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形成及演化
　　 在诺曼征服(1066年)之前，英格兰主教基本采用口头的方式发布通知、命令等管理信息。②到1066-1214年之间，文字形式的主教文书开始为大多数主教所采用，③这些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可以说是最早形式的主教文书。不过，由于主教在当时的权威极为有限，其对主教区的管理和控制较弱，所以并不经常以主教的名义发布有关令状；其次，由于羊皮在当时较为稀有，这些文书一般只在裁决部分纠纷或有争议的事务时才被采用，而且文书发放以后通常由接收者保管，主教及文书管理机构并不设立副本或进行登记。由于形式较为简单且欠缺后期管理，这一时期的主教文书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情况。④这种情况到韦尔斯的休(Hugh of Wells，1209-1235年在职)任林肯主教区主教时出现了明显改观，⑤主教文书逐渐走向常态化和规范化并开始在主教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1214年，在王室政府中书省(Chancery)服务多年的韦尔斯的休返回林肯主教区重任主教之职，期间他将在中书省习得的档案编订经验运用到了林肯主教文书的编写与管理之中。⑥首先，休对教士任命状、确认书⑦等文书的格式进行了规范。除了为开头、结尾部分设置了较为固定的格式，休要求文书上要统一标注准确的发布时间和见证人(witness)等信息，此外还要求必须在上面加印主教印章。以主教1222年颁发给罗杰·安德鲁的教士任命状为例(如下)，“Omnibus Cristi fidelibus ad quos presens scriptum pervenerit，Hugo Dei gratia Lincoln' episcopus salute in domino”通常为文书的开头，意为“蒙上帝恩典，林肯主教休向本文件所及之所有虔诚基督徒致以问候。”文书的结尾则记录了见证人、起草人、颁布的时间、地点等信息。“Hiis testibus”意为文书见证人，“Dat'per manum”意为文书起草人，“apud Tham'tertiononas Februarii pontificatus nostril anno tertiodecimo”为文件颁布的地点和时间。

最后，完善档案保管方式。斯科尔比根据档案的重要性、使用频率等特点采用了分类分地存放的做法。比如，主教使用频率较高的档案，如教士的任职记录、神职晋升记录等一般由跟随主教巡视的文书管理人员随身携带；(16)对于使用频繁不高的档案，斯科尔比则往往将其将其存放在主教的庄园和林肯主教座堂的库房(treasury)中。一般来说，那些存放于主教庄园的档案一般与当地的事务有关，存放于林肯主教座堂的档案通常为重要但在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常使用的文档。1284年后，斯科尔比又将其管理下的主教档案依照不同的主题和日期进行了分类整理，进一步提高了主教文书的使用效率。在斯科尔比的推动下，奥利弗·萨顿时期的主教档案已发展到极为完善而规范的程度，这些内容详细、保管得当的文字记录逐渐成为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林肯主教区的影响和带动下，英格兰的其它教区也陆续开启了本教区的档案编订与管理工作。自1214年韦尔斯的休开始编订林肯主教档案后，1216年约克主教沃尔特·德·格雷(Walter de Gray，1216-1255年在职)也编订了该教区的主教档案。而其它主教区则大多于13世纪后半叶开启了各自的档案编订工作。比如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埃克塞特、罗切斯特的主教档案于13世纪50年代开始编订，巴斯和韦尔斯、诺维奇、温切斯特、伍斯特主教档案开始于60年代，坎特伯雷、赫特福德、索尔兹伯里始于70年代，余下的卡莱尔、切奇斯特、达勒姆、伦敦的主教档案则出现于较晚的80年代。(17)总的说来，到13世纪末，几乎所有的英格兰主教区都开启了各自的主教档案编订工作，而主教档案的编订和普及也成为13世纪英格兰教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18)

二、中世纪主教档案的重新编订及出版
　　 中世纪主教档案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然而，从原始、分散的羊皮档案到现今历史学家桌案上摆放的重要文献，20世纪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在载体形式上又经历了一次“涅槃”。在这一过程中，以地方档案协会(19)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20)最先对林肯教区的主教档案进行了整理出版。1907-1914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相继出版了由W.P.W.菲尔莫尔(W.P.W.Phillmore)主编的三卷本《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21)此乃20世纪出版的第一批中世纪主教档案。它的问世拉开了20世纪英国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重新编定与出版的大幕。这三卷本档案主要是韦尔斯的休于1219年编订的主教档案，以及其他年份他在部分执事长辖区(不包括林肯执事长辖区)设立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记录，在语言上这版档案与原始档案保持了一致，全部为拉丁文。1913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又出版了由F.N.戴维斯(F.N.Davis)编订的单卷本《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22)1925年，该协会又出版了戴维斯主编的《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档1258-1279年》。与菲尔莫尔编订的主教档案相比，戴维斯版主教档案将部分拉丁文档案(如教士任命记录等)翻译成了英文；对于一些冗长复杂的内容，戴维斯在保留拉丁文文本的同时，又用英文对档案的主要内容用作了简要说明。此后，为了提高档案的使用效率，戴维斯之后出版编订的主教档案一般均采用了将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做法。
