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聊到很多年前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去陇南，在西汉水北岸的高山上寻访古仇池国。那次一起去的除了我和王抒，还有我的同事、北大历史系的李新峰教授，以及已经不在人世的刘聪。我还记得在火车上他们三个合起来愤怒地批判我，因为我反对把那年世界杯上韩国队奇迹般的胜利与作弊及国民性联系起来。

我知道王抒和刘聪的父母一直有联系，就问起他们怎么样。王抒叹口气，说了一些情况，都不是让人高兴的。自从刘聪去世，我很少和人谈起她，不愿触及这个令人伤痛的话题。现在，在远离北京、远离熟人的地方，忽然想起她，竟然一下子沉浸到往事之中。饭后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还去看了正在布置戏台的大戏场，再沿着街边种有樟子松的人行道回到宾馆，回到房间，已经错过了“天遥落日低”的高原美景。脑子里一直有刘聪的样子。

刘聪生于1979年2月，山东莱阳人，1996年保送进北大文科实验班，2000年本科毕业后师从陈苏镇教授，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即赴芝加哥大学跟巫鸿教授读艺术史。刘聪读本科时参加了我们的吴简讨论班，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写吴简，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吴简的论文。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和她熟悉起来的。她到美国读书后，我路过芝加哥还去看过她两次。2007年夏天我在宁夏，忽然接到王抒的电话，说刘聪被诊断患有脑瘤。2008年3月我到美国开会，在芝加哥见到她，她显得还挺好，跟着我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没想到7月间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北京。我们把她安排到亦庄一家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医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个月。巫鸿教授在刘聪去世后立即发来一篇挽辞，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刘聪：

刘聪是个好学生、好同学、好朋友——一个踏踏实实而又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她在芝加哥的短短几年里为我们的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课堂上她冷静而严肃，孜孜不倦地探讨学术上的问题，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搜寻最原始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是一名学者的最珍贵的素质。在课堂之外她积极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讨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她的性格爽朗开放，乐于帮助别人——不管是访问学者、同系学生还是她辅导下的大学生。她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深入，在近年内已经开始对中国美术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佛、道信仰和丧葬礼仪的复杂关系，道教中的“代人”概念和实践，作出了独具见解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文章的初稿。正当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在即将出现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之时，她却不幸地夭折了！

第二年春天，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在楼下小院里，就是在刘聪经常走动、经常注视的地方，为刘聪立了一个别致的纪念碑。

巫鸿教授精心挑选了一块中国乡村的磨盘石，立起来当作纪念碑，还撰写了中英文碑文（当然没有刻在石头上）。碑文这样写：
我们选择了这个石刻来纪念刘聪：和刘聪一样，它也来自中国。它的质地是坚硬的花岗岩，但是它的磨损和残缺记录了时间的历程和多年的劳作。它不是为哪个英雄定制的纪念碑，而只是一块农民使用的无名的磨盘。它不记载史诗般的历史，而是吸收了世代人们的普通生活经历。它的形状是一个圆环——天空与和谐的象征。它的性格是混溶的整体，就和刘聪一样。它既严谨又尊严，也和刘聪一样。它将伴随着我们，以及我们以后的人。当人们不再记得我们和刘聪，这块石刻仍将纪念着一位中国来的学生，对她来说知识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边界。它不是我们送给刘聪的礼物：它是刘聪留给我们的礼物。

那年冬天蒋人合教授带我去看过那个纪念碑。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我独自在那个圆磨盘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空空如也。对刘聪的任何好评都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联系，那是满涵着岁月、理解与情谊的生命之交。刘聪去世后的那个冬天，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去世有关，我大病一场，成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从刘聪去世开始，或者说我总觉得是从她开始的，我接连遭遇这类创深痛巨的丧失，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没有为刘聪写过纪念性文字，只在她回到北京，刚刚住进亦庄那家医院，并且经多方求诊确信已无希望时，我给刘聪的同学、熟人和朋友群发了一封邮件，介绍情况。那天深夜我写那封邮件时，思绪混乱，心痛如割，不由得在邮件之末又写了几段：

2007年8月21日晚间，在银川与宁夏文物局的朋友吃饭时，接到电话，得知刘聪被诊断患有脑瘤。不久与刘聪在电话里聊过，她并没有告诉我是恶性。9月中旬她的同学李雨航回国，谈起刘聪的病情，尽管明确表示了不乐观，但也没有告诉我是恶性。
去年底刘聪寄来几张患病后的照片，显然是要让我相信治疗效果非常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也让我确信治疗取得了最佳进展。不过，同时我也从李雨航那里听到了谨慎的不同意见。
今年3月我到印第安纳大学开会之前，把行程计划发给刘聪，她表示很遗憾，因为我没有安排在美国旅行，特别是没有安排去波士顿，而她早就跟波士顿的朋友说过会和我一起去。我因限于上课，不能在美停留超过一周，听说她病后未曾出门，就邀请她和我一起去Bloomington。她那时正忙于申办慈善基金（由于她的医疗保险不太好，当时她已经欠医院7万多美元），匆匆地办这些事。我嘱咐她不要到机场接我，她说只要身体许可一定会来。在机场我开头没有看见她（还有另一个学生林鹄），还想着她的病情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看见她，和前年在北京见到的几乎没有不同，只是因为化疗而戴上了帽子。

