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和海外贸易额对比
海外贸易年税收值在宋代常常达到100万贯，最高值为200万贯。元代海外贸易税收记录不多，但元初尚不稳定时1289年已达170万贯（由锭折算）+400斤宝珠，规模非常可观。
宋朝税率：细物十抽一、粗物十五抽一。
元朝税率：细物出口十抽一、进口十抽二；粗物出口十五抽一、进口十五抽二。（对货物出口有政策优惠，进口有关税保护，有些形似欧洲重商主义时期的政策）
税率大致相当，所以贸易额的比较和税率一致。
宋朝比元朝 大约100：170
二.主要通商口岸数量对比
宋朝通商口岸：杭州、明州、泉州、密州（南宋无）、秀州、温州、江阴。 共7个
元朝通商口岸：广州、庆元、上海、澉浦、杭州、温州、泉州。后期并为三处：广州、宁波、泉州。 共10个
宋朝比元朝 7：10
三.通商的国家地区数量对比
     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7]（P385），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
   南宋后期比元代前期   53：143
南宋后期比元代后期    53：200
小结：
     造成宋元两朝对海外贸易之开放心态的原因很多，重要者不出两点：
一、财政需要：黄仁宇指出，宋元的财政结构是相对超前的，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也形成了大笔直接的军政开销。故两朝统治者均看好海外贸易的收入，将其作为‘军国之所资’予以高度重视，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在必然。
二、文化传统：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贸易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对中亚花剌子模帝国的征服就因贸易纠纷而起）。在蒙古国时期他们因为现实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商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商人在汗廷中有相当高的官方地位。征服宋朝后这一草原时代形成的重商习俗并不改变，因此元朝在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更具积极性。另外，简单的民族血统区别对宋元时期开放海外贸易的延续性几乎没有解答能力，现实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宋元、生活的需要-蒙古）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元之重商）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