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两段文字，是发生在三国时代，蜀国大将魏延被杀的基本史料。而这两段史料貌似截然对立，当代史学家们大都认为陈寿的记述为真；鱼豢（《魏略》作者）的记述为假。也有极少数史学家认为陈寿的记述有矛盾。对陈寿记述怀疑最大的是史学家吕思勉先生。那么魏延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请大家跟随我的思路一步一步走下去。

（二）“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第二不合事理矛盾看下边：“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请注意这两句：“搀（抢先，抢过）仪（杨仪）未发（撤军之前），率所领径（立即）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带雨蓬的栈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同一天）之中，羽檄（双方指责对方叛逆的紧急公文）交至（朝廷）”。
矛盾来了：魏延在在杨仪大军未动时便立即率军先走，所过又“烧绝阁道”，杨仪的那几个送“羽檄”的公文使者是怎样越过烧毁的栈道和魏延部队，把杨仪的“羽檄”和魏延使者的“羽檄”在同一天送达朝廷的？
有这样四种可能性：
1、从另外的路走。上文已经说过，褒斜谷栈道是诸葛亮大军前线与后方联络的唯一通道，其它道路出口都在敌方境内，道即远，而且战争期间都有敌军巡逻把守，不通。通讯文书和人员辎重就靠褒斜谷栈道来往，要从另外路走，是有好几条路，但敌人岂能容你过去？而且通讯文书是有驿站传送的，每隔几十里路便建有驿站，在前边送公文的人马筋疲力尽时，有预置人马接过公文向下一站跑去，就像百米接力赛一样直达朝廷。其它道路敌人岂能容你建立驿站？即使你偷过了敌人防线，也不知何日何时能到达朝廷，咋能与魏延的“百米接力”羽檄同一天到达朝廷？
2、劈小路走。就像《魏延传》所说那样：“槎山通道，昼夜兼行”。几个人从峻岭绝壁上劈山开道……,马咋上下呢？驿站在哪儿，峻岭绝壁上？能追上魏延“百米接力”的使者？飞？
3、杨仪使者先于魏延部队过栈道。《魏延传》说的清晰明白：魏延“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既：魏延抢在杨仪动身之前先撤；走过后“烧绝阁道”；最后“各相表叛逆”。而并非说双方：先“相表叛逆”，后魏延抢回，烧绝栈道。对这一段古文排版先后之意的理解当如此。
文理如此，事理呢？杨仪能在魏延未发动，未破坏栈道之前就先知先觉他要谋反，而先派人上表，奏魏延谋反吗？如魏延只是先回朝廷论理，那不是诬告吗？或有人辩：费祎告诉杨仪，魏延要继续攻击敌人不肯回撤。那也不是谋反，你咋能先告人叛逆？只有见到魏延“烧绝阁道”，阻挡大军回撤，这才坐实谋反的证据而发表文。当然，若杨仪是想诬告魏延叛逆而抢先上表，则无须坐实谋反的证据，后当别论，这里是把杨仪当受害者而论的。事理当如此，但杨仪的上表使者便无法速回朝廷了，更谈不上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并非形容语句，而是双方公文到达朝廷的时间表。陈寿在别处一般用“羽檄交驰”表示紧急公文的来往频繁。“一日之中”的意谓很明确，应是陈寿或谯周所见所记双方公文首次到达朝廷的记录时间。
4、魏延忘了上表或……。忘了？魏延和身边人忘了一段时间才发羽檄，正好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杨仪使者一同到达朝廷。或者魏延的使者路上吃醉酒了，睡了三天。恰巧与……。或干脆，魏延等杨仪回到褒口，说咱俩一块上表后再打吧？种种“偶然性”都能使“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变得“合理”起来。
如果魏延在前线“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就不会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如果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魏延就不可能“所过烧绝阁道”、在前线“各相表叛逆”！陈寿的《魏延传》这段记载，暴露出不合常识、经验、必然事理，只有“偶然性”才能救药的矛盾。
又，如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是朝廷记录的双方公文到达的真实时间，而魏延又不可能“所过烧绝阁道”、在前线“各相表叛逆”，那么魏延、杨仪又会在何处发文呢？
褒口！因为即使魏延不烧栈道而回，杨仪的公文使者也无法越过魏延部队追上魏延的使者。魏延会让其过去，两强相斗不斩来使？要么真像我说的，魏延等杨仪回到褒口时，说咱俩一块互表叛逆后再打吧？有这么傻的家伙？如在褒口，双方在同日内发出紧急公文，那么“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的概率就大多了。褒口距朝廷所在地成都约一千余里，而紧急公文经驿站传送，约日行五百里左右，两天多便可同日到达朝廷。
