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我回来了！
影片《海外赤子》中的一曲《我爱你中国》好像在倾述着我半个多世纪的苦恋和挚爱。
漫漫人生路，几度风雨晴天，几番寒暑风霜，矢志不渝的是我回归祖国的初衷，尽管它曾被泪水深深地浸润过。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在大海轮上，我坐在一位中年妇女身旁，天黑了，她躺下睡觉，我就学她的样子躺下睡觉。第二天她起来，我也起来。我总跟着她，但谁都没说话。
两天过去了，她问我为什么老跟着她？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人回国，你的年龄跟我妈差不多，跟着你我就感到安全。”她说，她是回福建探亲的。我听说她是福建人，就跟她讲福建话。在外人看来，我们就像一对亲母女。
平时我喜欢上甲板看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团的人打篮球。有时看到他们的篮球掉到海里去，一个海浪翻过来，就把球卷走的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太平洋真大啊！完全是一片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
当年过罗湖桥时第一次见到这面旗子，第一次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整整过了五天，才听说香港快到了。
夜里，大家都无法入睡，远远望见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呈现在眼前，夜香港真美啊！
体积庞大的“芝万宜号”在深海处停下了。我们转乘小驳轮徐徐驶进香港岛的海湾，天还没亮，大家只能在舱内休息。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亮光，我们便陆续上岸。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我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我回来了！”这一声叫喊顿时引起一批同船回国青年的喧哗笑语。有位年龄稍大点的青年说：“小鬼，等着吧，到你变成老太婆的时候，这里才是祖国呢！”接着，又是一阵喧哗。
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我不明白，香港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还不能称为“祖国”？更不懂为什么要等到我变成老太婆时，香港才是“祖国”？
香港的街市与吉隆坡几乎没什么两样，四处可见身着英国制服的警察。出生在马来亚的我，早已耳闻目睹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罪行，面对香港街头的英国警察，我心中忿忿不平。
登上由九龙开往深圳的火车，心情轻松了许多。猛一抬头，忽见车厢的顶头有位40来岁的警察疑视着我们。片刻，他逐步朝我们走来，以极羡慕的眼光投向大家，口中喃喃自语：“你们真幸福，真幸福……”我听他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对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方才发现，他身着英国警服，但他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珠，会讲中国话，顿时对他产生几分好感。天真地说：“叔叔，您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回祖国去，不要给英国人当警察。”他脱下警帽，动情地说：“我很想回去，但不行啊。我拉家带口的，无法回去啊。”他又说：“我惭愧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新中国，只好拜托了，拜托你们代我为祖国多出一份力量。”这时，不知哪位高声地说：“你护送我们平安过境，也是为新中国啊！”他立刻戴上警帽，双眼噙着泪花，恭恭敬敬地给大伙行了个礼。
霎时，一个上司模样的英国警察走过来，那位和大伙说话的警察立即离我们而去。
那时的深圳火车站很简单，旅客的行李就放在地上接受检查，但检查得很仔细。
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箱子，一样样东西都拿出来看看，说：“东西不多，但这几支派克钢笔和手表是要缴税的。”我立即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他们数了数，问：“还有吗？”我说：“没了，都在这儿了。”他们说：“你这点钱全交掉都不够。”
我担心他们会没收这些东西，便告诉他们，东西是资助我回国的一些人叫我带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的。 那几个军人离开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
一位长官模样的军人说：“我们向领导汇报过了，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不收你的税。但凭你这一点点钱，要到达广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议你，拿这些钱先买好明天一大早去广州的火车票，剩下的钱解决今天的中饭和晚饭。今天晚上你就跟那批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一起住到车站的礼堂里，可以不收你的住宿费。”
夜幕降临了，住旅店的客人走了。我紧跟着那批学生摸黑到达了礼堂，礼堂的灯光昏暗，只听到他们的头说：“女生睡主席台上，男生睡地上。”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赶紧在主席台的一角头朝外、脚朝里躺下了。突然，看见墙上有两个人的画像，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那两个人是谁啊？”这一叫，把大家都惊动了。“喂，你是什么人？”“那个小鬼。”“咦，你怎么混在我们当中啊？”“你的妈妈呢？”我说：“那位阿姨不是我的妈妈。在船上，我是因为害怕，才老跟着她的。现在她已回福建去了。”一位男生说：“如果早知道她不是你的妈妈，我们早就把你扔进太平洋喂鲨鱼了。”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次日，天蒙蒙亮，我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我终于坐上祖国的火车，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坐在列车上心情无比激动，心中一遍遍地呼唤：“祖国啊，我回来了！我将永远扎根在这片炎黄子孙的土地上! ”
