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看稿、编稿、审稿及从事研究的经历，可以将学术伦理失范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01
引用史料的不诚实做法
所谓在史料上弄虚作假或不诚实，一是指伪造史料，比如有人伪造先秦时期的竹简，文物市场上充斥大量仿制的明清民间契约文书，以及伪造现当代***记和书信等等，但这种造假比较容易被专家识破，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有限；二是指引用资料集或直接引用二手文献，但作者在引文中并不说明，而是直接标注引自原始文献。关于第一种弄虚作假，学术界一般比较警惕，这种彻头彻尾的造假或早或晚会被大家识破。我这里所说的弄虚作假主要指第二种，由于做法比较隐蔽，所以我称为“不诚实”，是历史专业研究人员所忌讳并深恶痛绝的一种做法。可是，这种做法在学术界比较常见，尤其是在青年学者中常见。
我发现，直接引用二手文献或资料集却标注引自原始文献，在近年的看稿、审稿过程中越来越多。比如我曾给一个著名期刊审看一篇中外近代贸易史方面的文章，文中大量引用19世纪的英文文献及海关报告，作者全部标注引自原始文献。但我们知道很多19世纪的英文文献，国内一般图书馆都没有，相关的海关报告也没有全部整理出版，因此我怀疑作者是引自姚贤镐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于是，我挑选其中重要的几条史料核对，果然不出所料。这让我怀疑此文所引其他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作者对别人观点的引用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后，我完全否决了这篇文章，匿名评审意见写得非常严厉。 比较而言，在史料运用弄虚作假方面，引用资料集充作原始文献不算是最糟糕的，另外两种做法更让人嗤之以鼻。一是直接从别人论著中引用，即直接引自第二手文献，却不标明转引；二是从百度或维基百科上搜索出来，就直接引用。作者之所以不敢标注，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严肃的学术期刊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文章的。事实也正是，编辑或审稿人如果看到文章的重要资料转引自常见典籍或其他人的论著，多数情况下会直接退稿。为何？学者对史料的理解非常重要，而对史料的完整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史料整体的把握之上，不去查阅原始文献，不认真通读原始文献，难免会断章取义。
02
使用材料的非科学态度
确定选题、构思大致框架之后，一般是广泛阅读和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既重点收集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资料，又要根据资料的情况随时调整修改自己的思路和观点。所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文章最初的构思与最后成文，往往差别极大。硕士或博士论文开题与最后完成的论文，有时甚至是面目全非。这是因为，我们建构论文框架的初期，往往是理论先行、观点先行。而在接触大量的资料后，会发现部分构想能够成立，有足够的资料支撑；同时也可能会发现，有些构想不仅找不到足够资料的支撑，反而可能有大量与自己观点不同甚至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资料。因此，论文的初步构想与最后完成的论文差别极大，是非常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也是学者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重要过程，相信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治学经历。 但是，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年轻学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故意回避对自己不利或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材料，而专门挑选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李伯重先生归纳为“选精”与“集粹”。李先生以被很多学者认可的“江南农业革命”为例，指出这个结论的得出，就是因为一些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选精法”与“集粹法”，即专门选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而不顾或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比如关于宋代亩产量，有学者就只取产量高的数字而故意回避产量低的数字，结果导致他们所描述的“江南农业革命”根本不是历史的实际，而是一个虚像。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规范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学术伦理问题。
03
故意忽视或贬低别人观点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也是大家做学术研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创新，包括方方面面，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找到新材料等等，都是创新。但是，因为很多问题都已经不是初始研究，都不只一个人研究或不止一代学者研究，几乎在每个研究领域甚至每个论题，目前学术界都已经有了很多或较多重要研究成果。因此，创新尤为不易，一点点创新可能都需要学者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但有的学者为了走捷径，为了早出多出成果，在论文中显示自己的学术创新，而故意回避学术界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回避与自己观点相近的研究成果。有的做法貌似很聪明，比如有的学者在论文中也会提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却蜻蜓点水，对别人重要的学术成果故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在引用别人观点时避重就轻，即故意引用别人不太重要的观点，而隐瞒别人最重要的观点，尤其是隐瞒与自己完全一样的观点。这个现象目前在学术界并不少见，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聪明的做法，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是小众群体，将来关注你研究成果的，也是这个小众群体。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做法迟早会被同行发现。最近就有学者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争端，甚至被指斥为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我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学术伦理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01