根据“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说明双方没有在前线发出互表叛逆公文，魏延又不可能推迟到褒口以后再发（当然是按照事物正常逻辑、人物正常心理的理解），那就说明《魏延传》的一连串记载不真实，因而产生了两种可能性：1、在全军正常回到褒口以后，要么魏延首先攻击杨仪而发文，杨仪被动应战而发文告急朝廷？那杨仪就没有必要制造魏延在前线谋反的各种假证据，只要说真话就行了。那么这个魏延在前线造反、火烧栈道的记载是从哪来的？2、要么杨仪首先攻击魏延而发文，制造魏延在前线谋反的假证据，魏延被动应战而发文告急朝廷？
看看鱼豢的《魏略》是怎么记述的：“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是杨仪先发制人，主动攻击魏延！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现在成了《魏略》所记述魏延案件的佐证之一！
怪了，怪了，陈寿不但在“戳”自己的“蹩脚”，而且帮人家的记述搜寻事理逻辑证据？他不是通过老师谯周而清楚地知道魏延事件的全部真相吗？案件本身就扑朔迷离，陈寿又在里面“搅和”。
这里有个小问题要解释一下。有许多历史爱好者把“正史”和“野史”做绝对划分。“正史”所说都是对的；“野史”所说都是错的。“野史”有误就全不可信；“正史”有疑问，每一句都可用“偶然性”解释支持。这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看看许多历史学家的评论，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的认知来找寻历史的真相。至于史料，则是到达史实“彼岸”的桥梁；认知历史人物的依据。仅仅停留在对史料本身的解释上不越雷池，不对史料、文字所包含的各种事理、人物思想行为深入分析，那就只能搞绝对化。

（三）不写发丧地的秘密
第三个不合情理的漏洞是：整个《三国志》没有诸葛亮死后发丧地点。
“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王平说诸葛亮已死，魏延军队怎么会知道？不是“密不发丧”么？读者看书中矛盾而起疑，就要找发丧地点。谯周一听到诸葛亮去世，急速动身，“惟周以速行得达”，不就是奔丧去的吗？他“达”哪儿去了？没告诉学生陈寿诸葛亮的发丧地点？陈寿不在《魏延传》里写，可在《诸葛亮传》等等里写呀？陈寿忘了？在前线“密不发丧”不是没忘吗？不重要？当然重要！
《魏略》说：“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的《汉晋春秋》记载：“入谷然后发丧。”看来诸葛亮的发丧地是魏延案件的初始发生地，是在打死魏延之前发丧的。
《魏延传》咋说的：“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褒口），遣兵逆击仪等”。说明魏延事件的初始发生地在前线，且“密不发丧”。一到褒口，双方便打起来了，之前怎么发丧的？各发各的丧？杨仪在峻岭峭壁上“槎山通道”时发过丧了？还是魏延在杨仪到达褒口时说：咱俩替丞相发过丧再打吧？瞧这“哥俩”多亲，陈寿怎不记呢？
打死魏延之后发的丧？陈寿干嘛不记？《魏延传》里不便记，记在《诸葛亮传》里该当的。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连个发丧地都没有？不发丧就偷偷埋了？谯周奔丧“以速行得达”，陈寿当然确切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密不发丧”照记，没忘，发丧大事不记，这合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吗？
不信《魏略》所记魏延事件的史学家们，有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和时间的吗？我从鱼豢的《魏略》那里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在褒口：“行至褒口，乃发丧”。时间是在打死魏延之前。相信《魏延传》表面文字真实性的人，你们看是在哪儿发丧的？什么时候发丧的？我以为，正因为诸葛亮的发丧地是魏延事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点条件、时间环节，所以陈寿知道而没法写。写在魏延被打死之前，与他所叙事件不合拍，没机会发丧；写在魏延被打死之后：做假。而不写，比作假更使人怀疑其动机何在？
为什么《魏延传》的记述有这许多矛盾，有人会问，说史就说史，你老拿作者“开涮”干吗？把我的文章看完就应当有悟：史书的史料裁剪、写作技巧和真实性，与作者本人对历史的认知、历史环境条件对史家的作用有极大关系。文字技巧（取舍、裁剪、编排、词句用法等）是为写作人的目的而“生产”的，不是信手拈来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五）“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第五个漏洞在《三国志•杨仪传》：
