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43年至410年，罗马人在不列颠岛设立不列颠尼亚行省进行统治，并在不列颠岛东南沿海及对岸特定地区构筑了一套史称“撒克逊海岸”的沿海防御体系。撒克逊海岸是罗马帝国在帝国西部展现其统治力量及海洋权力的重要标志之一，除具有军事防御的一般性功能外，还在帝国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割据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对促进罗马不列颠的经济发展、保障帝国西部与不列颠进行跨海贸易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罗马不列颠；撒克逊海岸；防御体系

自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兵征服不列颠起，至410年罗马人结束在不列颠的统治为止，罗马人在不列颠的统治历时300余年，史称罗马不列颠时期。不列颠北部边境的哈德良长城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撒克逊海岸要塞，就是这一时期标志性的历史见证。与哈德良长城相比，关于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原始文献极少，成书于4世纪末5世纪初的《百官志》首次提及了撒克逊海岸(Saxon Shore)。《百官志》是有关罗马帝国晚期国家机构官吏设置的重要历史文献，记载了帝国宫廷、各行省、外交使团和军团设置中的各级官员。其中，第28卷提到不列颠的“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Comes Litoris Saxoniciper Britanniam)这一官职，列举了在这片海岸范围内受其控制的要塞名单，并简要记述了该戍兵长官的辖制地区即东南不列颠和高卢两侧的军队驻扎情况。[1]然而，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很难得知撒克逊海岸的详情。
　　撒克逊海岸要塞作为罗马不列颠的重要历史遗存，国内学界尚未予以关注。国外学者则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据记载，早在16世纪30年代英国古文物学者约翰·利兰就已经开始收集和整理有关该海岸要塞的一些历史资料，为后来学者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1586年威廉·卡姆登出版《不列颠尼亚》一书，记述了罗马人的不列颠行省机构设置沿革，并对《百官志》中所记载的撒克逊海岸要塞进行了考察。[3]到了17世纪末，有人进一步撰文考证了《百官志》中另外一些地名与当时英国沿海市镇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被收录到1695年卡姆登《不列颠尼亚》的再版书中。[4]18世纪出版的有关罗马不列颠历史遗址的论著，较为系统地考证了《百官志》中有关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具体地址。[5]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撒克逊海岸要塞遗址得到了更加系统的挖掘和考察，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6]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学者们对撒克逊海岸要塞的重新认识，在要塞的起源、内涵和功能等方面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至今仍难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撒克逊海岸”的名称起源、历史内涵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推动该问题研究，从而深化对罗马不列颠历史的理解。
　　

一、“撒克逊海岸”名称的缘起
　　从地理角度看，“撒克逊海岸”指的是一个被冠以“撒克逊”之名的具有大体界线的海岸边境地区。该区域范围包括不列颠海岸的沃什至索伦特边境，高卢海岸的阿莫里卡和塞康达边境以及不列颠海岸与高卢海岸之间的海域。问题在于，在罗马不列颠时期这片海岸为什么被冠之以“撒克逊”之名。关于“撒克逊海岸”名称的缘起，目前国际学术界大体有“海名说”“定居说”和“侵扰说”三种主要观点。
　　“海名说”认为，“撒克逊海岸”就是以“撒克逊海”(Saxon Sea)来命名的海岸。持“海名说”观点的主要学者是欣德，他从古代海洋地理名称的变迁出发，认为到3世纪晚期日耳曼海(Germanic Ocean)以及北海的特定部分或整个区域，已经成为“撒克逊海”，并进而认为如果日耳曼海在3世纪已经被改名为“撒克逊海”，那么与之相关的术语出现在4世纪末期的《百官志》中就不足为奇了。他据此推论，“撒克逊海岸”可以被认为是“撒克逊海的海岸”(shore on the Saxon Sea)，而不是“遭到撒克逊人进攻的海岸或者撒克逊人定居的海岸”。[7]这个观点虽然容易理解，但其逻辑弱点也很明显。例如，日耳曼海在3世纪被改名为“撒克逊海”的证据何在？即使有据可查，那么同样还是要回答这片海域为什么被冠以“撒克逊”之名这一问题。而且还要说明，如果说日耳曼海在3世纪被改名为“撒克逊海”，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和使用，而仅见于4世纪末的《百官志》中呢？可见，该说不足为信。
　