大学时代的我
2013年回到我的母校坤城女子学校，现已改名为坤成华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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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能在马来亚首都吉隆坡坤城女校上学，是许多华人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坤城是一所名校，费用很高，除了交学费还要交其他各种费用：伙食费、校车费、服装费以及学琴费等等。班上有钱人的孩子较多，而我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总觉得低人一等。
我常想：怎么会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为什么在马来亚中国人没有英国人有钱呢？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有钱…..每当问妈妈这类问题时，她总是说：“这是‘命’。”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命”，但我想“命”是可以变的。小时候，人家都说我命好，可现在变得不好了，那以后会不会变好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命”变好！
于是，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挣扎：在没征得妈妈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转学到学习费用较少的吉隆坡循人小学。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非要我回坤城女校上学。我对妈妈说：“我不忍心花妈妈这么多钱去读好学校。虽然我离开了坤城，但我还是会好好读书的。”妈妈为此事伤心地哭了一场，也就不再反对我了。
不久，我小姨夫的叔叔来商量，想送我去英国念书，毕业回来就和他的独生儿子结婚，帮助管理他们家的产业。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不爱读书，没有能力掌管一大家的产业—— 大片的榴莲山和橡胶园。我非常震惊，如果走这条路，那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 我急忙去找大姨商量，请她尽快帮助我回国。
神秘的夜晚 ，似乎就是昨夜。
天很黑，身材瘦小的我站在校门口望着四周，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利害。眼前是我熟悉的母校，脚下这条路是通往我家的马路，校门对面是竖满十字架的墓地，静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也许这就是告别我的出生地之夜，也许这就将成为我与异国他乡的永别之夜，心中不禁泛起一缕惜别之情。
突然，一辆高级黑色轿车在我跟前停住，车门迅速打开，只听见一声:”快！”
我进入轿车，坐在一位陌生人的身边。坐在前座的大姨转过身来说：“你旁边这位是黄伯伯。前面这一位开车的叔叔也是自己人。你不用怕，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姨的话音刚落，轿车已驶入吉隆坡的闹市区。黄伯伯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别害怕，你说吧。”
我像缺口的江河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岳飞、花木兰、苏武牧羊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要向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我必须回中国去，我要像毕业歌歌词说的那样，成为社会的栋梁.....”
黄伯伯打断了我的话，问：“中国，现在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台湾，一部分在大陆，你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要到有长江和黄河的地方。”
黄伯伯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成立，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怕你回去不习惯，受不了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才回去。另方面，你现在还小，一个人回去路上不安全。”
我急忙表态说：“不。我要马上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条件不好，我不怕，我能吃苦！我虽然还小，但我是为了爱国回去的，如果在路上出事，我死了，那也是光荣的！”
黄伯伯笑了：“你是为了爱国回去的，你就必须保证安全到达祖国，你千万不能死在回中国的路上。如果你在路上死了，还爱什么国啊……”
我明白了，便说：“放心吧，我保证安全回到祖国，决不会死在路上！”
黄伯伯被我的话语所感动，便说：“你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星洲日报》的办公室来，你进报社大门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一直往里走，最里面的一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为防止夜长梦多，你明天晚上就离开此地。”
决定命运的夜晚很快过去了，我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多。
妈妈一见我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大同学一起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活动，目前有可能被捕，现在组织决定让我回中国，明天就走......”
妈妈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眼泪刷刷地往外流。我不敢正视母亲，身体有点发抖，咬着嘴唇，等待妈妈的表态。
妈妈愣了好一会才说：“走吧。如果你被当局抓去，我同样见不到你，你回中国去吧。将来有机会我也回去。你走吧。”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了好长时间，一整夜都没合过眼......
