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安利：嵇康传
内容简介 · · · · · ·
1.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魏晋研究专家王晓毅的匠心之作。
2.魏晋风骨代表、竹林七贤领袖、持异见者嵇康经典传记，融合生平与著作，解读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沉浮。
3.系统性还原嵇康的多重形象和起伏一生，从漫游、求索，为官、打铁，到遁迹山林、从容赴死，时刻展现出一颗“无从逃避的心灵”。
4.鲁迅深受嵇康影响，1913至1935年先后十多次校勘《嵇康集》。作者深受鲁迅影响，时时以鲁迅的精神看嵇康。
在特殊时代，人应该如何生活，又该如何死去？
作者以感同身受的视角，带我们走进魏晋这个禁锢与纵欲并存、醉意与清醒共处的特殊时代。借助历史的朱痕墨迹，融知识、感悟、体验于一体，系统性地还原了嵇康的生命历程与思想道路。生命之矛盾、艰难与高贵，在简单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同时，既写出了独立不群的嵇康，也写出了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嵇康。对嵇康的朋友、敌人向秀、阮籍、吕安、钟会等人，虽着墨不多，却如透视般精神跃然。
作者简介 · · · · · ·
王晓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对魏晋玄学用力较多，形成了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相结合的学术特色。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两次获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周易〉与魏晋玄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多想捞起那个冤魂，垂一条思念的绳”ZT
星尘 评论 嵇康传
初识嵇康，是在高中时期写作文，当时老喜欢引用嵇康的事迹。但其实彼时对嵇康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地搬运各种作文素材上看来的嵇康事迹而已，另外还因为那句“龙章凤姿惊天人”做了颜狗。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上述对嵇康的肤浅认知很难称之为初识，充其量是臆测。真正地初识嵇康，大概要从这本《嵇康传》开始。
王晓毅先生的这本《嵇康传》并不厚，但却格外有分量，不仅还原了嵇康短短39年的人生，同时还深刻再现了那个“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黑暗时代。
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需要借助各种标签，比如提起嵇康，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竹林七贤，继而又想到隐士。
诚然，这些标签有助于我们建立理解历史的框架，但同时这种框架有时极其简略，乃至于是存在偏差的。
如果我们将嵇康简单地理解为隐士，那我们将错过他人生的复杂与矛盾，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也是《嵇康传》一书所重点呈现的。
将竹林七贤视为隐士的说法其来有自，他们信奉老庄道家学说，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给老子的定义就是“隐君子”，这一说法自然会被老子的追随者所继承。
不过在上述逻辑链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竹林七贤会信奉老庄学说？其实比起老庄学说，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名词或许是魏晋玄学。
《嵇康传》中细致地梳理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这也是嵇康学说的思想背景。
在魏晋之前的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汉朝的崩溃，儒家的正统地位也随着崩塌，甚至彼时的思想家们认为恰恰是儒家的“名教之治”引发了汉末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这种局势下，汉魏之际的思想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前夜”，以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社会伦理相融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即将诞生。
魏晋玄学的出现，旨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当时针对这一矛盾，产生了两个解决的命题：
第一，名教同于自然，这一思想呼应了庄子的现世逍遥之道，是魏晋玄学的正宗；
第二，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呼应了庄子的出世逍遥，是玄学的变态。
以玄学创始人何晏为代表的诸多正始名士（指的是活跃于正始年间以谈论玄学出名的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是其代表。他们是玄学的开创者，也是后世清谈家的后向，他们的言谈及其方式被尊为“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在位时的年号，起止时间是公元240-249年，处于曹魏时期）秉持的是正宗思想，何晏想、夏侯玄等人也积极参与到了彼时的政治旋涡当中；