杨仪“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於仪。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魏国），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其妻子还蜀”《三国志•杨仪传》。
看到这里，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都把杨仪的“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当成无根据的牢骚怪话而不是真有其事。
牢骚话并非总是毫无根据，这句话若非假设，而是杨仪吐露真言，杨仪为什么在前线要去投敌？由于这句话在《杨仪传》而不在《魏延传》，且《魏延传》里没有杨仪要带军队投敌的迹象描写，极少有人把它与魏延案件联系起来看。我把《三国志》各处有关史料线索“链接”起来，找出文理与事理相融合的逻辑联系，说明杨仪向费祎诉说此意并非虚构，而是有着真实的理由。由此也从杨仪本人的嘴里，侧面暴露了魏延事件真相之一角。
先从文理上来看，“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而却被“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所思与所得差距太大，要说发点牢骚，纯属正常。也是这几段记载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杨仪在发牢骚。发牢骚的话，可以为真，也可以为不真。当然不能认为肯定不是真话，此为逻辑不允许，也为常理所不容：牢骚话大多是真实思想流露而非假设。
因为从陈寿文中看不出杨仪在何处有投敌的行为迹象，更看不出有一部或大部分兵将有被杨仪鼓动（“举军”）投敌之可能，所以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基本上把杨仪的牢骚话认作是没有根据的假设，不再深究。当然，这种理解，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其话是假设；而是因为“无证据”证明说的是真事，且仅当做杨仪的假设语。
然而细究陈寿的史料采录、编排、用词，在这几段记载中，则会发现经陈寿铺垫、暗指，使杨仪这段牢骚话接近为真心表达：
1、“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是说杨仪怨恨之意表现在脸上和言谈中；激愤慨叹之声发自内心。
2、“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
经常说些不节制、严重违法之语，害得左右邻人不敢和他罗嗦，自然是怕人告发与其谋划什么不利于政府、诬蔑其他官员之事。
3、“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
忽然来了个老朋友费祎探望慰问，本来就不平而无处伸诉，这一下找到倒苦水的对象了，而且对费祎颇有不满情绪。于是杨仪带着怨望的神色，把立功、苦劳等事情和该当如何，前前后后诉说一通。
4、“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不管真假牢骚，杨仪怎敢在费祎面前说这种话？因为：（1）、费祎可说是杨仪的老朋友，曾为杨仪、魏延闹矛盾解围：费祎“……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2）、费袆被杨仪看成是除杀魏延的合作者。不是说费袆在前线被杨仪派到魏延处去探听又逃回了吗？如果这事是杨仪造的假，你事后不向朝廷否认，也证明费袆和杨仪是站在同一立场。（3）、费祎是比杨仪职位低的文官，又无军权。这样几层意思综合，杨仪在费袆面前说真话发牢骚的可能性极大。


5、“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投魏国）”。诸葛亮在前线死时不是“密不发丧”么？就算你杨仪想投敌谋官，大军不知道丞相死，怎会随你杨仪去投敌？“举”（提起，带领）：其中至少有部分兵将也应有投敌意向，杨仪才可能带动他们，能带动他们才有“举军”之说，否则不会说“举军”投敌，你自己溜掉投敌好了。牢骚自然也是有逻辑有根据的思维，不是无来由的“疯话”。要么杨仪真疯了?那也得有记载。
6、还“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如是假设，杨仪还有后悔的必要性么？这不符合假设的语言逻辑和人的正常思维逻辑。有实施领军投敌的可能性、可行性，才会产生后悔的逻辑性思路。后悔的不是真事，还有后悔假设的？假设的事、没有的事还能“令人追悔”且“不可复及”？不“复及（回复以往）”真事，“复及”假设？要么杨仪真疯了？那得有记载！史实可以推论，证据不可或缺，否则史实便能被各人分解成多种“实际存在”。就像有人说的：“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是不可能的,史实只有一种存在，是单一性、一过性的存在。
