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古代全国土地、人口、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及其家庭不同的是，西方中世纪的国王对于国内其他的贵族只是一个类似名义上的宗主，国王的经济来源实际上来自他的私人的领地的出产、牛羊、以及贸易，而不是全国百姓。
他只要封臣们在发生战事时能及时地全副武装地赶到自己的身边就行了，基本采用“骑士自理装备”、“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
上至国王，下到平民，各个阶层间直至个人之间都由习惯约定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习惯法或成文法予以保证和约束。欧洲封建社会的权力中心在下层，有利于形成“契约”的观念，萌发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公元613年，教俗显贵要求国王承认以前赐予的一切封建特权，保证按法律程序审讯和判决，取消一切违反传统的税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是首次贵族限制王权的事件。由此而后的查理曼帝国也没有建立系统的税收制度，帝国只征收道路桥梁税货物过境税和贸易特许税；人头税与地产税受抵制而取消。
公元1215年，约翰王和领主、主教、骑士、市民签署了《大宪章》对王权再次进行限制。全文一共63条，至今仍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国农民没有税收发言权和决定权，这应该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这种恶劣的的税收制度表现为“黄宗羲定律”。唐代白居易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另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29次，较大旱灾1056次，平均每年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也就是说1949年前的中国几乎年年都有吃人的事发生，只不过没有记录下来，被记录的吃人事件都是规模较大影响严重才记录的。
中国税重，主因是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人欲没有受到神的制约，中国的宗教是统治者手中的玩物（教科书称为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其次，粮食容易保存，刺激了统治者“建立大批粮仓，大量储存粮食”的欲望，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西方肉类不容易保存，所以不可能“深挖洞、广积肉”啊。另外储存多余的食物也被称为天主教七宗罪之一。这样一来，西欧各国的老百姓负担要轻。
第三，中国人吃粮食、喝粮食酒、吃菜子油与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榄油相比，一方面是蛋白质少，另一方面是劳苦，需要精耕细作。翻地、播种、除草、施肥、的劳动肯定比放牧、葡萄园及其橄榄的管理的劳动强度要高。相比放牧、葡萄园及其橄榄的耕种管理要轻松些。而西方中世纪平民礼拜日时不用工作的，往往教堂还提供午餐，而领主会提供晚餐。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很辛苦,很贫穷落后。
西方人的渔猎劳动每天总有收获；而农业劳动的收获具有季节性，每年一季或者两季。所以要储存很多粮食以活命，粮食一旦被朝廷以及各级官府还有地主收光，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活命不得不反抗。这也是中国起义多的原因。
鱼肉每天搞点，能活命就行，鱼肉储存会变臭，官方不好剥削过多，所以西方起义少，矛盾相对缓和。西方人喜欢把矛盾放在面上谈判解决，矛盾显得很多。中国采取高压政策，表面上看不见矛盾，实在暗中勾心斗角，矛盾一旦表面化，就基本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