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主要是一群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及其妻儿、僮仆聚居在一起。内部各家经济独立，也就有贫富之別。富庶的对于贫弱的虽无收养的责任和义务，但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宗族间的团结，有财有势的家族也形成一种风气：他们要拿出钱财赡养贫穷的宗人。
因为一人犯罪，很多时候都会被受牵连（夷三族），像吉茂，因为宗人吉本参与建安二十三年的许都之乱，差点被连坐，幸得钟繇查证“服第已绝”（即五服之外），才得免（见《常林传》注引《魏略》）。战乱时如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这些拥众自守的豪族，全宗族的人都支持起事者。这情况至南朝才开始改变，王导沒参与王敦之乱是典型例子。
《后汉书．李章传》云：“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繕甲兵。”东汉初坞壁已出现；刘秀统一后的太平之时，因为汉政府不严禁复仇，故大族大都建立坞堡自卫。《太平御览》卷598引《僮约》云：“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作高楼致其上，有急则上楼，击以告邑里令救助也”，就是生动的描写。
另据《四民月令》记载，他们不但基本能生产大多数的日用品，豪强在二、八和九月时练习射技、八九月时修繕兵器弓矢、九月时进行战斗训练。崔寔更在《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直言因为贪饕之吏导致刀铠质量低，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这反映部份豪强有能力自制兵器。
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时，曹丕在《典论．自敍》所述的“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战时有不少人为了自保，就率宗族投靠当地的豪强：常林投靠故太守陈延（当是陈龟后人），凭坞堡抵抗张杨军六十余天，就是例子。
在宗族关系更趋紧密的同时，较弱的家族对较强的家族依附性也在形成，一如宾客、部曲般。豪强不仅在社会上有势力，经济上是豪富，而且还独占政府的官位，中央大官一般出自豪族强宗；“二汉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见《宋书．恩倖传序》），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些世代为官的家族（世二千石）。公孙瓒对其辖境內的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原因是他认为那些豪族子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对起用他们的长官感恩。
像单家张既，哪怕有才华、仪容和家富，要挤进官府也是相当困难。初只能为郡小吏，要刻意讨好大吏始能当右职；冯翔东西分郡时，单家严干和李义到沒有豪强的东部始能任右职。这两例说明大族对郡大吏的世袭性。

初为太守铫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后汉书．冯勤传》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后汉书．党锢传序》
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邈谓超曰：“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三国志．臧洪传》
迁琅邪太守。齐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汉书．朱博传》
这些是东汉初至东汉末，太守委政于功曹，甚至成实际太守之例。功曹的主职之一是“主选署功劳”（见《续汉书．百官志五》），若是正直如乐恢者，达至“选举不阿”，当然沒问题；“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见《朱博传》），这样的情况恐怕才是时有发生：外来守相自辟几个重要职位，但对本地人不太认识，大部份小吏只能靠功曹这个本地人。
拜，即君主任命官吏的用词，通过刘平、周防等例，可证郡丞是由中央任命；功曹则不同，是由太守自行任用，范滂、庞统等例可证。郡守辟用本郡人（三辅除外）为吏，可详见安作璋先生和熊铁基先生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的辟除权（需要补充的是边郡也有用他郡人为吏的情况，玄菟和乐浪二郡曾取吏于辽东郡，见《汉书．地理志下》。汝南陈茂为交趾辟为別驾，见《太平御览》卷60引谢承《后汉书》；尹湾简牍显示侯家丞和文学沒有籍贯限制）。郡守因三互法的关系，在地方本来就缺乏基础；新任太守又基本沿用旧太守的班底（朱博换旧吏是非常态，故郡中大惊），属吏又基本是地方豪族，结果真如叶适所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见《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几个地方豪族世袭支配地方（注3），才是常态。
