官府确认，而不是后人造假所为。神道碑文附后。
三、康熙五十七年，余玠后人与余玠苏夫人娘家之后人，为争余公山墓地两家争讼近百年，后经广济县县令判断而定，这也是远在清朝前期之事，而不是近代或今人所杜撰的，县令判词附后。
证据还有：余氏后人为查清先祖根基，按图索骥，持谱前往江西修水（古时休宁长茅），核对余氏源流。包括余烈及余玠在内，两家家谱对前期祖先源流表均准确无误，也无错位之处，说明广济余氏的根确在休宁，故江西将余玠列为“休宁八贤”还是有其道理。由此也说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以广济县余氏为主的分支家谱没有杜撰之处。
关于“籍”，全称应是“户籍”，现在也称“籍贯”。以我户支祖为例，原籍是明朝“广济县安乐乡一图二甲余高户”（先祖余烈和余玠的故居地一带），迁居黄梅县后，历经三代依旧还是广济籍，并不因已居住三代而称“黄梅籍”；直至第四代余世显於黄梅县府注籍后，户籍才成为“黄梅县永福乡四图一甲余显户”，故无论古今，户籍制度相当严谨，决不可信口雌黄。而在宋之余玠，其官爵是“兵部尚书”，是朝廷高官，其户籍岂可儿戏？国史也绝不会未加详查就轻易定为“蕲州人”，在古时那绝对是“欺君大罪”！而余玠的先祖在后唐时就“避祸广济县双城驿，衍户四十有八”，岂有其十一世孙反倒是“侨寓蕲州”之理？故宋史注其为“蕲州人”那是铁板钉钉！再者，谢方叔等欲置余玠于死地，污其罪名是“不知事君之礼，其子如孙取自‘生子当如孙仲谋’，有自立之意”等等，如若虚报户籍，岂不就以“欺君之罪”而一罪死之？——连余玠当朝的政敌都不曾否定其籍贯，现代开化人的假想是异想天开？还是缺乏常识？
因广济余氏来自江西休宁，而修水始祖良公（寍仲）第四代孙、烈祖之五子“恕”——后五代时人，官刑部尚书，写有《长茅小序》一文，序中记述其先祖“世居歙州，往来闵粤”，没有一字提及“衢州开化县”。而另一文则称“所谓原籍浙江衢州府开化县者，不得复引由余，源流各别，世多混牵。-----钦（始祖）固新安之休寍人”，由此可见，休寍与开化，并无源流牵连。先祖有源，后世有流，岂有余玠横生开化之理？
在南宋，蕲州是州，辖蕲春、蕲水（浠水）、广济、黄梅以及罗田五县，故宋史称广济人余玠为“蕲州人”乃是正理。祖籍于斯、生长于斯、读书于斯，宋史、县志、家谱均高度一致，“侨寓蕲州”因何而来？
以上种种，均表明，余玠既非生于开化，更不是由开化而“侨寓蕲州”，随意猜想和杜撰均算不得历史，诚不知“攀龙附凤、窃取名人”者到底是谁？
余玠后裔黄梅县余世显村之余西平撰
附：《宋资政殿大学士余義夫神道碑》碑文
宋南渡以后，政出权相，小人迭兴，相扇以和亲，公卿大夫多所顾望，莫知所为，一时封疆之臣屡遭戳辱，至于理宗，益坏难支矣。草野之豪杰，毅然起而任之，顾上失其柄，用人不终，而豪杰感激以死、大功未就、莫如余義夫也！
義夫，亡命淮东，赵葵辟举于幕，初之力学与杀人，行迹虽殊，其发愤为雄之志一也。夫淮东南北之咽喉，義夫绝其水道，贼不能直矙京口，则義夫之扰其势也。及淳祐入对，斥言世胄（zhou)文武之弊，固嘵嘵乎在宰相矣，理宗壮之，使制置西川。招贤二冉，图画山川要害，迁合州于钓鱼山，厉兵秣马，不战而守，此推亡固存之长策也！至于合沔兴利诸戌悉移易而就险，首尾犄角，而内水外水密其屏藩，此握奇制变之长策也！他如礼贤修学，轻徭薄敛，莫非诸葛李冰之遗意，而兵法处女之道尽矣。