　　 除了出版13世纪的林肯主教档案外，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于1913年出版了当时林肯档案协会总主编C.W.福斯特(Charles Wilmer Foster)编订的《林肯主教汤姆斯·库伯主教档案》，(23)又于1984年和2009年出版了尼古拉斯·本内特(Nicholas Bennett)编订的两卷本《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莱明主教档案汇编》。(24)除了上述主教档案外，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还于1915至1927年间出版了A.H.汤普森(A.H.Thompson)编订的3卷本《林肯主教区的修会巡视记录》，(25)1997年出版了A.K.麦克哈丁编订的《王室颁赐林肯主教约翰·白金汉的令状1363-1398》。(26)
　　 在坎特伯雷和约克档案协会的带动和影响下，林肯档案协会(Lincoln Record Society)正式开启了出版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的工作。1910年林肯档案协会成立，其主要创始人林肯主教座堂教士C.W.福斯特任第一任总主编。在福斯特的带领下，林肯档案协会对之前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已出版的林肯主教档案进行了再版和修订。1913-1914年，林肯档案协会再版了菲尔莫尔编订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1914、1925年分别再版了戴维斯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和《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档1258-1279年》。2015年，林肯档案协会以“林肯档案协会新凯瑟琳·梅杰中世纪档案系列”的名义出版了林肯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著名的档案编订专家菲利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主教卷档1235-1253年》，(27)该书是对1913年戴维斯编订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斯特卷档》的修订。除了对戴维斯版本中出现的错误人名、地名进行了更正，霍斯金在比对主教韦尔斯的休、查德·格雷夫森德以及亨利·莱克星顿三人主教档案的基础上，还对主教格罗斯泰斯特发布的2000余条教士任命记录作了逐条解读。

其次，林肯档案协会组织有关人员对此前未曾出版过的主教档案进行了编订和出版。1948年，在第二任总主编凯瑟琳·梅杰(Kathleen Major)的主持下，林肯档案协会出版了由R.M.T.希尔(R.M.T.Hill)编订的《林肯主教奥利弗·萨顿主教卷档及档案汇编》。该档案一共分为8卷，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才全部出版完毕。这八卷档案根据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教任命堂区教士的记录，第二类为1290-1299年林肯主教的备忘录，(28)第三类是1290-1299年的教士神品晋升记录。(29)2000年，时任林肯档案协会总主编的大卫·史密斯(David M.Smith)收集了主教韦尔斯的休所发布的诸多原始令状，在此基础上编订了《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令状集1209-1235年》。(30)由于部分主教档案内容的丢失，史密斯编定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令状集1209-1235年》在内容上与菲尔莫尔编订的《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1209-1235年》形成了互补。1999-2009年，林肯档案协会的尼古拉斯·本内特又编订了三卷本的《亨利·伯格什档案汇编1320-1342年》，(31)其中主要收录了教士任命记录、主教备忘录等内容。
　　 除了出版上述主教档案外，林肯档案协会还出版了与主教档案关系密切的其它类型的档案。比如，1914-1929年，该协会出版了由A.H.汉密尔顿(A.Hamilton Thompson)编订的三卷本《林肯主教区主教对修会的巡视：来源于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莱明和威廉·格雷档案汇编中的令状和其它档案1420-1436年》、(32)1954年出版了由W.霍兹曼(W.Holtzmann)编订的《与12世纪林肯主教区有关的教宗谕令》、(33)1992年出版了由A.K.麦克哈丁(A.K.McHardy)编订的《林肯主教区的税收普查1377-1381年》，(34)以及在2013与2016年出版的尼古拉斯·本内特编订的《林肯郡堂区教士1214-1968年，一种传记式档案》等。(35)这些档案一方面与已出版的主教档案共同构成了研究中世纪林肯主教区的重要史料群，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可成为相互印证，互为考证的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受到重视并顺利出版，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组织编订者较高的专业素养与一批学者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分不开。以林肯档案协会第一任总主编福斯特为例，他在担任总主编之前曾是林肯主教座堂的教士团成员，对林肯主教座堂图书馆(Cathedral Library)的馆藏档案极为熟悉，而深厚的拉丁文功底也使其具备了整理和编订中世纪主教档案的能力。而之后的历任总主编凯瑟琳·梅杰、多萝西·欧文、大卫·斯密斯、尼古拉斯·本内特则均为中世纪教会史领域的知名专家或学者。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对史料有着天生的敏感，也更能够认识到中世纪主教档案的重要价值。此外，20世纪的林肯地区以地方档案协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热心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学术圈，集合了当时林肯郡历史学家、档案学家、考古学家等各类知名专家。