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二年，“河东转运使掖人宋抟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请权罢采取以纾民。’诏从其请。时西北二边屯师甚广，抟经制馈饷，以干治称，朝廷难其代，凡十一年不徙。”只是不知具体数量，大约有数万人。另一关键边防地区河北，据久在河北任职的高级将领王德用说：“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遽有澶渊之师。”澶渊之役以前，河北驻军大约是20余万人，集中在定州。


北厢禁军仅二十万人，禁军五之四。”兵力减至20万，其中禁军16万，厢军4万。但皇佑元年，据户部副使包拯《答诏所问御边之策》所说：“臣又闻河北屯兵，无虑三十余万。”又恢复到30万。
     宋仁宗朝的陕西虽然是国防热点，但并不是重点，驻军数量不及河北。有关数字不大一致，然大致相近。康定元年，欧阳修言：陕西“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他反复强调的四五十万人，指的是包括乡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正规军只有30万。这是宋夏战争最激烈时的军队数字。庆历元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分屯州军县镇城寨，及疲懦残伤不任战斗外，总其可用者，仅十余万人。”庆历二年，也有记载：“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两条史料提供的数字相同，但四路兵力相加，实有215000人，比起所言的概数多出15000人。庆历三年，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向皇帝报告：“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所言的20万仍是概言的整数，包括了禁军和厢军。蔡挺担任陕西转运副使时，“愤叹昊贼畔乱之际，陕西四路屯禁兵二十余万，义勇弓箭手番兵倍之”。所言的20余万全是禁军，恐怕是以禁军为主的所有正规军，包括数量不多的厢军。庆历四年，范仲淹又言：“臣等尝计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数量增加到将近30万，是一个强调兵力量大的说法，仍是20余万。皇佑元年，朝廷下定决心，“汰陕西保捷军及诸路赢兵为民者六万，减廪粮之半者二万。又诏减陕西兵屯内地，以实边费”。嘉祐七年，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宋仁宗末期的数量是25万，大概与10余年前的庆历四年数量相近。总的来说，宋仁宗朝陕西驻军一般保持在20余万，多至30万。


河东虽然面临西夏和辽国两线防御，但都是山区，便于防守，军队比上述两路为少。庆历三年，“河东一路二十二州军，赡厢禁兵共十二三万。”河东路驻军大约是12余万。其中禁军95000余人，厢军约3万左右。
     宋仁宗庆历年间，仅开封、河北、陕西、河东4地的军队数量，就已100万余，占庆历年间总兵力的80％左右。其余的25万余分散在京东、京西以及南方各地，平均每路不过万余人而已。例如景佑中，屯泊广南东、西两路的“就粮、本城兵三万四千余人”，每路合17000人。庆历三年，军贼王伦在淮南攻城陷地，其他地方许多小股的叛乱抢劫队伍，均如入无人之境，“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尤甚王伦，在远更合留意。今自京发兵，则道远不及，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以此足见中部和南部的兵力虚弱。
     宋英宗一朝，历时仅4年，其总兵数记载基本一致，总兵力稳定在110余万人的定额。总兵力与皇韦占之初的1410000人相比，减少了248000人。是为北宋总兵力首次呈减少趋势，特点是所减全为禁军。兵力的分布资料较少，仍然集中在西北地区与开封地区。治平二年，蔡襄在一首诗中说道：“庙社奠东都，恃德非恃险。聚兵三十万，待哺无容歉。”意思是开封地区大约驻军30万。治平元年，时任三司使的蔡襄言：“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按他的说法，河北仅禁军就有15万，陕西驻军为19万(不详所指，当也为禁军)。这是陕西驻军首次多于河北。治平三年诏：“河北战兵三十万一千余人，陕西战兵四十五万九百余人，并义勇，令本路都总管常加训练，毋得占役。”所谓“战兵”，我原来理解为正规部队即禁军和厢军，如今看来是错误的。从前后比较以及当时的国防局势来看，两地不可能屯驻如此大量的重兵