次日一大早，我赶到黄伯伯办公室。咦，眼前的人是昨夜的黄伯伯吗？没等我回过神来，伯伯就说：“怎么？不认识我啦？”他脸上没有半点笑容、非常严肃地交给我一张支票，说：“出大门，往西走，到卖车船票的地方，把支票交给柜台里的人就可以，什么话都不用说。”
临别，伯伯把一条格子羊毛毯子放到我的手里，说：“把这条毯子带上，多少可以挡一挡风寒。路上千万要当心，一定要保证安全地回到祖国。”
接着伯伯又说：“拿到船票后，你就去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然后，去惠州会馆，那里有人等着你。”
我捧着沉甸甸的毛毯（60年后毯子已成碎片，还珍藏着，直到去年房屋拆迁才舍弃了），深深地向伯伯鞠了一躬，便转身而去……
六十年后我再次来到《星洲日报》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走进车船售票处，有两个男人站在售票窗前。我刚站定，售票窗内一个先生便叫我把支票递给他。不一会儿，他就把火车票和轮船票交给我，说：“你旁边的两个人也是来买票的，到了新加坡旅店，他们就住在你房间隔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请他们帮忙。”
那两个男人朝朝笑笑、点了点头，离开了。
售票窗内的先生又说：“去中国的轮船“芝万宜号”是从印度尼西亚起航的，等船停靠新加坡时，你才能上船。所以，你在新加坡至少要等三天。如果遇上大风，可能还要住更长的时间。不论你在旅店住多久，你都不可以离开房间，更不能离开旅店。吃饭会有人送给你，你不许下楼、不要随便和别人说话，那里不可能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不论什么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理睬。”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好奇，又有点害怕。朝四周看看,一个人都没有。我心中掠过一丝疑惑:怎么没有别的买票人？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什么，便急忙赶往“大钟楼”（当地的政府所在地）办理离境手续。
这里就是政府所在地。
吉隆坡的“大钟楼”——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是旅游者值得参观的地方。那庄严肃穆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就是马来亚政府机关（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叫马来亚）。
当年就在这里的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那时候在这里工作的有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就是没有华人。把门的是留着八字胡子的“大头鬼”（用长长的头巾盘在头上,不知他们是哪国人），我，一个华人小女孩独处这样的环境，真叫人不寒而栗！办理离境手续非常麻烦，尤其令人窒息的是“宣誓关”，如今想起，我的心情依然沉重，真所谓往事不堪回首！
当时，办事的官员板着面孔问：“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宣誓以后你就必须马上离开马来亚，并且永远不能回马来亚，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你知道吗？”我顿时感到头晕，呆呆望着天花板，没有说话。那官员接着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眼睛一闭，摇了摇头，说：”No！”
便跟着那个官员读誓言：“……我保证永远不再回马来亚！”宣誓完毕，那官员在我的证件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章，说：“OK!”接着我又到另一间屋子去打预防针，还在左手臂上种了牛痘。
离境手续办完了，我离开大钟楼，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永别了，马来亚！”稀里糊涂地朝惠州会馆方向走去……
如今的惠州会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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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黄伯伯的指示，我赶到惠州会馆已近中午。一位伯伯领着走遍从一楼到三楼的办公室，所有办公的人都给我一些钱。其中有几个人还托我给他们在中国念书的孩子带一些钢笔、手表等。
那天，从惠州会馆出来，我在市里买了一只上海产的小箱子和一斤绿毛线，回到家中已近傍晚。我将几件平常换洗的衣服、常用的中英文词典、许多心爱的相片、一斤绿毛线、黄伯伯送的毛毯放进箱子。这就是我离开马来亚时所有的家当。那天晚饭我吃得特别饱，因为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机会吃妈妈烧的饭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独自拿起箱子、背上书包、走出院门，正准备上三轮车的时刻，突然听见邻居问：“这么晚了，拿那么多东西到哪里去？”
我特别害怕，因为当年回中国是会被抓、是会连累家人的。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刻，忽然听见妈妈对邻居说：“到新加坡去玩！”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偷偷地跟在后面，转过头轻轻对妈妈说：“我不是叫你别送吗？回去吧！”说完，泪如雨下、哽咽着。再也不敢回头多看妈妈一眼，便催踩三轮车的叔叔快走！
三轮车叔叔转过头去说：“放心吧，我会把她安全送到火车站的。”
路上，三轮车叔叔问：“你到底去哪里？你去新加坡玩，很快就会回来的，为什么你妈妈还在那里哭？”我说：“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所以妈妈不放心。”
夜幕下，我坐在三轮车上，心里无数次地呼喊着：“永别了，亲爱的妈妈！”
热带的夜晚，依旧闷热无比，上坡时骑三轮车的叔叔汗流浃背，我坐在车上有点于心不忍。三轮车路过母校时，我心中一阵激动，默默地念叨：“再见了，母校，后会有期！”
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到达火车站，我下了三轮车、提起小箱子、进站、上了火车，刚在座位上坐下，期待着能平平安安离开吉隆坡的那一刻，猛一抬头，差点没尖叫起来——小姨和小姨夫竟然站在我的面前！
小姨说：“你回唐山（中国）事先也不说一声.。”
我问：“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说：“是今天下午大姨说的”。
当他们刚把一条大浴巾和一些食品递给我时，开车铃声就响了。他们再三关照我路上要小心，便下车了。
望着小姨和小姨夫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且带有几分怨气：“如果不是你们想把我许配给姨夫的侄儿，也许我还不会这么快离开马来亚......”