夫国事危急之秋，不恃敌之不侵，而恃己之有备。淮泗滨河，利在舟师，重庆有灜塗缙雲之险，利在骑射，故義夫之策淮与策蜀有间也。当其时纪纲大坏，战守无备，百余年间，擅强大覬（ji)非常者，相望如王夔姚世安辈，皆逡巡而不敢发。夔虽就戮，而世安犹在，義夫之所以危也！義夫，楚国一男子也，其忠義之气与依违之人本自不同，惜其白鹿之学，道力犹浅，故疏词多烈，理宗中主，安能容之？物必腐而蠧生，此宰相谢方叔与徐清叟之馋说易入，而義夫危矣！资政召还，悲愤而死，使義夫而在，其挈全蜀而还之，亦何难也。
嗟夫！和亲之议，始于汉高祖，终于赵宋，北辕不返，南土日削，咎固在于宰臣，而人主称臣称子，稽首而甘心焉，于是叹宋之用人与其所以亡也。
義夫，姓余名玠，黄之广济人也，墓在江北青蒿里中，余，康熙二十三年守黄，访其墓鞠为荆榛，盖自贾似道发塚取带时，遂至平衍，而贾似道今安在焉？余慕義夫之烈，以为此邦人也，乃镌石而表之题曰：宋资政殿大学士前四川制置使余公神道，且封其塚焉。明年，其裔孙生员余学益以其家谱告，義夫子名如孙，六七传而族氏繁大，有四十八户，分籍于黄梅广济间，学益以墓碑零落而欲重新以表于墓，愿余有述。余嘉其后人能追先志，故乐记之，以告夫凡为人臣子者。
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嘉平朔湖廣黄州府知府军功加十级襄平苏良嗣撰
《广济县令对余公山界的判词》：
勘得余与苏皆属前贤之后裔，而其争界也则皆年远无凭之事也。据余供，伊山名余公山，据苏供，伊山名蜈蚣山；考之县志，余公山是实，俗称蜈蚣山者谬，山因余公葬此而得名也。然而尝载此山尽为余家管业，苏家何得墓坟纍纍？即云苏家之碑刻有假而坟无假，余家不能指此非苏家之坟，又安得谓苏家有坟而无山？随据余供，中间系伊之山，前面系苏家之山，后面系各姓之山，则两姓皆有坟有山可不辨而已，明特山界未明耳。问其山界，余供伊山以小腰合水为界，然观此山小腰合水有三处，当以何处为是？则曰第三处；问其有无凭？则曰无有，不过上下相传云尔。呜呼！其信然耶，其传之非真耶。苏供伊山以前苏太守所立之碑为界沟，沟中现一路小石可据。然观其碑是余公墓道碑，非山界碑，观其石是本山自生之石，散漫无纪，非理砌之石，如云立碑时当蒙太守吩咐，山即以此道碑为界，然无批禀可据，安得以口说为凭？呜呼！其信然耶？未可为信也！
再勘余坟之右约去二十余步有微小一土堆，苏供伊祖苏朗之坟，然无志可考，且苏家在下坟塚皆有碑志，为何此处紧要之坟独不立一碑以明界，乃故留其隙以启争端，有是理乎？余供伊祖原葬此处，被贾似道取玉带废弃，然后迁葬于左。观载县志，发塚取带，鏨錾可据，特未载迁葬于左耳。然废坟则无柩骨，祖坟则当有柩骨。乃余供伊废坟虽无柩骨，当有灰迹是也。苏供伊系祖坟当亦有灰迹，但未必有柩骨；未必有三字何异“莫须有”三字？欲以此定真伪岂足信哉！
及询两造山邻众听共知，若谓此堆是祖坟，山界属何处无碑无凭？众听不知不敢妄供。由此观之，则两姓所供之山界、苏家所称之祖坟，悉属无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又甚明本县秉公虚听，余坟在上，苏坟在下，相去甚远，其山甚长，今断此山，以对中中分为界，上属余，下属苏，各照管业，不得混争。至于山中无碑之处，见一微小堆，则曰某坟遇一略高断头，又曰某坟要，皆妄指妄称，其意总不在坟而藉坟以争山也！今山界以明，断案已定，任其妄指妄称、虚张祭扫声势，总不得再立碑志，藉为越界佔山张本，且其意并不在山而在木夫。宗祖之坟林岂为子孙伐木取利云尔哉，必将期其世世长蓄，无相害也。此山在余为下，在苏为后，若长蓄则两受其利，砍伐则两受其害，今断两姓但许长蓄，不许砍伐，除既往不究外，再有砍伐者，无论在上在下，均以砍伐治罪则均无益，则均有害，又焉朋争？今而后共各凛遵，毋得擅越，以妥先灵，以荫子孙也。