这些成员对本地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地方文化遗产，于是编订和出版林肯主教档案便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的编订出版只是20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出版浪潮中的一个缩影。除了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现已全部出版外，其他教区的主教档案也相继得以出版。以前文提及的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为例，从1907年到2016年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就先后出版了16册赫特福德主教档案、(36)7卷约克大主教档案、7卷埃克斯特主教档案、5卷卡莱尔主教主教档案等。到20世纪末，1214年之后保存至今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大部分也完成出版，这些由后世学者重新编订的档案现已成为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汤普森(Alexander Hamilton Thompson，1873-1925年)在其出版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士和他们的组织》(42)一书中基于坎特伯雷、林肯、约克等教区的主教档案，以制度史的视角考察了中世纪晚期的教区管理以及包括堂区教士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教职人员的构成。如在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对主教座堂圣俸教堂(prebendal church)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考察。汤普森在书中指出，为了保证主教座堂的正常运转以及教士团成员的正常生活，主教逐步将教区内空缺的堂区进行收回并将其分配给主教座堂教士作为其圣俸。这类性质的教堂虽然解决了上述教士的生活问题，但由于这些教士并不经常居于堂区，因此对有关堂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3)大卫·史密斯则在《林肯主教维尔斯的休的教区管理1209-1235年》(44)中以韦尔斯的休所颁布451封令状(acta)为依据(同时参考了菲尔摩尔编订的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分析了林肯主教区的管理情况。书中的主要内容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在教区管理中的分工与协作、主教和主教座堂教士团的关系、主教和大学的关系、主教对世俗教士和修士的管理等。如在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的章节中，史密斯通过分析韦尔斯的休主教令状中出现的见证人身份、执行人等信息发现，主教的私人教士在令状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职业的的主教官员出现的次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13世纪主教区的管理正在逐步走向规范。(45)
　　 除了对主教以及教区的管理和制度进行研究外，一些学者尝试利用主教档案对英格兰教会进行综合式考察。J.R.H.摩尔曼(J.R.H.Moorman)于1945年出版的《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46)以及1955年威廉·阿伯尔·潘廷(William Abel Pantin)出版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47)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利用当时已出版的主教档案对教会的组织、制度、人员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如摩尔曼在《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中利用主教档案中教士任命记录的有关记载对不同性质的赞助人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作者认为，13世纪各类修会对堂区的占有导致了世俗赞助人数量的大量减少，并直接影响到了堂区教士和信徒的信仰生活。(48)同摩尔曼的研究类似，潘廷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所研究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如在有关教会与国家的章节中，作者利用14世纪主教档案中教宗在英格兰任命教职(papal provision)的有关信息分析了14世纪教宗对英格兰教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和影响。(49)
　　 20世纪60、70年代之前，诸多围绕主教及教区管理与制度的研究对深化人们中世纪教会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受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聚焦于精英人物与制度史的研究视角使主教档案中大量其他方面的信息被当时的学者们所忽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影响，西方教会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传统史学研究范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提倡底层思维与社会史视角的新范式受到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推崇。随着研究视角和重心的转变，以中世纪主教档案为主的大批基础史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许多“隐藏”在主教档案中的信息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其中，作为教会“底层人物”的世俗教士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些信息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