第一次单独出远门，车厢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丝毫没有睡意。耳边传来熟睡旅客的鼾声、火车的鸣笛声，脑海里不停地显现离开家时的情景和刚才小姨离去的背影……
这里是马来西首都吉隆坡老火车站。当年刚小学刚毕业的我，就是在这里上火车离开第二故乡，踏上回祖国的征途，这一刻便是终身与妈妈的诀别！
在火车上，我孤身一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曾有人问我为何一个人坐火车？上哪去？......我一概只笑不语，以免说漏了嘴。天亮才抵达了目的地—— 新加坡。我被接到下榻的旅店，住进二楼一间沿街的房间。
在新加坡等船三天的日子里，我只能透过旅馆楼上沿街窗户的玻璃看看马路上的车水马龙。那一刻，最令我难忘的是马路上的牛车——大大的轮子、依依呀呀的车轴摩擦声以及赶车人挥动的那根长长的鞭子.....
住在旅店好几天的日子里，除了到对门上厕所、洗澡，就没敢离开房间半步，吃的饭、喝的水都有人送来。奇怪的是，我也未见到住在我房间隔壁、即站在吉隆坡车船售票窗前的那两个叔叔。回到中国后，才从黄伯伯来信中知道那两位叔叔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暗暗地保护着我。
在旅店苦苦熬过了枯燥的三天，大海轮“芝万宜"从印度尼西亚开过来了，我被车直接送到海港码头去上船。那天，与我同车前往码头的有十几个人。快到码头时，车突然停下，车上的人乱成一片，原来上船前还要经过一个关卡接受检查，大家生怕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名表、名笔等会被没收或罚款，而不知所措！
突然，不知哪个人说：“咦，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放在她那里好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说话人就首先把好几件金器放进我的口袋，其他人也都跟着这样做了。
他们说：“你是小孩，就不要下车了。”顿时，我傻了！
人们都被警察喊下车去，进入一间房子。我一个人呆坐在车内，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察过来检查车上有没有人，他们看见我，还是把我叫下去排在同车人队伍的最后面。
看见前面的人一个个的衣服口袋都得翻过来给警察检查，我别提有多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我不停地看手表，心里默默地计算时间，我想：“如果轮到我，时间不够就好了......”
直到我前面的那个人检查完了，我便主动用英语向警察问好。也许警察看见我是个小孩，好几个警察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How old are you ? 你几岁？”“你跟谁到中国去？”“你为什么去中国？”“你一个人去中国，你爸爸妈妈呢？”……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且讲得特别啰嗦，逗得所有警察都哈哈大笑。突然，一个警官说：“不要跟孩子玩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一听这话，便说：“我还没检查呢！”警官挥挥手说：“Pass! Pass!”