而嵇康则对政治不甚感兴趣，所以他的思想迥异于上述何晏、王弼之流，他更注重从理想人格或人生哲学方面立意。
对于政治的冷谈态度使得嵇康逃过了正始后期的政治灾难，彼时嵇康敏锐地察觉到洛阳上层清谈中令人振奋的思想解放浪潮，正在演变成一个可怕的政治旋涡。
何晏、夏侯玄集团的活动并不局限与理论探讨，他们还准备立功立德，并掀起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正始改制”。
嵇康本就游离于政治集团之外，在冲突恶化之前，更是直接从京师隐退，回到了山阳家乡大自然的怀抱中。
根据作者王晓毅先生的考证，竹林七贤的竹林之游也正发生在这一时期，亦即高平陵政变前的正始八年到十年之间。
从上述背景我们也可以有所察觉，竹林之游并非是真的醉心于隐逸生活，而是艰难时局下的避祸之举。
恰如《嵇康传》中所说，竹林之游的名士并非政治联盟，而是暂时躲避政治风浪的松散的群体。
对于这些名士而言，竹林是一个“短暂的避风港”，逍遥的表象背后，是“一颗颗惶恐不安的心灵，焦急地等待着必定响起的震雷。”
震雷终于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炸响了，其结果是司马懿集团彻底剿灭曹爽集团，而依附于曹爽的何晏等人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竹林七贤虽未像正始名士一般遭遇灭顶之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波及。事实上，在司马集团掌权后，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山涛、阮籍先后出山，竹林名士也因此瓦解。王戎、阮咸、刘伶在后来也接连入仕。
追随嵇康的名士朋友，只剩下向秀一人，以及未入七贤名单的吕安（嵇康随后卷入了吕安案，与吕安一同被司马昭处死，向秀则成为了七贤中最后入仕的名士）。
我们无法准确想象上述巨变对嵇康到底造成了何等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嵇康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一个表现在于，嵇康随后选择了“避世”，以此来拒绝司马昭的征辟。
事实上，如果嵇康将这种避世的姿态延续到底，当真活成一个隐君子的话，那他或许能得以寿终。
可他没有。
于是我们会发现，《嵇康传》中对嵇康的定义是尤其准确而深刻的：嵇康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隐士。
即便嵇康声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非汤武而薄孔周”，但实际上，嵇康之死恰恰践行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而非道家哲学。
恰如王晓毅先生所概括的，道家哲学的核心是生命本身，而嵇康却无法忘怀那个超越个体生命的文化理想。
由此看来，嵇康死于司马氏的屠刀，同时也死于他自身的一腔热血与正义之心。
上述“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必要加以说明。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下了这句话，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
司马氏在推翻正始名士之后，转而打出恢复传统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以儒家礼教为招牌，亵渎了礼教，“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为了司马氏屠刀上的花环”。
这种局面激起了当时名士们“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的浪潮。
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应放在此种背景下来理解，《嵇康传》中因此写道，嵇康激烈的反传统形象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他的本愿。
这一观点同时还可以借助嵇康的《诫子书》得以验证。
但无论嵇康基于何种心理写下了这句“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而言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挑衅，因此嵇康非死不可了，后来的吕安案不过是一个由头罢了。
嵇康之死，在《世说新语》中是个大场面，“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免”，但从客观上来看，太学生和名士们越是为嵇康求情，反而越是加深了司马氏除掉嵇康的决心。
随着嵇康一道死去的，还有士大夫们反抗司马氏的政治力量，因为作为反抗力量旗帜的嵇康，已经被斩断了。
然而嵇康的重生来得并不太晚，从东晋开始，纪念嵇康的赞美诗文就不胜枚举。但鲁迅先生最关注的，还是写得最早的，向秀的《思旧赋》。
鲁迅先生年青时不懂为什么《思旧赋》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后来才品出了其中的妙处：在那躲躲闪闪的文字后面，可以感受到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它比哭泣更强烈，更震撼。
这是嵇康的悲哀，同时也是葬送嵇康的时代的悲哀。

嵇康死后向秀那篇《思旧赋》：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情真意切处终了，掩卷一叹一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