那么杨仪为什么早就要投敌？后来为什么又不去了？以至现在“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是在何处、在什么境遇下产生了投敌的想法？还有大部分或至少一部兵将有被杨仪说服投敌的可能性在哪里？陈寿有记载吗？使得杨仪的牢骚话得到证实？以下我们来瞧瞧：
前面说过，杨仪在前线没有“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性，因为“密不发丧”，众兵将不知诸葛亮已死，不会跟你走。陈寿写他叫费祎去打探魏延口气,结果魏延不肯投敌还要杀敌,这让杨仪大失所望，魏延也不肯投敌？有人反对：瞎说八道,杨仪等人是要按诸葛亮遗命撤回汉中!对,此时全军没有投敌可能,杨仪也无投敌的迹象，他产生“吾若举军以投魏氏”想法的时间地点不在此处。
这之后有个插曲：司马懿追来了，正好投降魏国么：“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仪结阵而去”《三国志•诸葛亮传》。呵，杨仪不但没有“举军以就魏氏”，还要“揍”司马懿！
接下来据说魏延发怒,烧毁栈道,拦住大军回路。此时不投敌更待何时？杨仪大呼：路断啦，回不去，反了吧？投魏国去啊……看来也不像。陈寿没写此时杨仪等人有投敌迹象，而是写的“延、仪各相表叛逆，……仪等搓山通道,昼夜兼行”，向汉中挺进。大军根本就不想投敌，杨仪白喊了一嗓子？不，莫须有的事，不能诬陷好人，更不能诬蔑大众喔。
紧接着杨仪等人在南谷口（褒口）和魏延“打架”啦，王平一声“狮子吼”功夫：“汝辈何敢乃尔”！魏延军顿时个个如雷轰顶，倒地散尽。魏延全家被杨仪叫人“砍瓜切菜”……大家几年没打胜仗了，今天终于尝到打胜仗的滋味，此时杨仪功劳最大。当然，此时杨仪和大军是杀了据说想投敌的人，更不可能去投敌了。
再后来杨仪率领大军回成都,各人升官的升官,当将军的当将军,就剩下功劳最大的杨仪“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你说他来火不来火？火冒三丈！
咦？怪了，杨仪从前线一路回成都，路上并无能够“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他怎么会向费祎说这个话呢，还后悔不能复及？自己诬告自己？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骂魏延骂到自己头上来了？如是失去理智，“精神病证明”陈寿开了吗？
坏了，问题出来了！这费祎一贯“捣鬼”：在前线和魏延密谈，回来告诉杨仪魏延不服，引发内讧。这次又和杨仪密谈，回朝廷诬告杨仪，说他早就想投敌，一人弄出两个冤案来了。就算前一个是真事，这次大家看出来是假的喽？
真是费祎在捣鬼？难道我这个“包公”断案有误？还是陈寿没看出来？最后一个可能性：杨仪和至少一部分将士在从前线回成都途中某个地方,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朝廷惩办而要投敌保命!……谋杀魏延？这么说，杨仪的牢骚真有其事？


正是谋杀魏延！历史研究既讲事理逻辑性，更讲史料证据，光有逻辑性如无佐证，就是专家所说也无人会服。请看陈寿的《三国志》写出佐证之一，证明《魏略》揭露了魏延被杨仪谋杀的真相：
《魏略》曰：“……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魏延传》曰：“……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
杨仪等人杀了魏延以后，听朝廷信使发来羽檄（常理），说蒋琬带兵要来调查案件！那些跟随杨仪谋杀了蜀国一号军事重臣，且“夷延三族”的兵将们，清醒过来时，知道朝廷调查清楚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处罚。杨仪老谋深算，他知道怎样利用大都不知情的众兵将的恐慌心理，威胁、说服大军投敌（司马懿此时快追到赤岸，离褒口不远），再返身灭掉蜀国，众人仍可回家团聚，自己也有大官做。因此他说“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有根有据。陈寿给出的佐证即与《魏略》的记载合拍，又证明了杨仪牢骚话的真实性。
杨仪等人为什么又没有投敌而回成都？《魏延传》又有解释：“蒋琬……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蒋琬才出成都几十里，听到杨仪所发信使告知了魏延的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这给杨仪造成了良好感觉：魏延一死就不调查了，这说明朝廷相信了自己编撰的指控魏延叛国投敌的檄文奏章！陈寿也正是这么记载的：“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魏延一死，蒋琬就不来了，哦，蒋琬是来帮助自己的！杨仪以为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了：即除去了政敌，又不受惩罚，回去还能立功受赏当大官， “杨仪以当官显（陈寿评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于是从容处理漏洞，订好攻守同盟，率大军回到成都。陈寿又举了证。
