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显示偏好理论”是一个无法被经验反驳和证伪的循环论证。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抛开繁复的数学证明,“显示偏好理论”无非要人们相信这样一个结论: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消费品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数量描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但是,用命题“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来证明命题 “消费者选择的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显然是一个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为“显示偏好理论”事实上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证明”消费者的理性行为:某个消费品只要被消费者选择了,那么它肯定就是“效用最大化”的。这一结论没有给经验判断留下丝毫反驳和证伪的余地!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消费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性”的:不抽烟是理性的,抽烟也是理性的;不酗酒是理性的,酗酒也是理性的;甚至吸毒和自杀都可以被视作一种“理性”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一个人根据自身偏好最大化作出的选择。
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波普尔在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伪科学性质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任何可以想到的病例和行为都能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例如,一个人为了淹死一个小孩而把他推入水中,另一个人为了拯救一个小孩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第一个人是因为“恋母情结”受到了压抑,第二个人是因为“恋母情结”得到了升华。波普尔说,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尽管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确适用)并且总是得到“证实”的理论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判别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不是它的可证实性,而是它的可证伪性;换言之,科学的理论不能一劳永逸地在肯定的意义上被选拔出来,而只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被选拔出来。(Popper,1963)在波普尔看来,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以被经验所反驳,那些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正是由于它们不可能被经验证伪而失去了作为科学理论的资格。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波普尔认为数学命题不是科学,因为它们与逻辑重言式一样均属于同义反复,且逻辑永真而不能被证伪,因而不属于科学命题的范畴。(Popper,1963)“显示偏好理论”把“效用最大化”能不能定量分析这样一个实证性的经验命题演绎成一个纯粹的数学命题,不但没有解决“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之间的矛盾,反而因企图回避这一矛盾使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逻辑困境。
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也许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效用是无法计量的,那么支撑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假设——“效用最大化”就将失去科学的根基;如果现代经济学不得不保留“效用最大化”假设,那么经济学家就必须回到100多年前的起点上,从基数的角度对“效用”以及“效用最大化”作出重新描述。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曾经指出,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对烟、酒、毒品的嗜好甚至人的自杀倾向都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加以解释。(Becker,1976、1998)
重言式命题,比如“爸爸就是孩子的父亲”、“单身汉就是没有结婚的男人”等等,均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它们是不可反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