黎明钊先生在《辐辏与秩序───汉帝国地方社会研究》第四章，应用了尹湾简牍所记地方长吏的籍贯，统计得出他们的原籍，极大比例是来自东海邻近的州郡。其结论为：“他们以其豪族大姓的社会条件进入汉帝国的郡县掾吏构架，又逐渐垄断选举途径从而扩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地方豪族大姓，实际上支配地方政府。”

《竹邑侯相张寿碑》（建宁元年五月）记载张寿整顿吏治时拿功曹周怜开刀，但反被督邮（可能是同族的）周纮弄至“捐禄而归”（见《金石萃编》卷十二，《隶释》卷七的版本则是“捐禄收名”），这反映出当时地方豪强之横。
当他们儒士化甚至有家传之学时，累世公卿而形成世族，势力之大在汉末时，尤以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为典型。袁氏不但拥有人力和财力，仕官的途径也较常人方便，更重要的是以辟召等方法，让袁氏拥有庞大的门生（注4）、故吏，这个类君臣的关系，不但是人脉上的优势，比方他们宁可知法犯法也要替故主殓葬，王修和向雄是典型例子。更有甚者，袁逢辟荀爽他虽不应征，但荀爽还是视其为举将，故在袁逢死后服丧三年。冀州牧韩馥固是懦弱之辈，但袁绍能以诈夺冀州，门生、故吏在道德上有劣势这因素也不可忽视；周毖等名士也以此为由，劝董卓拜袁绍为太守，免得山东非其所有。
而且去职后也有收益，左雄曾上奏“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杨震父子不收故吏的金十斤、钱百万成美谈，反映出以财物送故才是东汉中后期的常见现象。
《三国志．满宠传》云：“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次一等的地方豪强，正如汉魏之际的时人仲长统所讲：“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时人应劭已在《风俗通义．愆礼》评论地方选人的弊病“顾私恩”时曰：“《春秋》：大夫出使，闻父母之丧，徐行而不返；君追还之，礼也。（吴）匤虽为（黄）琼所授举，由郡县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书也，凡所按选，岂得复为君臣者耶！今匡与琼其是矣。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而顾私恩，傲恨自遂，若宫车宴驾，何以过茲？”
黎明钊先生在同书第九章，引用了《二年律令》、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刘邦为亭长的经历、《史记．酷吏列传》等，力图证明：“作奸犯科的大族和大姓，文献或许以盗贼名之……以管理治安的亭长为线索，探讨一些出身自大姓，成为地方掾吏，知法犯法，以权谋私，作恶于郡县的歹人。”这章对了解甚少出现于史籍，又或者仅出现于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的地方豪族，很有参考价值。

曹氏虽不能与袁氏相提并论，不过也算是地方豪族：曹操之父曹嵩能花一亿巨资买太尉；曹褒官至颍川太守；褒子炽（曹仁之父）官至侍中、長水校尉，陈侯；曹騰侄儿鼎官至尚书令；曹休的祖父官至吴郡太守。可见曹氏在朝堂和地方的势力。曹氏的经济实力更雄厚，曹嵩不用多说；曹纯僮仆人客以百数；曹洪仅家兵都有千余多。
《水经注．阴沟水》就记录曹氏墓群之盛；安徽省文物局介绍曹氏家族墓群，因出土石刻得知更多成员：永昌太守曹鸾、曹操之女曹宪、豫州刺史曹水等。曹操祖父曹腾还为儿孙留下一点人脉，受其恩惠的张奂、种暠等人（注5）便是。
至于夏侯氏，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只讽刺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为“赘阉遗丑”，沒提及过曹操是否出自夏侯；贬曹的《曹瞒传》和郭颂《世语》倒记曹嵩为夏侯氏之子；陈寿和司马光都不敢下定论。只能确定的是曹操对诸夏侯视作本家，再加上历次姻亲，陈寿把诸夏侯和诸曹同放在《魏志》卷九中。
夏侯渊、曹仁等日后确实成为曹操军中的主将：曹洪在烧乌巢和攻邺时留守曹操本营、曹仁“镇荊州”、夏侯渊“守汉中”、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曾统领虎豹骑和当中领军的曹休与曹真。
不过最讽刺的是，当曹操变成通缉犯逃回陈留时，尽散家财招兵买马，并与工匠一起打造兵器干这些“小事”（见《太平御览》卷346引《军策令》），才得以合兵五千之际，他的亲父曹嵩却不肯相随，且逃往徐州避难（见《后汉书．曹腾传》），连曹真之父邵在募众时被杀还不如，这更显出他们的誓死相随，尤以让马劝曹操逃的曹洪为典型。
