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子思、孟子言义利
    
      《通鉴》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也就是说，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这且不去管他。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孟子去见魏惠王，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的典故。南宋陈普据此写了一首诗，“道气凄凉七百年，招贤一举独非天。当场礼义难分别，回首空山重惘然。”孟子纵然聪智，对普遍信奉诈力的社会风气，也是无奈何。然孟子这句话（或者说儒家的义利辨）影响所及，应该说有些死读书的书生便把书读死，变得很腐儒，一点不通世务。进而口不言钱，称钱为“阿睹物”，仿佛一旦言钱，便沾污了他的冰雪情怀似的，这也是不可取的极端。
      魏惠王一见风尘仆仆的孟子，当头直呼“老头（叟）”，很是不客气。接着说，“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言外之意，你若是带着亿万身家来我魏国投资，那么我们欢迎，且把你当婆婆供着。外商嘛，要招待有招待，要优惠有优惠。若你的强项只是一根烂舌头，那对不起了，只能把你当轮子－－滚吧。
      孟子并不因为魏惠王的无礼而扭头就走，而是以他的辨才，教训了魏惠王一下。他说：“大王何必张口闭口就要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王只顾为国库谋利，士大夫只顾为家族谋利，士民只顾为自己谋利，上下起劲地追名逐利，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危险了吗？只有仁爱的人才不会抛弃亲人，忠义的人才不会背叛国君。”
      魏惠王对这个无懈可击的事理，也只得点头称“善”。但他听进去了吗？商鞅一度在他的手下，很能捞“利”的一个人，可是最终跑到秦国去了。由此可知孟子的命运。
      《通鉴》卷二同时记载了孟子和子思的对话。孟子请教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说：“先利之。”孟子当即表示反对：“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说：“讲仁义，就是为了让百姓得到利益。领导不仁，胡作非为，则百姓必然流离失所；领导不义，狐媚隐谋，则百姓也必然学样而尔虞我诈。这是大不利。所以《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才是利之大者。”
      司马光“臣光曰”第3篇评论了这两则故事，虽只聊聊几十个字，可是他的义利观全在里面了。
      司马光认为，子思和孟子的话，他们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矣。孟子见魏惠王（魏国首都大梁，所以“臣光曰”又称梁王，《孟子》一书称为梁惠王），此子估计很不怎么滴。司马光说：“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算是没点名的批评他“不仁”。而他的儿子魏襄王，更不怎么滴，孟子给他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所以孟子对魏惠王只能言义，不能言利，否则被他抓了话头去，连你孟夫子都昌言利益了，他将更“利”得无忌禅。
      而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对话，无疑是高端访问，都是聪明人，说话也就不必弯弯绕。从子思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孟子在“谁行义”与“谁得利”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子思点拨了他一下。所谓“利”，就是说要让大伙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这是所有国家政策的中心。而在上者行仁义，不乱来，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由此可见，子思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思想，司马光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藏富于民”是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最重要主张。管仲讲“衣食足知荣辱，仓廪足知礼仪”。他是主张富民的，孔子在《论语》多次表扬了管仲。可见子思的思想是由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