　“定居说”认为，“撒克逊海岸”之得名，最大的可能是因为这片海岸是撒克逊人最早在不列颠定居的区域。简而言之，撒克逊海岸就是“撒克逊人定居的海岸”(shore settled by the Saxon)，罗马人在这里建造要塞是为了监控这些撒克逊人。[8]持“定居说”的学者有两项主要论据：其一，在罗马帝国统治后期，罗马统治者为应对不断加剧的边疆危机，提出了“以蛮治蛮”政策，即一方面以“蛮族化”的方式补充帝国军队，另一方面主动邀请蛮族进入相对富裕的边疆地区居住，以抵御其他蛮族的入侵。这样既可以补充罗马军队的兵员，也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东盎格利亚诺维奇凯斯特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公墓的考古发现表明，那里可能存在一个撒克逊人的社区，或许意味着这些定居在东盎格利亚的蛮族，就是上述罗马帝国晚期政策导致的结果。[9]此外，在英国东部的撒克逊海岸要塞中，像在布兰卡斯特、伯格堡和里奇伯勒发现许多罗马—撒克逊风格的陶器，[10]也可以证明撒克逊海岸在罗马时期是由撒克逊人定居的，而随着撒克逊人定居区的不断扩大，这片“海岸”被自然而然地冠以“撒克逊”之名。其二，《百官志》中列出高卢地区不同地方的非正规蛮族雇佣军，如巴塔维亚人驻扎在诺曼底的贝叶和库唐斯，法兰克人居住在布列塔尼的雷恩等。[11]在罗马不列颠后期，罗马军队中雇用蛮族军队，这是一个延续了多年的传统，而这些蛮族或者独自居住在某一地区，或者与罗马人混居，逐渐在当地形成特色。“定居说”也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该观点最大的缺陷是时间顺序问题。事实上，几乎没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4世纪不列颠曾经存在过撒克逊人定居区，在对岸的高卢也没有。不列颠真正形成有规模的撒克逊人定居区，是在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事情。然而，撒克逊海岸的系列要塞绝大多数修建于3世纪中后期，个别要塞建造得可能还要更早一些。从时间维度考虑，起初的要塞设计不太可能是出于“监视”撒克逊定居区的目的。因此，该说也难以立足。
　

　“侵扰说”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约翰逊，他首先批驳了撒克逊“定居说”：作为罗马边境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撒克逊人被安置在海岸地区，撒克逊人应该联合起来保护该地免受其他蛮族的侵扰，而不会出现文献中记载的撒克逊人进攻撒克逊海岸的情况，因而该说不合逻辑。在批驳“定居说”的同时，他借助文献资料中的零星记载，描绘出撒克逊人的侵扰轨迹，继而明确指出“撒克逊海岸”只能是指从3世纪末开始不断遭到撒克逊人进攻的高卢和不列颠海岸区域。[12]撒克逊人之所以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他们主要是进攻者而非定居者，尽管按照罗马帝国的“以夷制夷”政策，这个地区的帝国军队中也有许多日耳曼雇佣军，但在《百官志》中列举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日耳曼将领中极少有撒克逊人，只有埃及边境的一座要塞里有一次撒克逊人担任将领的情况。[13]因此，4世纪末期《百官志》中所使用的“撒克逊海岸”这一术语，只能是因为这里经常遭到撒克逊人的进攻，“撒克逊海岸”的意思无疑是“被撒克逊人攻击的海岸”，而不管该地是否有撒克逊人或其他日耳曼人定居。[14]
　　相对而言，“侵扰说”的解释有最古老文献的直接支撑，也得到了后来学者更多的关注和肯定。从威廉·卡姆登到大卫·休谟，再到现代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均赞成此说。[15]事实上，晚期罗马帝国的亲历者尤特罗庇乌斯就曾写道：卡劳修斯曾经凭借出色的军事成就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他在博诺尼亚得到任命，“以保护从比尔基卡(Belgica)到阿莫里卡(Armorica)一带的沿海免受屡屡来犯的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的侵扰。他常常俘虏人数众多的蛮族，他被怀疑：他故意放蛮族入境，然后将这群扫荡而过的人俘获住，而他们抢夺来的战利品则收入了本人的囊中，以这样的方式他让自己变得富裕起来”。[16]这段文献记载表明，早在卡劳修斯反叛之前，在3世纪中期，不列颠东南部沿海就确实存在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侵扰问题，而且还是“屡屡来犯”，以至于需要委任重臣专门主持这里的沿海防御事宜。在当时罗马帝国范围内，可能还没有任何一处边境地区这样长期反复地遭受单一部落的侵扰。这无疑会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有了这样不多见的命名方式。
　