回来后杨仪为什么又“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杨仪传》解释为：“仪即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回成都只落了个领“退休工资”回家抱孙子，期盼与所得落差太大：“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加上“仪性狷狭”，则有了牢骚太盛而不防“肠断”之言，以发牢骚方式说出真话来。
前因后果，事理、文理，顺理成章。杨仪那一段牢骚话的真实性，被陈寿的记载挑明了，《魏略》的记载同时也被杨仪的牢骚证实了！
这里有两点疑问：
1、费祎既参与了杨仪谋杀魏延的案件，怎敢告发杨仪？这不是牵连自个儿了吗？
2、陈寿如此记载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矛盾、漏洞、反证，也都是“偶然”的安排？还是在暗示什么？读者应当逐渐体味出来，和我一样有所醒悟：陈寿在取舍、裁剪这些史料时，有着可疑的非常心态！否则巧合就太多了不是？
对于第一点的分析我们暂且卖个关子，以后就会提到。至于第二点，诸君还请往下接着看。

而由“姜维令仪反旗鸣鼓”，符合军事逻辑。杨仪“稀更（经历少）军事”，姜维是诸葛亮中军将领，军事水平比杨仪高得多。什么时候该当“反旗鸣鼓”，姜维把握时机自然要比杨仪准确的多。这也不能证明姜维是“头头”。为迷惑司马懿，魏延此时应在他的先锋军战斗序列中，不可能跑到中军去指挥杨仪，向司马懿表现“我现在是头头，他们都归我指挥”，那不出大事了？
“入谷然后发丧”（《汉晋春秋》）、“行至褒口，乃发丧”（《魏略》）。杨仪素来与魏延关系不和，又“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性狷狭”的杨仪“老怕”和“新惧”加在一起，自然就有（早有？）谋杀魏延的设想。但由于大敌当前，环境所迫，又：在行军途中，谋者未聚、谋略未定，时机未到，不便发作。在全军通过褒斜栈道，回到褒口（南谷口）之后，敌情基本解除。当然，魏延在带领全军回到褒口之前不可能烧栈道拦自己的路。至于从古至今炒得沸沸扬扬的魏延烧栈道一说，有这两种存在的可能性：
1、在魏延率全军通过后，为防止魏军追来，魏延下令烧几段栈道，以阻挡敌军进入（跟赵云退军时烧同一条路的栈道，目的一样）。被杨仪后来“借坡下驴”、混淆视听，说魏延在大军回来之前先走，烧栈道拦自己的路。
2、杨仪在杀死魏延后，找人烧几段栈道，糊弄朝廷说魏延在前线烧栈道谋反。两种情况朝廷因不能及时上前线调查：“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皆一时无法搞清真相。
诸葛亮是死在八月天气尚热之时，回程多日，遗体渐腐，不能再等，需要立即就地发丧，而诸葛亮希望把遗体埋在离褒口不远的定军山，所以魏延命全军“行至褒口，乃发丧”。杨仪的阴谋此时再不发作，等大军回到汉中、成都，魏延整军调职、朝廷重新任命，大局一定就少有除掉魏延的机会了。而诸葛亮遗体定在褒口发丧，突然给杨仪等人抓住一个谋杀魏延的绝好机会：
首先，阴谋者因诸葛亮发丧聚集在一起，阴谋策略、军事部署易于讨论定夺。从《魏延传》来看，主要有杨仪、王平、马岱三人为主谋。杨仪担任诸葛亮府长史，为军中最高文职官员。时常诸葛亮发令，由他代诸葛亮部署调动军队：“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诸葛亮死后，为欺骗司马懿而由他和姜维等直接统领诸葛亮中军。王平统领蜀国最强步军无当飞军：“统五部兼当营事”。 马岱是原来马超手下的骑兵将领，现在亦领骑兵营。杨仪等人拥有的总兵力要超出魏延先锋军很多，军力强大。显然，魏延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前、自己的统帅身份还不为全军所知的时候调兵换将；也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时整军调职。各心怀鬼胎者兵权目前尚牢固。兵变“天时”条件极有利。
其次，全军在诸葛亮发丧时必然聚集一处，各营相距不会远，地理条件极易实施军事突袭、快速接战，对方来不及应付。“天时不如地利”。
再有，诸葛亮去世、魏延接手全军大权，因防止人心大乱而“密持丧去”，所以不被全军所知。发丧时刚刚被全军所知叁两天，人心惶惶，魏延当然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的极短时间内，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和个人威望，人心未得。“地利不如人和”。
这是杨仪等人向魏延发动兵变的唯一大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杨仪等人利用魏延为诸葛亮在褒口发丧而出现的短暂机会，抓住魏延的弱点：政治策略水平低、性格直率、政治警惕性不高。采取了政治、军事非常手段：