再者，史料中说的“并义勇”是和禁军、厢军并列的，包括在“战兵”之列。也就是说，诏书中的两地兵力，包括了数额巨大的乡兵。据治平元年宰相韩琦上言：“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陕西路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河北乡兵将近15万人，若加上蔡襄所说的禁军15万，则大约等于30万；陕西乡兵138465人，若加上蔡襄所说的禁军19万，则大约等于328465人。河北的数字接近“战兵”数字，意味着蔡襄所说的数字不单是禁军，还应包括厢军；陕西的数字与“战兵”数字相差12余万，我的理解是还应加上弓箭手和番兵，因为他们比一般乡兵的军事化更强，当然属于“战兵”序列。这样的话，与河北情况相一致，蔡襄所说的数字不单是禁军，也应包括厢军。其他地方如广南东西两路，屯泊就粮、本城兵“治平三年兵共五万一千余人，比景佑年多一万七千余人。盖自皇佑依贼事宜，后来添屯”。因曾发生动乱，加强了防卫力量。
     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军为568688人，元丰年间禁军为612242人。熙宁时厢军为50万人。则熙宁时期的总兵力为1068688人。元丰末年有厢军227627人(不包括开封府的厢军)。熙宁四年，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要求招满，得到批准。若按18259人计，全国的厢军约为245886人，则元丰时总兵力为858128人。


各地驻军数字，有比较系统具体的记载。
     熙宁三年，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命。是月，诏河北禁军以七万为额。”这些都是禁军数字。京师及开封府(即中央近卫军和地方驻军)总共94400人，京东路51200人，两浙路40

00人，江东路5200人，江西路6800人，湖南路8300人，湖北路12000人，福建路4500人，两广1200人，四川地区4400人，河北70000人。合计为262000人。缺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数字。按熙宁禁军总共568688人，尚余306688人，当分布在上述四地。其中陕西为重点。熙宁二年，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上奏：“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陕西总兵力约28万，不知其中禁军几何?熙宁四年，陕西都转运司裁定本路厢军数，有诏“减五千人，以三万人为额，省边州冗食也。”则是此前陕西厢军为35000人。那么，按苏辙提供的数字，陕西禁军约为245000人。 

自熙宁七年实行将兵法，布局有所变化。当年九月诏：“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见管军马别降指挥团并外，其开封府界、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副，选尝经战阵大使臣专掌训练，河北四路为第一至十七，府界为第十八至二十四，京东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三，京西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率先实行的北方地区不包括河东、陕西，其余几地共37将。官方没留下兵数的记载，但其兵数很快泄密。宋神宗的一道批示显示：“近差定河北诸将，命下之后，将佐、兵马之数，人人悉知。至于检中上书，草泽亦能道三十七将、二十万兵。闻多因将副中有军班出身者，与旧同辈谈说，致此张皇”。看来此数是真实的。37将共20万人，平均每将5400余人。其中河北约91800余人，开封府约37800余人，京东约48600余人，京西约21600余人。“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鄜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按原来的平均数计算，陕西四路约226800人，与前边推算的陕西禁军数接近，远远超过了河北。广大南方地区的布局，到元丰四年才知晓：“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总天下为九十二将。”分三批设置的将兵，总共为92将。南方的13将，只占总数的14％，约有7万余人。

后来一直到元丰年间，陆续增设将兵，由92将发展为131将。各地情况是：开封府界11将(增加4将)，京西6将(增加2将)，京东9将，河北37将(增加20将)，河东12将，陕西43将(增加1将)，东南13将。其中河东有具体数字：“河东四路边面二千余里，兵七万人，旧制畸零交错，战守不分，其弊如陕西。(吕)惠卿团为十二将”。12将的兵力是7万人。突出动态是大大增强了河北边防力量，也增强了京畿地区防卫。应该说明：一，陕西将兵包括部分番兵和乡兵；二，四川部队没有实行将兵法，全是不系将禁军；三，开封、东南地区还有许多部队是不系将禁军。所以，以上数字只是兵力部署的大概。
     宋神宗时期兵力部署最大的变化，就是扭转了传统的内外相制。从上文得知，开封禁军大约10万左右，加上近2万的厢军，约12万左右，为宋太宗以来最低点。宋神宗自己感到担忧：“边有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装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京师兵力显然不能与西北驻军相抗衡。


北宋后期最主要的边防地区河北，以往经常屯驻二三十万大军，到宋徽宗朝已为数不多，即前文所引“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宋徽宗初，知定州张舜民证明了这一情况：“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后因封桩禁军阙额钱粮，朝廷唯务封桩数多，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它州军即可知矣。”后来情况有所好转。靖康元年，朝奉大夫晁说之披露道：“中山之地，则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兵则五十八指挥，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阳则莫、雄、霸、恩、冀、仓、永静、保宁、乾宁、信安十一州军，兵则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河北边防驻军80928人，加上河北其他内地的驻军，当有10余万人。
     陕西的情况同样如此，前引“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虽是实情，但这15000人显然不是陕西军队全部人马。在宣和五年童贯、蔡攸收复燕山府时，曾“以种师中、杨可世拥陕西诸道兵三十万为中部”。可见当时陕西军队有30余万，其中30万出征，数万驻防。但这支部队很快被打散，致使陕西驻军所剩无