引用史料的不诚实做法
所谓在史料上弄虚作假或不诚实，一是指伪造史料，比如有人伪造先秦时期的竹简，文物市场上充斥大量仿制的明清民间契约文书，以及伪造现当代***记和书信等等，但这种造假比较容易被专家识破，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有限；二是指引用资料集或直接引用二手文献，但作者在引文中并不说明，而是直接标注引自原始文献。关于第一种弄虚作假，学术界一般比较警惕，这种彻头彻尾的造假或早或晚会被大家识破。我这里所说的弄虚作假主要指第二种，由于做法比较隐蔽，所以我称为“不诚实”，是历史专业研究人员所忌讳并深恶痛绝的一种做法。可是，这种做法在学术界比较常见，尤其是在青年学者中常见。
我发现，直接引用二手文献或资料集却标注引自原始文献，在近年的看稿、审稿过程中越来越多。比如我曾给一个著名期刊审看一篇中外近代贸易史方面的文章，文中大量引用19世纪的英文文献及海关报告，作者全部标注引自原始文献。但我们知道很多19世纪的英文文献，国内一般图书馆都没有，相关的海关报告也没有全部整理出版，因此我怀疑作者是引自姚贤镐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于是，我挑选其中重要的几条史料核对，果然不出所料。这让我怀疑此文所引其他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作者对别人观点的引用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后，我完全否决了这篇文章，匿名评审意见写得非常严厉。 比较而言，在史料运用弄虚作假方面，引用资料集充作原始文献不算是最糟糕的，另外两种做法更让人嗤之以鼻。一是直接从别人论著中引用，即直接引自第二手文献，却不标明转引；二是从百度或维基百科上搜索出来，就直接引用。作者之所以不敢标注，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严肃的学术期刊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文章的。事实也正是，编辑或审稿人如果看到文章的重要资料转引自常见典籍或其他人的论著，多数情况下会直接退稿。为何？学者对史料的理解非常重要，而对史料的完整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史料整体的把握之上，不去查阅原始文献，不认真通读原始文献，难免会断章取义。
02
使用材料的非科学态度
确定选题、构思大致框架之后，一般是广泛阅读和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既重点收集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资料，又要根据资料的情况随时调整修改自己的思路和观点。所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文章最初的构思与最后成文，往往差别极大。硕士或博士论文开题与最后完成的论文，有时甚至是面目全非。这是因为，我们建构论文框架的初期，往往是理论先行、观点先行。而在接触大量的资料后，会发现部分构想能够成立，有足够的资料支撑；同时也可能会发现，有些构想不仅找不到足够资料的支撑，反而可能有大量与自己观点不同甚至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资料。因此，论文的初步构想与最后完成的论文差别极大，是非常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也是学者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重要过程，相信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治学经历。 但是，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年轻学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故意回避对自己不利或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材料，而专门挑选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李伯重先生归纳为“选精”与“集粹”。李先生以被很多学者认可的“江南农业革命”为例，指出这个结论的得出，就是因为一些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选精法”与“集粹法”，即专门选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而不顾或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比如关于宋代亩产量，有学者就只取产量高的数字而故意回避产量低的数字，结果导致他们所描述的“江南农业革命”根本不是历史的实际，而是一个虚像。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规范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学术伦理问题。
03
故意忽视或贬低别人观点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也是大家做学术研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创新，包括方方面面，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找到新材料等等，都是创新。但是，因为很多问题都已经不是初始研究，都不只一个人研究或不止一代学者研究，几乎在每个研究领域甚至每个论题，目前学术界都已经有了很多或较多重要研究成果。因此，创新尤为不易，一点点创新可能都需要学者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但有的学者为了走捷径，为了早出多出成果，在论文中显示自己的学术创新，而故意回避学术界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回避与自己观点相近的研究成果。有的做法貌似很聪明，比如有的学者在论文中也会提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却蜻蜓点水，对别人重要的学术成果故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在引用别人观点时避重就轻，即故意引用别人不太重要的观点，而隐瞒别人最重要的观点，尤其是隐瞒与自己完全一样的观点。这个现象目前在学术界并不少见，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聪明的做法，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是小众群体，将来关注你研究成果的，也是这个小众群体。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做法迟早会被同行发现。最近就有学者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争端，甚至被指斥为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我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学术伦理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