1、政治攻心，诬陷魏延叛国投敌，瓦解对手军心。因为全军兵将已有大半年在外行军打仗，都企盼回家团聚，发丧后人心不定。杨仪等人利用魏延刚刚掌权还未孚众望之际，蛊惑人心，突然宣布魏延要率众叛国投敌的“军事秘密”：“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并向朝廷发出早已谋划好的诬告魏延谋反的羽檄，以为“后事”做好预策。此时双方兵将同样毫无心理准备，一方受蒙蔽和裹胁而战：回家不成，愤愤不平,敌友难分；另一方莫名其妙、心理恐慌，精神上立刻受到打击。
此一计可称为“政治盖帽”，并不需要魏延谋反的实质性证据和长期效果，只要能在个把时辰内糊弄蒙蔽双方兵将，引起对方将信将疑，心情恐慌、手脚发软就达到了目的。果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连魏延都感到突然，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之理？无心恋战，落荒而逃。此计应当是政治干才杨仪的功劳。
2、军事突袭。杨仪、王平、马岱等人，乘全军发丧时云集、双方营地相距很近、魏延军毫无军事戒备时，“遂率其众攻延”，突然杀到魏延军前。王平率“无当飞军”首当其冲，众人大喊“延欲举众北附”，说魏延要率全军投降魏国。魏延的兵将们即来不及问明情况，也来不及部署反击,刀便砍到头上来了。稍事抵抗后，魏延军大都逃走。情况不明自然心情恐慌、手脚发软，谁愿意因“叛变投敌”死在自己人手下？
此一计可称为“猛虎掏心”，瞬间抵近，猛击要害，对方无力还手。由于杨仪等人军力强大、谋略高明、文武攻势、双管急下，所以一发作便打散了魏延之军，魏延军队很快失去战斗力。此计当是军事干才王将军的功劳：“魏延作乱，一战而败（不是一骂而败），平之功也”。朝廷因此“迁（王平）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
魏延根本无有杀杨仪之心：“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未料到如此飞来横祸，只来得及匆忙发出羽檄，奏杨仪等人反叛：“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之后军队被打散，再无反击手段。三十六计走为上，魏延与少数几个人骑马逃往汉中。由于王平是步军，马少，于是“仪遣马岱追斩之”，所以杨仪急派马岱带领骑兵营大队人马，追到汉中的虎头桥旁，杀死魏延，“致首于仪”。当马岱把魏延之首交给杨仪时，杨仪多年的怨恨难解难消：“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怕其后人申冤报复，紧接又派人到汉中，杀死魏延全家：“遂夷延三族”，斩草除根。
蜀国一代名将、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就此被谋杀而绝后。
以上即依据史料和各种事理，特别是军事逻辑，推断、链接魏延案件发生时的种种详细情景。到此可为整个魏延事件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吗？不，还早着呢，“老鼠拖板锨，大头在后头”！读者接看下面（看累了的可休息一下）。

（八）“大忽悠”杨仪瞒天过海骗过整个蜀汉朝廷？
魏延案最终被蜀国朝廷判为内讧：“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三国志•后主传》，像人们现在按《魏延传》表面文字所理解的那样，朝廷后来认识到错误，已经替过去误认魏延谋反平反了。还有现今在汉中所发现的高规格古墓，有人认为是蜀国朝廷替魏延平反后建造的魏延墓。“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历史，又受到罗贯中小说的影响，还误以为魏延是叛逆者”，现今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是按这个论调认识魏延事件。
根据前文系统分析，我认为魏延是被谋杀的，不是内讧。所以我根本不同意上面这些说法。魏延被谋杀却最终被判为内讧，这是蜀国朝廷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掩饰、调和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平反，否则为什么后来不干脆把魏延平反为受害者？而只是平了一半？前面是杨仪等人在制造冤案；后面是蜀国朝廷在制造真正的冤案！
陈寿记载：“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蒋琬等人偏听偏信杨仪的奏章，又不到出事地点调查真相，就听杨仪、王平等人回来汇报各人的“平叛功劳”？
“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一个不是因“平叛功劳”，而是参与内讧的人，能这样猛升官职么？当然是按“魏延谋反”、“平叛有功”而论的。
蒋琬、董允怎会在看到杨仪、魏延二人的羽檄后就全都拍胸脯保证杨仪是好人，怀疑魏延谋反呢？千里眼,还是顺风耳？隔着一千里路就看到、听到事情真相了？论到这里，常常有人说他们和杨仪都是一个派别的（甚至包括诸葛亮）。我不信：一伙的为避嫌，常常当面表现为不是一伙的，暗地里拉扯就是了，就那么笨，一点假都不会做，给人当面看出来是一伙的？而且蒋琬、董允的品行、行为逻辑也不合杨仪类同。总拿派别斗争方法抽象化分析人物关系，易于隔靴搔痒。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主要还是上了杨仪的当了。