清康熙五十七年又八月初九日 *公印龚判断
附：部分家谱照片
首先，《宋史余玠传》的开篇写道：“余玠，字義夫，蕲州人”。原广济邑志则称“余玠，字義夫，蕲州之廣濟人”，之后的文章就与宋史一字不差了。而余氏宗谱对余玠更加具体化，“余玠，字義夫，号樵隐，住廣濟县车坊舖，------卒葬廣濟青蒿里關東山，坤向有碑，土名余公山，一名蜈蚣山。理宗御赐玉带殉葬後，爲贾似道發塚取去”。在此说明，青蒿里的余玠墓是衣冠冢，故御赐玉带便殉葬了。至此，地方志与家谱均是异口同声。
鉴于宋史说是“蕲州人”，于是，持“开化论”的人便又编派出“侨居蕲州”的说法，是投亲而侨寓蕲州等等，还以如孙“玠府君墓志铭”为证，似乎证据确凿。
然而，这些都经不起推敲！
据我们余氏家谱载，广济县周边几县的余姓家族，是五代后唐时，有一先祖余烈，名权字巽之，系江西休宁长茅始祖余寍仲（也称良祖）之曾孙，佐后唐莊宗有功，尚长公主；因唐莊宗在政变中被杀，后晋立，故作为“驸马”的余烈只得“挈妇将雏”，避祸于广济县双城驿，隐居乡野，繁衍后代。传至十一世而生余玠，玠父名嘉胜，母罗氏，而不是“巩氏”；其子是两位，名如孙、如钧，双双后裔家族至今均在，家谱累累可证。
在广济青蒿里余公山上，建有余玠墓（衣冠冢），也是在南宋时被当朝权相贾似道发塚取带而去的原墓址，由此牵涉了三件史料：
一、广济邑（县）志，明白无误地记述了余玠墓葬于關東山，土名余公山和蜈蚣山，还记述贾似道发塚取带之事。县志还载： “层峰山在县北十余里，------旁有青着寺，为義夫读书处”。又载：“邑有山紫金坪，宋余義夫讀書處”，还列举了诸多史事。由此可知，古代广济邑志载明：余玠自幼在车坊舖附近读书，死后葬在近旁青蒿里余公山的这一史实，由此记述了余玠幼时的活动轨迹和在南宋朝余玠死后随即发生的“贾似道发塚取带”之事，均发生在广济县其家乡一带，而不是开化金水芳山村。
二、康熙二十四年，黄州知府苏良嗣为青蒿里余玠墓题写了《宋资政殿大学士前四川制置使余公神道碑》碑文，其因是：“盖自贾似道发塚取带时，遂至平衍”，后人复立墓，于是苏知府为余玠墓题写“神道碑”碑文。由此可知，至少在清康熙朝以前，余玠墓被贾似道所毁以及余公山埋葬有余玠衣冠冢等事又一次被官府确认，而不是后人造假所为。神道碑文附后。
三、康熙五十七年，余玠后人与余玠苏夫人娘家之后人，为争余公山墓地两家争讼近百年，后经广济县县令判断而定，这也是远在清朝前期之事，而不是近代或今人所杜撰的，县令判词附后。
证据还有：余氏后人为查清先祖根基，按图索骥，持谱前往江西修水（古时休宁长茅），核对余氏源流。包括余烈及余玠在内，两家家谱对前期祖先源流表均准确无误，也无错位之处，说明广济余氏的根确在休宁，故江西将余玠列为“休宁八贤”还是有其道理。由此也说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以广济县余氏为主的分支家谱没有杜撰之处。