刘聪只是在本科阶段跟着我读过一阵吴简，后来以此为题写了本科毕业论文。她后来的硕士导师不是我，而且她的兴趣迅速转向艺术史，更是我完全不懂的领域。但我们的接触并不少，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我到哈佛燕京访问的那一年里），她是和我联系最多的人。我们之间固然是师生关系，但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从知道她生病，我就极为难过。这种难过更因为同时也了解到另外两个算得上亲密朋友的学生患有抑郁症，而严重地影响了相当长时间内我的心情。在O’hare机场见到的刘聪是那样正常，那样笑容可掬，我的悲痛和压抑一下子消散了，如同被芝加哥的风吹走了。人是多么容易被表面的正常所欺骗啊。
第二天她陪我去艺术博物馆，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印象派那些展厅，听她讲艺术史，不得不惊奇这些年她的进步。中午在博物馆对面街上的那家俄罗斯餐厅吃饭，听她讲各类八卦，比如国内各主要博物馆的馆长们来芝加哥访问期间的可笑故事。饭间她的一个朋友，在博物馆工作的某姑娘，也加入进来以亲身经历加强类似八卦的真实性，让我大开眼界。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Bloomington，在离开芝加哥上90号公路之前，刘聪暴露了她完全没有空间感的缺陷，她甚至无法指引我离开Hyde Park这个在我看来属于她的地盘。从此我不再让她指路，也不让她看地图，更不和她商量路线问题。她在多次质疑之后，开始安于我的武断，或者说开始迷信我的空间感。

在Bloomington的会议之前，我们有一天时间去附近玩。刘聪研究了网上资料和饭店提供的各类广告，提出去梦露湖。我开车实在太快，到了另一个县才知道走过了，不得不绕回来找这个湖。附近美丽的农村景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湖本身也很漂亮。我说，既然如此，我愿意明年来这里访问半年。刘聪说，那好，我也可以经常到农村来了。
刘聪说，她最怀念的，是当年和我一起到处玩（“考察”）的那些经历。其实在和我接触较多的学生中，刘聪是跟我出去最少的。我记得带她出去，只有两次，一次是2002年7月去陇南古仇池地区，一次是2003年8月去山西，两次都为时短暂，匆匆忙忙，谈不上好玩。本来计划中有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是1999年7月，刘聪那一届学生实习到敦煌，我恰好要从西藏到新疆，然后经河西返回北京，计划中我会在敦煌接上她和另一个学生，一起开车回北京。但因为我在新疆出车祸，计划泡汤了。
小小的Bloomington有三家藏餐馆，还有一家韩国人开的日餐馆，下雪的那天中午我们去了这家日餐馆，刘聪非常吃惊价格如此低廉，就提议晚上还来。没有想到晚餐的价格比午餐高得多，让她很不好意思。就是在这家日餐馆，刘聪问我，99年我住院养伤的时候，有没有绝望过。然后她开始讲去年秋天，很长时间她是绝望的，无法接受人生就此终结，不能入睡和呼吸。我看见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就转过脸去看窗外的雪。

无论如何，我觉得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今后该是越来越好了。从Bloomington返回芝加哥，晚上在Hyde Park吃饭，我注意到我讲得比她多得多，几天来的旅行已经让她很疲劳了。她也没有坚持第二天送我，而且我在机场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有接，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好在回北京就收到她的信，说一切还好，她正打算把父母遣送回国，等等。不久她父母就回来了，这是一个好迹象，说明医生也认为她的治疗是乐观的、顺利的。
然而上周六（7月12日）的一个电话有如晴天霹雳。早上我还在睡懒觉时，手机响个不停，看号码知道是来自国外，还以为是我那个中学同学，没有理睬。后来北京的朋友来电话，说刘聪妈妈给我电话，我没有接，又说刘聪病情恶化，要回来。我这才知道她父母又去了美国，那么病情之严重可想而知。我立即打电话过去，她妈妈第一句话就是：罗老师，天塌下来了。
天的确塌下来了。那之后的几天，我们胡乱地找人、胡乱地寻思、胡乱地电话。7月17日下午，在机场3号航站楼见到刘聪的妈妈推着轮椅出来，看见轮椅上的刘聪已经不再是那个笑容常在的姑娘，看见眼泪成一条线流在她的脸上，我好像听见了自己身体里面有破碎的声音。

往事就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不期然地，在这个凉爽的高原之夜，疲惫之下，恍惚之间，又一次想起故人。

罗新、陈苏镇、巫鸿三人都教过的学生（三位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如果不是罗新的回忆文字，很少人会知道她吧，但是刘聪就是这种人，即将踏上辉煌学术生涯的时候，却意外的走了。看惯了罗新一板一眼的学术论文，再看他回忆人的文章，文笔是极好的，有好多事情，好多历史，好多该记住的人都藏在这里。所以读书的乐趣，只有读过的人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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