回到车上，人们都紧张地问：“怎么检查那么长时间？”我没说什么，把东西一样样归还给大家。从他们高兴的样子，足以看出我简直就是个“英雄好汉”！
影片《海外赤子》中的一曲《我爱你中国》好像在倾述着我半个多世纪的苦恋和挚爱。
漫漫人生路，几度风雨晴天，几番寒暑风霜，矢志不渝的是我回归祖国的初衷，尽管它曾被泪水深深地浸润过。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在大海轮上，我坐在一位中年妇女身旁，天黑了，她躺下睡觉，我就学她的样子躺下睡觉。第二天她起来，我也起来。我总跟着她，但谁都没说话。
两天过去了，她问我为什么老跟着她？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人回国，你的年龄跟我妈差不多，跟着你我就感到安全。”她说，她是回福建探亲的。我听说她是福建人，就跟她讲福建话。在外人看来，我们就像一对亲母女。
平时我喜欢上甲板看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团的人打篮球。有时看到他们的篮球掉到海里去，一个海浪翻过来，就把球卷走的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太平洋真大啊！完全是一片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
当年过罗湖桥时第一次见到这面旗子，第一次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整整过了五天，才听说香港快到了。
夜里，大家都无法入睡，远远望见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呈现在眼前，夜香港真美啊！
体积庞大的“芝万宜号”在深海处停下了。我们转乘小驳轮徐徐驶进香港岛的海湾，天还没亮，大家只能在舱内休息。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的亮光，我们便陆续上岸。
那年，我仅14岁，怀着一颗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心，告别了马来亚婆娑的椰林和母亲慈爱的目光，孤身一人悄悄登上了归国的旅程。乘坐“芝万宜”号大海轮，冲破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直奔我理想中有长江与黄河的地方。
我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我回来了！”这一声叫喊顿时引起一批同船回国青年的喧哗笑语。有位年龄稍大点的青年说：“小鬼，等着吧，到你变成老太婆的时候，这里才是祖国呢！”接着，又是一阵喧哗。
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我不明白，香港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还不能称为“祖国”？更不懂为什么要等到我变成老太婆时，香港才是“祖国”？
香港的街市与吉隆坡几乎没什么两样，四处可见身着英国制服的警察。出生在马来亚的我，早已耳闻目睹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罪行，面对香港街头的英国警察，我心中忿忿不平。
登上由九龙开往深圳的火车，心情轻松了许多。猛一抬头，忽见车厢的顶头有位40来岁的警察疑视着我们。片刻，他逐步朝我们走来，以极羡慕的眼光投向大家，口中喃喃自语：“你们真幸福，真幸福……”我听他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对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方才发现，他身着英国警服，但他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珠，会讲中国话，顿时对他产生几分好感。天真地说：“叔叔，您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回祖国去，不要给英国人当警察。”他脱下警帽，动情地说：“我很想回去，但不行啊。我拉家带口的，无法回去啊。”他又说：“我惭愧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新中国，只好拜托了，拜托你们代我为祖国多出一份力量。”这时，不知哪位高声地说：“你护送我们平安过境，也是为新中国啊！”他立刻戴上警帽，双眼噙着泪花，恭恭敬敬地给大伙行了个礼。
霎时，一个上司模样的英国警察走过来，那位和大伙说话的警察立即离我们而去。
那时的深圳火车站很简单，旅客的行李就放在地上接受检查，但检查得很仔细。
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箱子，一样样东西都拿出来看看，说：“东西不多，但这几支派克钢笔和手表是要缴税的。”我立即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他们数了数，问：“还有吗？”我说：“没了，都在这儿了。”他们说：“你这点钱全交掉都不够。”
我担心他们会没收这些东西，便告诉他们，东西是资助我回国的一些人叫我带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的。 那几个军人离开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
一位长官模样的军人说：“我们向领导汇报过了，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不收你的税。但凭你这一点点钱，要到达广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议你，拿这些钱先买好明天一大早去广州的火车票，剩下的钱解决今天的中饭和晚饭。今天晚上你就跟那批印度尼西亚归国学生一起住到车站的礼堂里，可以不收你的住宿费。”
夜幕降临了，住旅店的客人走了。我紧跟着那批学生摸黑到达了礼堂，礼堂的灯光昏暗，只听到他们的头说：“女生睡主席台上，男生睡地上。”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赶紧在主席台的一角头朝外、脚朝里躺下了。突然，看见墙上有两个人的画像，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那两个人是谁啊？”这一叫，把大家都惊动了。“喂，你是什么人？”“那个小鬼。”“咦，你怎么混在我们当中啊？”“你的妈妈呢？”我说：“那位阿姨不是我的妈妈。在船上，我是因为害怕，才老跟着她的。现在她已回福建去了。”一位男生说：“如果早知道她不是你的妈妈，我们早就把你扔进太平洋喂鲨鱼了。”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次日，天蒙蒙亮，我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我终于坐上祖国的火车，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坐在列车上心情无比激动，心中一遍遍地呼唤：“祖国啊，我回来了！我将永远扎根在这片炎黄子孙的土地上! ”