关于“籍”，全称应是“户籍”，现在也称“籍贯”。以我户支祖为例，原籍是明朝“广济县安乐乡一图二甲余高户”（先祖余烈和余玠的故居地一带），迁居黄梅县后，历经三代依旧还是广济籍，并不因已居住三代而称“黄梅籍”；直至第四代余世显於黄梅县府注籍后，户籍才成为“黄梅县永福乡四图一甲余显户”，故无论古今，户籍制度相当严谨，决不可信口雌黄。而在宋之余玠，其官爵是“兵部尚书”，是朝廷高官，其户籍岂可儿戏？国史也绝不会未加详查就轻易定为“蕲州人”，在古时那绝对是“欺君大罪”！而余玠的先祖在后唐时就“避祸广济县双城驿，衍户四十有八”，岂有其十一世孙反倒是“侨寓蕲州”之理？故宋史注其为“蕲州人”那是铁板钉钉！再者，谢方叔等欲置余玠于死地，污其罪名是“不知事君之礼，其子如孙取自‘生子当如孙仲谋’，有自立之意”等等，如若虚报户籍，岂不就以“欺君之罪”而一罪死之？——连余玠当朝的政敌都不曾否定其籍贯，现代开化人的假想是异想天开？还是缺乏常识？
因广济余氏来自江西休宁，而修水始祖良公（寍仲）第四代孙、烈祖之五子“恕”——后五代时人，官刑部尚书，写有《长茅小序》一文，序中记述其先祖“世居歙州，往来闵粤”，没有一字提及“衢州开化县”。而另一文则称“所谓原籍浙江衢州府开化县者，不得复引由余，源流各别，世多混牵。-----钦（始祖）固新安之休寍人”，由此可见，休寍与开化，并无源流牵连。先祖有源，后世有流，岂有余玠横生开化之理？
在南宋，蕲州是州，辖蕲春、蕲水（浠水）、广济、黄梅以及罗田五县，故宋史称广济人余玠为“蕲州人”乃是正理。祖籍于斯、生长于斯、读书于斯，宋史、县志、家谱均高度一致，“侨寓蕲州”因何而来？
以上种种，均表明，余玠既非生于开化，更不是由开化而“侨寓蕲州”，随意猜想和杜撰均算不得历史，诚不知“攀龙附凤、窃取名人”者到底是谁？
余玠后裔黄梅县余世显村之余西平撰
附：《宋资政殿大学士余義夫神道碑》碑文
宋南渡以后，政出权相，小人迭兴，相扇以和亲，公卿大夫多所顾望，莫知所为，一时封疆之臣屡遭戳辱，至于理宗，益坏难支矣。草野之豪杰，毅然起而任之，顾上失其柄，用人不终，而豪杰感激以死、大功未就、莫如余義夫也！
義夫，亡命淮东，赵葵辟举于幕，初之力学与杀人，行迹虽殊，其发愤为雄之志一也。夫淮东南北之咽喉，義夫绝其水道，贼不能直矙京口，则義夫之扰其势也。及淳祐入对，斥言世胄（zhou)文武之弊，固嘵嘵乎在宰相矣，理宗壮之，使制置西川。招贤二冉，图画山川要害，迁合州于钓鱼山，厉兵秣马，不战而守，此推亡固存之长策也！至于合沔兴利诸戌悉移易而就险，首尾犄角，而内水外水密其屏藩，此握奇制变之长策也！他如礼贤修学，轻徭薄敛，莫非诸葛李冰之遗意，而兵法处女之道尽矣。
夫国事危急之秋，不恃敌之不侵，而恃己之有备。淮泗滨河，利在舟师，重庆有灜塗缙雲之险，利在骑射，故義夫之策淮与策蜀有间也。当其时纪纲大坏，战守无备，百余年间，擅强大覬（ji)非常者，相望如王夔姚世安辈，皆逡巡而不敢发。夔虽就戮，而世安犹在，義夫之所以危也！義夫，楚国一男子也，其忠義之气与依违之人本自不同，惜其白鹿之学，道力犹浅，故疏词多烈，理宗中主，安能容之？物必腐而蠧生，此宰相谢方叔与徐清叟之馋说易入，而義夫危矣！资政召还，悲愤而死，使義夫而在，其挈全蜀而还之，亦何难也。
嗟夫！和亲之议，始于汉高祖，终于赵宋，北辕不返，南土日削，咎固在于宰臣，而人主称臣称子，稽首而甘心焉，于是叹宋之用人与其所以亡也。