曹操一生经历太多的反叛：陈宫等人在兖州差点终止曹操霸业、收留为吕布所逐，其后又夺徐州而叛的刘备、《后出师表》记“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的王子服（古书竖写，“王子”与“李”容易造成误记）、前后五反的昌豨等；四百年大汉再加上独尊儒术，汉朝成为众多仕子的情结，连曹植闻魏代汉便发服悲哭（见《三国志．苏则传》）；汉魏之际曹操需要绝对的忠诚，兵力掌握在自家人手中，这点不难理解。毕竟曹操去世后，已经出现零星的异动、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叛乱（注6）。“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曹操同乡）”这等疯言（见《三国志．徐宣传》），也不能说完全是事出无因。
有了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刘宋、萧齐、萧梁和北魏仍然实行皇子和宗室入辅出镇，南北朝不会沒有有识之士吧？这是否能理解成这样的配置在这一特定时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何况曹仁、夏侯渊等的军事才能与外姓相比，最多是伯佐之间，故曹操这安排似也不易必苛责，毕竟前有刘备督曹将反占徐州的反例，且曹魏日后也确为外姓所篡。
凡事总有得有失，诸曹、夏侯日后也沒有发生如糜芳、步阐般举要城投降之例（夏侯霸明显不算，不但是只身，还只是怕被司马氏所杀）。夏侯惇在居巢督的二十六军，也是发生在孙权遣徐详、两家和解后的事，而且曹仁、臧霸很快就各自返回自己的防区，这个只是为时短暂且战争机会不大的临时安排。
不计算曹操诸子孙，诸曹、夏侯的文臣也为数不少：曹肇、夏侯惠、夏侯和、夏侯荣、夏侯玄、夏侯湛等，这就是所谓的谯沛集团的主力。

时至今天，同乡会仍然存在，证明这层人脉关系在中国依旧适用。东汉时人们已从“乡里”的认同，提升至“州闾”的层面（注7），故吕布称张杨为“州里”；王允以吕布为州里壮健，厚接纳、韩遂向追击的樊稠求情时便以州里为由，获其同意，更是最好的注译。
刘增贵先生在《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一文中认为，乡里士大夫的活动笵围非乡里所能限，故乡里可指县之人，更常见指同郡人。东汉时期，州的地位日渐重要，士人结合亦以州为单位，“州里”之称也渐与“乡里”并驾齐驱。
这就是《徐宣传》中的“或曰”之成因。魏晋之际时，通过曹睿、曹爽和司马骏的行动便可得知，帝乡身份还是有点用（注8）。曹操就曾让乐进回本郡募兵，并由他指挥其同乡。那么，曹操有没有意识的重用自己的同乡呢？有，而且文武皆有例子，当中还有故知：
中领军史涣（见《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中坚将军许褚及其兄许定、有勇力的文稷、只身造合肥的刘馥、伐刘备失败的司空长史刘岱、曹操好友丁冲，及其两个儿子丁仪与丁廙、历任军民多职的武周（注9）、曹丕四友之一的朱铄（籍贯见陶潜的《集圣贤群辅录下》）、曹真乡人朱赞。
黄旨彦女士在《公主政治———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别考察》第五章第二节在曹丕劝其父放弃有眼疾的丁仪，改选夏侯楙为婿时就评论：“与曹操同是沛郡一地之士，虽然曹操及曹丕均未明言，但曹操在为爱女择婿时，家族私交及地缘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以婚姻形式，让功臣、才士与其政权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历朝皆是，只是曹操还考虑了私交与地域。安阳公主与同州的荀彧之子荀恽之姻，也是例证。
对于他们的犯错或受牵连时，曹操确实是较优待，当然，丁斐和文钦也用功绩及忠诚来报答：
文钦因魏讽案坐连当诛，曹操以其父文稷之故而赦免，后文钦与毋丘俭一起兴兵讨掌权的司马氏；丁斐好小利，曹操只眼开只眼闭，谓：“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见《三国志．曹真附子爽传》注引《魏略》）在渭水时，丁斐机智的放牛，让马超军抢，好让殿后的曹操成功渡河，似印证了曹操的评价。
从轻发落又不等同完全默许：许令满宠收治数犯法的曹洪宾客，曹洪求情不果后只好找曹操，满宠知道曹操召见的目的，故先杀掉罪犯，换来的反是曹操赞曰：“当事不当尔邪？”曹操听闻邺城有人不奉科禁，乃提拔严吏杨沛当邺令，面试后更是称赞、赏赐他。结果尚未上任，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其名，遣人通知家人要收敛（见《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大概是满宠这前车之鉴吧。