大学时代的我
2013年回到我的母校坤城女子学校，现已改名为坤成华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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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能在马来亚首都吉隆坡坤城女校上学，是许多华人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坤城是一所名校，费用很高，除了交学费还要交其他各种费用：伙食费、校车费、服装费以及学琴费等等。班上有钱人的孩子较多，而我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总觉得低人一等。
我常想：怎么会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为什么在马来亚中国人没有英国人有钱呢？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有钱…..每当问妈妈这类问题时，她总是说：“这是‘命’。”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命”，但我想“命”是可以变的。小时候，人家都说我命好，可现在变得不好了，那以后会不会变好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命”变好！
于是，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挣扎：在没征得妈妈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转学到学习费用较少的吉隆坡循人小学。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非要我回坤城女校上学。我对妈妈说：“我不忍心花妈妈这么多钱去读好学校。虽然我离开了坤城，但我还是会好好读书的。”妈妈为此事伤心地哭了一场，也就不再反对我了。
不久，我小姨夫的叔叔来商量，想送我去英国念书，毕业回来就和他的独生儿子结婚，帮助管理他们家的产业。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不爱读书，没有能力掌管一大家的产业—— 大片的榴莲山和橡胶园。我非常震惊，如果走这条路，那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 我急忙去找大姨商量，请她尽快帮助我回国。
神秘的夜晚 ，似乎就是昨夜。
天很黑，身材瘦小的我站在校门口望着四周，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利害。眼前是我熟悉的母校，脚下这条路是通往我家的马路，校门对面是竖满十字架的墓地，静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也许这就是告别我的出生地之夜，也许这就将成为我与异国他乡的永别之夜，心中不禁泛起一缕惜别之情。
突然，一辆高级黑色轿车在我跟前停住，车门迅速打开，只听见一声:”快！”
我进入轿车，坐在一位陌生人的身边。坐在前座的大姨转过身来说：“你旁边这位是黄伯伯。前面这一位开车的叔叔也是自己人。你不用怕，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姨的话音刚落，轿车已驶入吉隆坡的闹市区。黄伯伯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别害怕，你说吧。”
我像缺口的江河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岳飞、花木兰、苏武牧羊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要向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我必须回中国去，我要像毕业歌歌词说的那样，成为社会的栋梁.....”
黄伯伯打断了我的话，问：“中国，现在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台湾，一部分在大陆，你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要到有长江和黄河的地方。”
黄伯伯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成立，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怕你回去不习惯，受不了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才回去。另方面，你现在还小，一个人回去路上不安全。”
我急忙表态说：“不。我要马上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条件不好，我不怕，我能吃苦！我虽然还小，但我是为了爱国回去的，如果在路上出事，我死了，那也是光荣的！”
黄伯伯笑了：“你是为了爱国回去的，你就必须保证安全到达祖国，你千万不能死在回中国的路上。如果你在路上死了，还爱什么国啊……”
我明白了，便说：“放心吧，我保证安全回到祖国，决不会死在路上！”
黄伯伯被我的话语所感动，便说：“你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星洲日报》的办公室来，你进报社大门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一直往里走，最里面的一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为防止夜长梦多，你明天晚上就离开此地。”
决定命运的夜晚很快过去了，我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多。
妈妈一见我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大同学一起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活动，目前有可能被捕，现在组织决定让我回中国，明天就走......”
妈妈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眼泪刷刷地往外流。我不敢正视母亲，身体有点发抖，咬着嘴唇，等待妈妈的表态。
妈妈愣了好一会才说：“走吧。如果你被当局抓去，我同样见不到你，你回中国去吧。将来有机会我也回去。你走吧。”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了好长时间，一整夜都没合过眼......