義夫，姓余名玠，黄之广济人也，墓在江北青蒿里中，余，康熙二十三年守黄，访其墓鞠为荆榛，盖自贾似道发塚取带时，遂至平衍，而贾似道今安在焉？余慕義夫之烈，以为此邦人也，乃镌石而表之题曰：宋资政殿大学士前四川制置使余公神道，且封其塚焉。明年，其裔孙生员余学益以其家谱告，義夫子名如孙，六七传而族氏繁大，有四十八户，分籍于黄梅广济间，学益以墓碑零落而欲重新以表于墓，愿余有述。余嘉其后人能追先志，故乐记之，以告夫凡为人臣子者。
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嘉平朔湖廣黄州府知府军功加十级襄平苏良嗣撰
《广济县令对余公山界的判词》：
勘得余与苏皆属前贤之后裔，而其争界也则皆年远无凭之事也。据余供，伊山名余公山，据苏供，伊山名蜈蚣山；考之县志，余公山是实，俗称蜈蚣山者谬，山因余公葬此而得名也。然而尝载此山尽为余家管业，苏家何得墓坟纍纍？即云苏家之碑刻有假而坟无假，余家不能指此非苏家之坟，又安得谓苏家有坟而无山？随据余供，中间系伊之山，前面系苏家之山，后面系各姓之山，则两姓皆有坟有山可不辨而已，明特山界未明耳。问其山界，余供伊山以小腰合水为界，然观此山小腰合水有三处，当以何处为是？则曰第三处；问其有无凭？则曰无有，不过上下相传云尔。呜呼！其信然耶，其传之非真耶。苏供伊山以前苏太守所立之碑为界沟，沟中现一路小石可据。然观其碑是余公墓道碑，非山界碑，观其石是本山自生之石，散漫无纪，非理砌之石，如云立碑时当蒙太守吩咐，山即以此道碑为界，然无批禀可据，安得以口说为凭？呜呼！其信然耶？未可为信也！
再勘余坟之右约去二十余步有微小一土堆，苏供伊祖苏朗之坟，然无志可考，且苏家在下坟塚皆有碑志，为何此处紧要之坟独不立一碑以明界，乃故留其隙以启争端，有是理乎？余供伊祖原葬此处，被贾似道取玉带废弃，然后迁葬于左。观载县志，发塚取带，鏨錾可据，特未载迁葬于左耳。然废坟则无柩骨，祖坟则当有柩骨。乃余供伊废坟虽无柩骨，当有灰迹是也。苏供伊系祖坟当亦有灰迹，但未必有柩骨；未必有三字何异“莫须有”三字？欲以此定真伪岂足信哉！
及询两造山邻众听共知，若谓此堆是祖坟，山界属何处无碑无凭？众听不知不敢妄供。由此观之，则两姓所供之山界、苏家所称之祖坟，悉属无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又甚明本县秉公虚听，余坟在上，苏坟在下，相去甚远，其山甚长，今断此山，以对中中分为界，上属余，下属苏，各照管业，不得混争。至于山中无碑之处，见一微小堆，则曰某坟遇一略高断头，又曰某坟要，皆妄指妄称，其意总不在坟而藉坟以争山也！今山界以明，断案已定，任其妄指妄称、虚张祭扫声势，总不得再立碑志，藉为越界佔山张本，且其意并不在山而在木夫。宗祖之坟林岂为子孙伐木取利云尔哉，必将期其世世长蓄，无相害也。此山在余为下，在苏为后，若长蓄则两受其利，砍伐则两受其害，今断两姓但许长蓄，不许砍伐，除既往不究外，再有砍伐者，无论在上在下，均以砍伐治罪则均无益，则均有害，又焉朋争？今而后共各凛遵，毋得擅越，以妥先灵，以荫子孙也。
清康熙五十七年又八月初九日 *公印龚判断
附：部分家谱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