天下尚未统一，曹洪又是宗室，当然不可能真正严惩。与曹洪有旧恨的曹丕继位，欲借其舍客犯法判死刑，卞太后为救曹洪，不惜对郭后说：“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以此迫郭后尽力救曹洪，就是明证；刘勋可不同了，虽与曹操有旧，但“数犯法，又诽谤”的他，终被曹操所诛（见《三国志．司马芝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许褚传》云：“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通典．职官十》云：“曹公为丞相，有武卫营。及魏文帝，乃置武卫将军，以主禁旅。”
这条史料透露了若干信息：一、曹操迎刘协都许后，主动投靠曹操的许褚，及相随的族人、游侠，有功为将军、列侯，都尉、校尉这些中下级将吏（恐怕就是文稷的骑将之流），为数也不少。二、曹操父子确实视同乡为心腹，武卫营应该就是武卫中郎将许褚所统。曹丕时迁为武卫将军，其职责就是都督中军宿卫禁兵；再联系至史涣，“见亲信”的他，其职责就是监诸将。后官至中领军的他，更与韩浩“皆掌禁兵”。三、迁官与封爵，就是酬谢他们为曹操效力的报答，一如刘秀对其南阳同乡。将军数目之多显示将军号的散阶化，有建立军阶的必要。四、将兵者，同乡胜任者不少，可是对比下胜任文书、掌民政者实在过少，除去那些诸夏侯、曹的二代外，胜任者仅有刘馥与武周。

据《世说名人谱》所载，出自谯国龙亢的桓温，桓荣是其十世祖。桓典则是其五世祖：他随刘协西迁长安，又东逃回洛阳，沿途经历了很多苦难，绝对是汉忠臣。曹操迁其为九卿的光禄勋，应该是有意拉拢，但其附传也沒留下甚么值得一记之事，直至建安六年卒，大概是他不与曹操合作之故吧。日后曹爽掌权时，因“乡里老宿”而特敬其谋臣桓范：建安末已入丞相府，历任青徐都督、大司农的桓范，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就推测，桓范是其六世祖，因为被曹爽族诛，桓温曾祖（七世祖）桓楷出仕时，根本不能提及其祖，故《世说名人谱》也不能明言桓范是其六世祖。
于涛先生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新朝廷》第三节就生动的形容：“这里面有几人能帮助他治国安邦？很少。在技术性很强的政界，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使他们沒有才能，曹操还是要用他们，因为他们忠诚……在被曹操视为生命支拄的军队中，谯沛人永远都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曹操为了弥补像夏侯渊这样的老将不足，还著意培养亲族新生代的年轻将领，像曹休、曹真、夏侯尚等。”
不过话分两头，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有二人“以为军吏十岁补”为由升迁，这就是《汉书．司马迁传》中的“累日积劳”。只要保证出勤，曹操还是会沿用这汉制，以升职回报久从者，不然忠诚何用？
经历了荥阳之败、兖州叛变、官渡逆转而留下来的，忠诚不用怀疑。但沒有张良、沒有萧何，就算曹操能当韩信，也不可能争霸天下，有江东子弟兵的项羽是例子。犹幸在初平二年，曹操遇上了他的子房───荀彧荀文若，这才解决了这困境，恰如刘备得诸葛亮。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8就借用了两汉与曹魏的旧事，来类比南齐皇室诸萧氏：“魏氏基于用武，夏侯诸曹，并以戚族而为将相。夫股肱为义，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丰沛之间，贵人满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阳。夫贞干所以成务，非虚言也。”可见从西汉至南齐，情况都差別不大。
若非要较真，至少比东汉、蜀汉稍好，没有发生如郭伋批评刘秀：“不宜专用南阳人”这样的声音，以及“昔豫州入蜀，荊、楚人贵”（见《华阳国志．李寿志》），尚书令或录（平）尚书事者，仅有马忠一个益州人。
4．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4云：“《后汉书．贾逵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
门生需登记在名录內，像张兴、楼望、蔡玄等著录数千至万人。起初他们只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但后来发展至如杨厚门人为其立庙、邓训之子邓弘死后的门生挽送，故在政府眼中可是和父子、兄弟一样的同党关系；晋宋时，门生已是与奴客并列的劳动者，可见地位急剧下降至依附民的地步：
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
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晋书．王机传》
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宋书．谢灵运传》

关于故吏，就是曾有府主与府吏关系的二人。故吏已出现送赠财物的情形，如杨震曾拒收故举茂才之金。东汉彭修曾以贤君形容行太守事的宰鼌，主簿钟离意为忠臣，可详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十二章第三节讲述的二重君主观。