大家看这一段：“魏略曰：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诸葛亮的死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在诸葛亮身边发生的事，也只有魏延、杨仪那么几个人清楚。发丧后魏延被打死，“墙倒众人推”，那还不任由杨仪等人编故事？杨仪军事上不在行，编故事是“小菜一碟”。其实杨仪的羽檄早把故事编好了，以杨仪的才干，“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密不发丧，仪令费祎等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署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袆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袆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
这一大篇故事有“情节框架”、有“动作细节”、有“性格描画”、有“道理根据”，至今还“咸保”动人的“历史效果”。比如，杨仪先把责任揽到诸葛亮身上：“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接着找人证明自己有权：“令祎往揣延意指”，再挪用魏延的嘴巴说：     “……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一下子便给自己弄了个“疑似掌权”。就是什么实在证据也不要，官职大小无所谓、假节有无没关系、诸葛亮手令莫须有，仅用“故事法”层层递进，就使人以为他在掌权：诸葛亮、费祎、连魏延都说我掌权。爽啊，太有才！


大致写有这样“真实”故事作品的羽檄到了蒋琬、董允手里，文人喜看妙文章，哪有多少军事眼光细辨其理？再看魏延，一个军人，文章水平自然不能和杨仪比。在发丧地褒口仓促应战，恐怕二次信使还未发出就被杀了。当时连命都来不及保，又莫名其妙，哪有时间、证据写什么长篇细论、有理有据的羽檄？“一日之内，羽檄交至”，两文比对，一篇“生花妙笔”；一篇“理屈辞穷”！蒋琬、董允怎能不拍胸脯，替杨仪下保证书？“咸保”不打愣也。加上传闻魏延常常在汉中议事大堂上对杨仪舞刀弄枪的忿怒相；杨仪鼻涕眼泪的可怜相，当然不保舞刀弄枪的，而是保“可怜”的那一个，怜悯心人人共有。这里没有“派别斗争”什么事儿。
话说王平这人还真走“桃花官运”：在街亭不必做什么激烈动作就升官；这回杀杀自己人又猛升官，比杨仪要走运一千倍：“仪每从行，当其劳剧”、“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功勋至大”，却“无所统领，从容而已”。这太不“公平”，难怪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后悔杀死魏延后“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咳，上了朝廷的当了！
这真是互相上当。朝廷既然也上了杨仪等人的当，又怎能“自打耳光”、“自揭疮疤”，先给人立功升官，又叫人坐牢？那得有多少官、兵、将们被指坐牢、充军啊？官场、军队、社会大动乱，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面对大量不服的人，朝廷为了脸面与社会稳定，少许留些个罪名在魏延身上，给他弄个“内讧分子”头衔，好好“平反”一下：朝廷认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这不是陈寿本人的判断）。
然后再把魏延谋反的结论改一改：“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后主传》。然后“墙倒众人推”，把罪过推到死人杨仪身上以平民愤：你们大家看，“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杨仪传》，朝廷不是早就把杨仪干掉了吗？再拿几个钱出来，把那些“叫得凶”的“抚恤抚恤”，这样矛盾就缓和多了。这事也就磕磕巴巴、“皆大欢喜”地糖过去了。
之后朝廷再把魏延案件有关资料该留的留、该扔的扔、能改的改,“糊光抹平”。弄得陈寿在蜀国官方资料里找不到多少真相，于是“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史）官，是以行事多遗（当然并不仅指魏延事件一件事）”《后主传》。我也只好凭事理逻辑推理蜀国后来对魏延案件的“平反”情况，拿不出更多的史料了。
然而即便做了这么多针对杨仪造假的分析，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作为诸葛亮钦点的政治接班人，蒋琬、董允、费祎等人就这么蠢？被杨仪一篇假信就可以忽悠的问也不问（蒋琬调查团并未到达事发现场，而是中途返回）就集体担保杨仪？
