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资料搬运自CSSCI期刊《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枝忠、福州大学闽台文献研究所副教授、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益民曾三次对该县和邻县周边地方做了普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存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除去宝山峰顶俗称南天门附近二通分别镌刻有“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的“双圣碑”不计外,尚有十七通。其中有的只书“通天大圣”四字,计十二通;有的书“玉封通天大圣”,计一通;有的书“通天大圣仁济真君”,计三通;有的书“通天大圣仁济真君神位座”,计一通。镌刻了“齐天大圣”的有二通,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处是两碑并立,右碑质地系砖,竖行阴刻楷体碑文“通天教主齐天大圣”;左碑乃石碑,竖行阴刻楷体碑文“通天大圣”。另一处在宝山峰顶俗称南天门附近一座面积不大的简陋建筑内,两通石碑并立。右碑上方横刻,“宝峰,”二个小字,中间竖刻,“齐天大圣”四个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左碑上方无字,中间刻“通天大圣”四个大字,下端也是“神位”两个字。以上这些石碑大多数没有年款,或因年代久远漫漶太甚,无法识读。目前可辨认者最早为明“洪武甲子”,计一通;其次是明“正德二年”,计一通;再有是明“万历八年”、“万历十二年”,各一通,均为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仅用干支纪年、具体年代不明的二通,分别为,“丁亥年七月”、“己亥年六月”,也是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其实,即便没有年款或无法识读的,仅从石碑本身来判断,年代也应该较为久远了。还有这类石碑大多和另二通分别镌有“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字样的石碑树立在一起,一字排开,而且顺序都一致,都是中间为“通天大圣”碑,左右为“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碑,二者的左右次序也没有颠倒的现象;有的是同一通石碑上镌刻了“通天大圣”、“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左右排列顺序也与分三通者的情形一致。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枝忠、福州大学闽台文献研究所副教授、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益民曾三次对该县和邻县周边地方做了普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存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除去宝山峰顶俗称南天门附近二通分别镌刻有“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的“双圣碑”不计外,尚有十七通。其中有的只书“通天大圣”四字,计十二通;有的书“玉封通天大圣”,计一通;有的书“通天大圣仁济真君”,计三通;有的书“通天大圣仁济真君神位座”,计一通。镌刻了“齐天大圣”的有二通,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处是两碑并立,右碑质地系砖,竖行阴刻楷体碑文“通天教主齐天大圣”;左碑乃石碑,竖行阴刻楷体碑文“通天大圣”。另一处在宝山峰顶俗称南天门附近一座面积不大的简陋建筑内,两通石碑并立。右碑上方横刻,“宝峰,”二个小字,中间竖刻,“齐天大圣”四个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左碑上方无字,中间刻“通天大圣”四个大字,下端也是“神位”两个字。以上这些石碑大多数没有年款,或因年代久远漫漶太甚,无法识读。目前可辨认者最早为明“洪武甲子”,计一通;其次是明“正德二年”,计一通;再有是明“万历八年”、“万历十二年”,各一通,均为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仅用干支纪年、具体年代不明的二通,分别为,“丁亥年七月”、“己亥年六月”,也是镌有“通天大圣”字样的石碑。其实,即便没有年款或无法识读的,仅从石碑本身来判断,年代也应该较为久远了。还有这类石碑大多和另二通分别镌有“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字样的石碑树立在一起,一字排开,而且顺序都一致,都是中间为“通天大圣”碑,左右为“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碑,二者的左右次序也没有颠倒的现象;有的是同一通石碑上镌刻了“通天大圣”、“本坛土地”和“黄公道者”,左右排列顺序也与分三通者的情形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