剑桥大学玛格丽特·波克(Margaret Bowker)在其《林肯主教区世俗教士1495-1520年》(50)中以林肯主教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495-1514年)、汤姆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514-1515年任主教)和威廉·阿特瓦特(William Atwater，1514-1521年在职)的主教档案汇编以及汉密尔顿·汤普森编订的《林肯主教区巡视1517-1531年》(51)为主要资料来源，对生活在1495到1520年间的林肯世俗教士获得圣俸的方式以及履职情况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几乎在同一时间，彼得·西斯(Peter Heath)出版了《宗教改革前夕的英格兰堂区教士》(52)一书，该书利用坎特伯雷、利奇菲尔德、伦敦、诺维奇、约克、赫劳福德、林肯等教区的主教档案对1450年到宗教改革时期的英格兰堂区教士进行了总体式的考察。如在研究教士晋升问题时，西斯通过分析13-14世纪伦敦主教档案中教士交换圣俸的记录后认为，激烈的教职竞争使得部分教士使用各种方法实现职业的晋升，其中一些教士为了晋升将自己的圣俸同他人进行交换，从事此类交换的中间商(brokers)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类现象的发生。(53)
　　 弗吉尼亚·戴维斯(Virginia Davis)与尼古拉斯·本内特与则另辟蹊径。通过收集查阅1361至1539年的伦敦主教档案中关于教士神品晋升的记录，戴维斯于2000年出版了《中世纪晚期的伦敦教士：以1361-1539年伦敦主教区教士神品晋升名单为依据的教士档案》，(54)该书以群体传记的形式了整理汇集了1361-1539年间伦敦主教上万名教士的职业升迁信息。此后，林肯档案协会现任总主编堂本内特也采用了该方法出版了相关作品。2013、2016年本内特出版了两卷本《林肯郡区教士1214-1968：一种传记式档案》，(55)在该书中本内特对从13世纪韦尔斯的休到20世纪60年代主教肯尼斯·里奇斯(Kenneth Riches，1956-1974任主教)主教档案中涉及林肯郡(包括林肯和斯托两个执事长辖区)的堂区教士任职信息做了整理和归纳。结合其他史料，本内特“复原”了大部分林肯郡堂区教士的任职经历，并尽可能地为每一位教士建立了较为完善个人的信息库。
　　 此外，随着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兴起，有学者尝试依靠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斯旺森(R.N.Swanson)便是其中之一。1989年，他出版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和社会》(56)一书，在有关世俗教士的章节中，作者利用包括林肯主教档案在内的多个主教区主教档案对中世纪晚期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视角的研究和分析。如在分析教士辞职的有关问题时，斯旺森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汤姆斯·鲍彻主教档案中有关教士辞职的记录分析了教士辞职后的待遇问题。(57)1995年，斯旺森又出版了《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年》(58)一书，在涉及堂区教士的章节中，作者以分散在13-16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中有关堂区教士和信徒之间互动的记载，对第四次拉特兰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层面的考察，并对世俗教士和俗人之间关系存在的张力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虽然教会对世俗教士有诸多要求，但在实际运作中，信徒主导的信仰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教士牧灵服务的开展。

除了利用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了深入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主教档案中的其他内容进行了探索，并由此产生了不少新颖的成果和议题。如，林肯大学的菲利帕·霍斯金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基本圣俸：针对俗人推荐权复杂性的一种新解决方法》(59)中运用格罗斯泰斯特主教档案中教士的任命信息对基本圣俸(simple benefice)制度进行了考察，此后她又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主教文书中出现的印章和指纹进行了相关研究；(60)牛津大学的伊恩·福斯特(Ian Forrest)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林肯、赫特福德等主教档案中对异端的记载完成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异端审查》(61)一书，此后他又以13世纪赫特福德(Hereford)主教档案对13世纪英格兰主教巡视制度的转型进行了分析；(62)此外，迈克尔·伯格(Michael Burger)在《主教、教士及13世纪英格兰主教区的治理》中以13世纪林肯、约克、伍斯特等主教档案中有关主教官僚机构的人员信息的记载，详细地分析了主教对有关管理人员的奖罚及彼此的影响与互动。(63)
　　 可以说，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研究重心的改变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史料价值被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不过，即便如此中世纪主教档案依然犹如一个充满未知的海洋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索。对于如何更有效地挖掘和使用这些档案，或许我们可以像中世纪史大家C.R.切尼所说的那样深入理解并真诚的与它们对话，因为“中世纪主教档案就像是好孩子一样，他们从不和陌生人交流，只有你真诚的与他敞开心扉他才愿意开口说话。”(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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