部份关系更紧密，如辽西人公孙瓒追随被流放至日南的刘太守、李傕欲杀赵温，李傕的从弟李应是赵温故掾，劝谏数日后保其命、刘晔夷陵之战前评刘备与关羽的关系为恩犹父子，陈寿把关羽为刘备別部司马时，记作恩若兄弟。贾诩固与曹操有杀子之恨，但他“自以非太祖旧臣”，如果用西魏王思政之例解释，应该是指非府吏旧臣而不自安，《周书．王思政传》云：“思政虽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旧，每不自安。”未应辟命但自认为故吏，而对故主赴葬服丧的，不是单一案例：
稚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稚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后汉书．徐稚传》
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后汉书．申屠蟠传》
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后汉书．荀淑传附子爽传》
王肃云：“……《传》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质，不可以纯君臣之义也。”（见《通典．礼四十八》）孔融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谒署，不得称故吏”（见《通典．礼二十八》），虽然府主与府吏之间，需要完成一个名为策名委质的仪式才算正式建立关系（纯臣），但孔融之言却恰好反映部份时人有不应辟也自认为故吏的观念。
故吏对府主表现卑微，哪怕官位相若，以胡广为例，他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结果朝会时二人称疾相避，“时人荣之”。更有甚者，故吏对府主的子孙也这样，父周举的故吏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教，周勰耻交报，便杜门自绝。这有助了解韩馥让冀州予袁绍的心态。

5．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帝）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
6．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贾逵传》注引《魏略》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晋书．宣帝纪》
文帝践阼……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三国志．牵招传》
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三国志．张既传》
7．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后汉书．郭太传》
8．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茂字彦林，沛人。《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王凌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三国志．毌丘俭传》注引《魏书》
河内怀人也……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铄将应命，行达许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于时汝阴王镇许，铄过谒之。王先识铄，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无与祸。”铄即出，即驰诣寿春，为苞画计，苞赖而获免。《晋书．石苞传附孙铄传》
9．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为列侯。赏有功也。《后汉纪》卷29
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太平御览》卷739引《魏武帝令》
（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三国志为甚么不写丁冲》推测就是同一人）
武周为下邳令，霸敬异周，身诣令舍。部从事总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臧霸传》
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胡质传》
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位至光禄大夫。《胡质传》注引虞预《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