次日一大早，我赶到黄伯伯办公室。咦，眼前的人是昨夜的黄伯伯吗？没等我回过神来，伯伯就说：“怎么？不认识我啦？”他脸上没有半点笑容、非常严肃地交给我一张支票，说：“出大门，往西走，到卖车船票的地方，把支票交给柜台里的人就可以，什么话都不用说。”
临别，伯伯把一条格子羊毛毯子放到我的手里，说：“把这条毯子带上，多少可以挡一挡风寒。路上千万要当心，一定要保证安全地回到祖国。”
接着伯伯又说：“拿到船票后，你就去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然后，去惠州会馆，那里有人等着你。”
我捧着沉甸甸的毛毯（60年后毯子已成碎片，还珍藏着，直到去年房屋拆迁才舍弃了），深深地向伯伯鞠了一躬，便转身而去……
六十年后我再次来到《星洲日报》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走进车船售票处，有两个男人站在售票窗前。我刚站定，售票窗内一个先生便叫我把支票递给他。不一会儿，他就把火车票和轮船票交给我，说：“你旁边的两个人也是来买票的，到了新加坡旅店，他们就住在你房间隔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请他们帮忙。”
那两个男人朝朝笑笑、点了点头，离开了。
售票窗内的先生又说：“去中国的轮船“芝万宜号”是从印度尼西亚起航的，等船停靠新加坡时，你才能上船。所以，你在新加坡至少要等三天。如果遇上大风，可能还要住更长的时间。不论你在旅店住多久，你都不可以离开房间，更不能离开旅店。吃饭会有人送给你，你不许下楼、不要随便和别人说话，那里不可能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不论什么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理睬。”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好奇，又有点害怕。朝四周看看,一个人都没有。我心中掠过一丝疑惑:怎么没有别的买票人？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什么，便急忙赶往“大钟楼”（当地的政府所在地）办理离境手续。
这里就是政府所在地。
吉隆坡的“大钟楼”——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是旅游者值得参观的地方。那庄严肃穆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就是马来亚政府机关（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叫马来亚）。
当年就在这里的移民厅办理离境手续。那时候在这里工作的有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就是没有华人。把门的是留着八字胡子的“大头鬼”（用长长的头巾盘在头上,不知他们是哪国人），我，一个华人小女孩独处这样的环境，真叫人不寒而栗！办理离境手续非常麻烦，尤其令人窒息的是“宣誓关”，如今想起，我的心情依然沉重，真所谓往事不堪回首！
当时，办事的官员板着面孔问：“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宣誓以后你就必须马上离开马来亚，并且永远不能回马来亚，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你知道吗？”我顿时感到头晕，呆呆望着天花板，没有说话。那官员接着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眼睛一闭，摇了摇头，说：”No！”
便跟着那个官员读誓言：“……我保证永远不再回马来亚！”宣誓完毕，那官员在我的证件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章，说：“OK!”接着我又到另一间屋子去打预防针，还在左手臂上种了牛痘。
离境手续办完了，我离开大钟楼，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永别了，马来亚！”稀里糊涂地朝惠州会馆方向走去……
如今的惠州会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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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黄伯伯的指示，我赶到惠州会馆已近中午。一位伯伯领着走遍从一楼到三楼的办公室，所有办公的人都给我一些钱。其中有几个人还托我给他们在中国念书的孩子带一些钢笔、手表等。
那天，从惠州会馆出来，我在市里买了一只上海产的小箱子和一斤绿毛线，回到家中已近傍晚。我将几件平常换洗的衣服、常用的中英文词典、许多心爱的相片、一斤绿毛线、黄伯伯送的毛毯放进箱子。这就是我离开马来亚时所有的家当。那天晚饭我吃得特别饱，因为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机会吃妈妈烧的饭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独自拿起箱子、背上书包、走出院门，正准备上三轮车的时刻，突然听见邻居问：“这么晚了，拿那么多东西到哪里去？”