结论有二：
1、蒋琬等人是真傻，确实被杨仪忽悠了。这个结论也就是间接的说：诸葛亮观察了多年而最终敲定的政治接班人其实是窝囊废，而且窝囊的还不是一个，是蒋琬、董允、费祎这一窝，看来诸葛亮的眼光实在拙劣到姥姥家去了。
2、蒋琬等人是装傻，装成被忽悠了。这个结论就是说，蒋琬等人其实另有阴谋，所以这里装傻，其他地方获益。
此案到此进入了死胡同，分析不下去了。显然蒋琬等人后来治理蜀国的行为来看并非窝囊废，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和远见，所以结论1可以无视。如果结论2成立，那魏延谋反一案简直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蒋琬等人实在坏到家了，杀魏延，杀杨仪，这能是被后来老百姓称为“蜀中四相”的人做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蒋琬等人是装傻，那明显实在偏袒杨仪，跟杨仪是一伙的，那么后来杨仪怎么还要说出后悔没有投降魏国的话的呢？解释不通啊。
案件陷入了僵局，要把案件继续调查下去，我们就不得不回过头去，重新解读一下“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的含义。

——————————————————时空穿梭线————————————————
（五）“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第五个漏洞在《三国志•杨仪传》：
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
重新解读：“就”等于“投降”吗？不一定，它可以翻译成“迁就、退让”；“魏氏”一定等于“曹魏”吗？未必，至少在字面意义上看，“魏氏”可以理解成“姓魏的人”。
……………………
——————————————————时空穿梭线————————————————


（十一）裴松之的难言之隐
吕思勉先生和易中天先生对于《魏略》有疑问。“《魏略》这话也不是事实”，“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什么人去攻魏延？”《吕思勉讲三国》。
“诸葛亮病逝时，魏延并不在他身边，在他身边的是杨仪，诸葛亮怎么可能命令魏延‘摄行己事’？魏延又怎么可能‘密持丧去’？再说了，魏延‘行至褒口’，已是往南走了很远，杨仪怎么可能还说他‘欲举众北附’？所以《魏略》的说法可以推翻”《易中天品三国》。这些都是当代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所针对《魏略》提出的问题。
那么古人有看出陈寿曲笔的人吗？在评论《魏略》时，裴松之说了这样的话“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前面半句不重要，只看后半句：审，仔细思考，反复分析、推究。裴松之并没有认可陈寿在魏延本传中的记述，而且我也相信，治史态度同样严谨的裴老并不会一时懒惰随手批上一句“他写的不对”，史学家们写在书上的东西多少都要有证据或仔细推敲，然后才下结论。
从裴松之这个注里我们至少能看出两个意思：一、陈寿写的东西需要推敲，魏延传并不十分可靠，还需再“审”；二、《魏略》的记载不准确，连“审”都可以省了。
可见裴松之至少是看出了陈寿的曲笔，至于他是否了解内情不得而知，是他不知道还是他知道但不能说？这太难为今天的人了。不过裴老倒是很干脆的把《魏略》给PASS了，这倒挺有意思，似乎他是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魏略》是错的，否则为什么在这里单单把《魏略》拿出来做个“点名批评”呢？说不准的话不理它不得了吗？或者像别的传一样，把无法辨别真伪的材料都摆上来，让读者自己去看。
可以断定的是裴松之还有别的史料，但是他不能拿出来，怕得罪人。还有就是这段《魏略》的可信度比较低，不能把它作为研究的主体，而是要跟《三国志•魏延传》捏合起来一起看，凭弃《魏略》中错误的记载，弄明白《魏延传》中哪里是曲笔，这样才能最终摸清“魏延谋反一案”的真相。
—完—

其实死得根本不冤，该死之人必有其该死之处，先不说魏延是否有反心，就算他没有，诸葛亮跟刘禅会放心魏延存在嘛？诸葛亮一死，魏延还有谁能管？靠魏延自己的良心还是忠诚？如果刘禅不杀魏延，那他真脑残了。
何况魏延没反心？谁敢说魏延自己就没存坏心？魏延的忠诚度高？魏延在汉中谁管得了？他在汉中这么多年，根基深厚，又手握军政大权，谁敢保证他没点异心（难道靠后人的崇拜者来保证，还是靠那简洁的不能再简洁的三国志来保证？）？如果魏延是非常顽固的忠臣也许还行，但是他是吗？
在我看来，魏延就算是被冤死那也是必然，他实在是有不得不死的理由，看下司马就知道（诸葛亮一死，魏延造反的难度貌似比司马容易多了）。

回复：22楼
魏延朝中无人，仅凭他自己做不到谋反，北伐军中的将领至少王平的无当飞军和马岱的骑兵就不会跟他一起造反，其他一些将领跟魏延的关系也不是有多亲密，魏延造反缺少帮手。

ps:武乡侯是县侯(武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