几。靖康元年，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藉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徧，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朝廷随即批准。说明地方驻军很少，需要大量招募。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陕西宣抚使范致虚调兵勤王时，整军有了明显效果：“合六路兵，得十余万”。新集结的部队已有10余万。


河东军队还保持在数万的规模。宣和五年童贯、蔡攸收复燕山府时，调集的部队中就有河东兵5万：“差李嗣本统河东兵五万为前军”。靖康元年，朝奉大夫晁说之说：“太原则忻、代二[州]、宁化、岢岚(一)[二]军，控契丹之朔、云，麟、府二州守河外，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阻河扦夏国之绥州，凡十有二州军，兵则一百六十六指挥，七万二千九百人。”河东边防驻军72900人。
     南方地区驻军仅见三例。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请求招募罪犯充军，获准。则是广西将兵编制为2将10300人，比元丰时广西只设1将增加1倍，但实际只有4100余人。政和三年，两浙
“本路见管禁军二万四千余人”。两浙驻扎禁军24000余人，也比元丰时只设2将增长了。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言：“本路将兵元五千二百，见千三百十九。”原来的5200人定额，当即宋徽宗朝的数字。 

   其他地区驻军都是禁军和厢军，一般规律是越靠近政治中心驻军越多，越偏远则越少。前者如两浙，嘉泰年间湖州有禁军5696人，厢军1171人，共6867人；嘉定年间，台州有禁军856人，厢军802人，共1658人；宝庆年间庆元府驻制置司水军3390人，禁军1490人，厢军1299人，共6179人。后者如两广：“二广大州城池，甲兵仅足自保，至于小州，城低池浅，兵或不及百人”。宝佑年间，广西驻军由9850人，季节性地(即每年秋季)增戍到25000余人：“今则广右漕司，自来不曾饷军及五六千人以上。今岁水陆增戍兵二万五千余人”。之所以如此，一是兵力主要在北方前线，二是广西贫穷，无力供应较多的驻军。湖北路长江以南的州郡，驻军也很少。如庆元年间的常德府，“地控五溪，兵籍三千，仅存十一。君(新任知府)增至五百人，诏减磨勘二年。”编制是3000人，实有300人，遇到位负责任的官员增加到500人，也只是编制的1／6，然而朝廷已经很高兴了，予以嘉奖。与其相邻的澧州，北宋后期“养禁旅至三千有畸”，到了宋光宗时，“屯兵百余人”。北宋时的湖北是内地，南宋时属于边防地区

  
，例应增强防卫，但出乎意料的是驻军比北宋时期少得多。南宋政府对内地的防卫弱于北宋。
     
     尾语
     
     宋代兵力部署与人口多少不成正比，主要取决于国防和政治因素。兵力主要分布于边防地区，内外相制的主观设想在边防压力下打破，不得不向客观的国防局势让步。宋代兵力部署的实践是国防第一，都城第二。南宋末甚至有人说：“内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过江”。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文天祥所说：“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就是全力以赴保卫国防。说明自北宋中期以来，宋朝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尽管如此，两宋仍都是亡于北方外敌，而没有亡于内部农民起义。
     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兵力部署在地域上都是重北轻南，因为交战的敌国始终都在北边。两宋的兵力部署基本相同，重兵都在北线分布，重点保卫的都城都在靠近北线的东部；南宋的东线淮南、湖北与北宋的河北近似，而且都有大江河即长江、黄河，西线四川与北宋的河东、陕西近似，都多山区。区别在于，北宋的东线防御立足于兵，并不依赖黄河天险，重兵都在黄河以北；南宋重兵分布在长江沿线，对天险的依赖加强，但几乎放弃了边界的另一天险——淮河。宋高宗时的王之道就明确指出：“自古边防，未尝不戍重兵，以备敌人。今国家既都江浙，必藉淮汉以为屏蔽，自合戍重兵于沿边，控扼去处。今诸大将并屯江南，去边动五七百里，沿边州郡所戍，多者不过三二百人，少者才百有余人。万一敌人夤夜以铁骑兼程入寇，则数百里之地不过朝发夕至。所谓沿边戍兵，何能为哉?”表明其防御是消极的以守为主战略。

竟然没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