我特别害怕，因为当年回中国是会被抓、是会连累家人的。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刻，忽然听见妈妈对邻居说：“到新加坡去玩！”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偷偷地跟在后面，转过头轻轻对妈妈说：“我不是叫你别送吗？回去吧！”说完，泪如雨下、哽咽着。再也不敢回头多看妈妈一眼，便催踩三轮车的叔叔快走！
三轮车叔叔转过头去说：“放心吧，我会把她安全送到火车站的。”
路上，三轮车叔叔问：“你到底去哪里？你去新加坡玩，很快就会回来的，为什么你妈妈还在那里哭？”我说：“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所以妈妈不放心。”
夜幕下，我坐在三轮车上，心里无数次地呼喊着：“永别了，亲爱的妈妈！”
热带的夜晚，依旧闷热无比，上坡时骑三轮车的叔叔汗流浃背，我坐在车上有点于心不忍。三轮车路过母校时，我心中一阵激动，默默地念叨：“再见了，母校，后会有期！”
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到达火车站，我下了三轮车、提起小箱子、进站、上了火车，刚在座位上坐下，期待着能平平安安离开吉隆坡的那一刻，猛一抬头，差点没尖叫起来——小姨和小姨夫竟然站在我的面前！
小姨说：“你回唐山（中国）事先也不说一声.。”
我问：“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说：“是今天下午大姨说的”。
当他们刚把一条大浴巾和一些食品递给我时，开车铃声就响了。他们再三关照我路上要小心，便下车了。
望着小姨和小姨夫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且带有几分怨气：“如果不是你们想把我许配给姨夫的侄儿，也许我还不会这么快离开马来亚......”
第一次单独出远门，车厢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丝毫没有睡意。耳边传来熟睡旅客的鼾声、火车的鸣笛声，脑海里不停地显现离开家时的情景和刚才小姨离去的背影……
这里是马来西首都吉隆坡老火车站。当年刚小学刚毕业的我，就是在这里上火车离开第二故乡，踏上回祖国的征途，这一刻便是终身与妈妈的诀别！
在火车上，我孤身一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曾有人问我为何一个人坐火车？上哪去？......我一概只笑不语，以免说漏了嘴。天亮才抵达了目的地—— 新加坡。我被接到下榻的旅店，住进二楼一间沿街的房间。
在新加坡等船三天的日子里，我只能透过旅馆楼上沿街窗户的玻璃看看马路上的车水马龙。那一刻，最令我难忘的是马路上的牛车——大大的轮子、依依呀呀的车轴摩擦声以及赶车人挥动的那根长长的鞭子.....
住在旅店好几天的日子里，除了到对门上厕所、洗澡，就没敢离开房间半步，吃的饭、喝的水都有人送来。奇怪的是，我也未见到住在我房间隔壁、即站在吉隆坡车船售票窗前的那两个叔叔。回到中国后，才从黄伯伯来信中知道那两位叔叔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暗暗地保护着我。
在旅店苦苦熬过了枯燥的三天，大海轮“芝万宜"从印度尼西亚开过来了，我被车直接送到海港码头去上船。那天，与我同车前往码头的有十几个人。快到码头时，车突然停下，车上的人乱成一片，原来上船前还要经过一个关卡接受检查，大家生怕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名表、名笔等会被没收或罚款，而不知所措！
突然，不知哪个人说：“咦，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放在她那里好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说话人就首先把好几件金器放进我的口袋，其他人也都跟着这样做了。
他们说：“你是小孩，就不要下车了。”顿时，我傻了！
人们都被警察喊下车去，进入一间房子。我一个人呆坐在车内，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察过来检查车上有没有人，他们看见我，还是把我叫下去排在同车人队伍的最后面。
看见前面的人一个个的衣服口袋都得翻过来给警察检查，我别提有多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我不停地看手表，心里默默地计算时间，我想：“如果轮到我，时间不够就好了......”
直到我前面的那个人检查完了，我便主动用英语向警察问好。也许警察看见我是个小孩，好几个警察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How old are you ? 你几岁？”“你跟谁到中国去？”“你为什么去中国？”“你一个人去中国，你爸爸妈妈呢？”……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且讲得特别啰嗦，逗得所有警察都哈哈大笑。突然，一个警官说：“不要跟孩子玩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一听这话，便说：“我还没检查呢！”警官挥挥手说：“Pass! Pass!”
回到车上，人们都紧张地问：“怎么检查那么长时间？”我没说什么，把东西一样样归还给大家。从他们高兴的样子，足以看出我简直就是个“英雄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