　二、“撒克逊海岸”的军事防御体系
　　正因为“撒克逊海岸”的缘起是基于撒克逊人的侵扰，“撒克逊海岸”的本质就是在罗马不列颠时期逐渐形成的，由戍兵长官统辖，以海岸防御要塞、边防驻军为基本要素，地处沿海边境区域的综合性军事防御体系。
　　首先，专职的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是该军事防御体系的最高统帅。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期间(Constantinus I，306—337)，他实行军政分开的政策，把地方行政长官转变成较为专职的管理民事行政事务的官员，创建了专门负责指挥部队的军事统帅职位。后来经过逐步发展，罗马军队被编制成由皇帝、军事统帅(Magister)和戍兵长官(Comes)统辖的国家层面的机动部队与由各省军区指挥官(Dux)指挥的地方常驻边防部队两大部分。[17]戍兵长官在帝国军事等级中低于军事统帅而稍高于省军区指挥官，他们在各地行省直接控制着国家层面的机动部队。在罗马军队系统中，戍兵长官级别的指挥官为数不多，《百官志》中总共只列举了八位，帝国东部有两位，帝国西部有六位，其中不列颠就有不列颠尼亚戍兵长官(Comes Britanniarum)和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18]除了戍兵长官，《百官志》中记载不列颠还有级别稍低的不列颠尼亚指挥官(Dux Britanniarum)。[19]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可以对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的具体任命和设立时间做出准确判断。有学者认为，大约在3世纪中期，不列颠尼亚指挥官成为负责罗马不列颠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长官。不列颠的北部边境与撒克逊海岸一样都属于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带。比较而言，撒克逊海岸在此时所受的威胁没有北方边境所面临的威胁大，由此可以推断，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的设置时间可能会稍晚于不列颠尼亚指挥官，但不会相差太多。卡劳修斯可能是首位得到任命的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20]
　

　按照罗马军事建制惯例，负责掌控边境驻军的首领，通常授予的是指挥官(Dux)头衔，而《百官志》中，负责英吉利海峡区域的边境指挥官分别是不列颠一侧的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Comes)、高卢一侧的第二比尔基卡行省指挥官(Dux Belgicae Secundae)和阿莫里卡与内尔维边境指挥官(Dux Tractus Armoricani et Nervicanilimitis)。戍兵长官的级别稍高于边境指挥官，为什么海峡两岸的边境指挥官级别不同？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不列颠的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的职权范围可能已被削减至指挥官级别。初始时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的管辖范围除“不列颠海”两侧边境外，可能还包括内陆的部分地方，指挥的军队包括机动部队与边境军队。

后来罗马皇帝汲取卡劳修斯反叛的教训，在高卢地区另设了两个指挥官，不列颠撒克逊海岸的戍兵长官虽然级别没有变化，但权力和辖区已大为缩减，其辖区的野战机动部队则交由后期才建制的不列颠尼亚戍兵长官(Comes Britanniarum)来负责。[21]二是撒克逊海岸指挥官的地位可能得到了提高。在初期，撒克逊海岸并没遭到较大规模的外族侵扰，防御地位也不如北方的不列颠尼亚指挥官。4世纪中后期，撒克逊人等蛮族不断增多的侵扰使罗马皇帝决定分割撒克逊海岸军事系统，分别设置了3个边境指挥官。

因为不列颠一侧海岸的重要性，罗马皇帝康斯坦斯在342—343年冬季巡视不列颠，修建佩文西新要塞，对原有要塞进行改造，撒克逊海岸指挥官的级别被提高至戍兵长官。[22]除指挥地方边防军外，部分国家层面的机动部队也归他节制，以便对登陆海盗或蛮族围剿时进行统一有效的指挥。以上两种意见的合理性难分伯仲，但是在撒克逊海岸设置戍兵长官已是不争的史实。

　其次，“撒克逊海岸”包括一系列军事要塞。撒克逊海岸不列颠一侧的要塞，也就是在不列颠东部和东南部的沃什至索伦特的沿海区域，自北向南依次为：诺福克的布兰卡斯特(Brancaster)要塞，保护着沃什通道；诺福克的伯格堡(Burgh Castle)保护着耶尔河河口；埃塞克斯的布拉德维尔(Bradwell)要塞监控着通往布莱克沃特(Blackwater)和科恩河的入口，而科恩河通向重要的罗马城镇科尔切斯特；[23]肯特的里卡尔弗(Reculer)和里奇伯勒(Richborough)要塞分别保护泰晤士河河口[24]和保护进入瓦恩特萨姆海峡(Wantsumchannel)的南部通道；[25]与里卡尔弗南北呼应，肯特的另外两座要塞多佛和林姆尼(Lympne)，则监控罗姆尼湿地的低地地区，阻止入侵者途经最短的路线穿越海峡；[26]东苏塞克斯的佩文西(Penvensey)和汉普郡的波特切斯特(Portchester)要塞，主要是保护朴茨茅斯海港。[27]此外，还应当包括诺福克的滨海凯斯特(Caister-on -Sea)要塞，实际上它保护的是通向大雅茅斯的海域；另一座要塞是萨福克的沃尔顿城堡(WaltonCastle)，在17世纪因海水和海风侵蚀而沉入大海。[28]除不列颠一侧的要塞外，撒克逊海岸要塞还包括位于欧陆地区的在阿莫里卡和内尔维边境公爵和第二比尔基卡公爵领土中的两处要塞：格兰诺纳(Grannona)和马克(Marcae)。[29]
　再次，这些要塞是驻扎罗马边防军团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些海岸要塞除了服务于海军舰队外，也用来为参与海岸防御的步兵和骑兵以及与海盗进行战斗的其他军团提供后勤保障及安全防护。[30]作为早期罗马帝国的正规军队，这些驻防部队的番号设置十分清晰且独具特色。部队番号通常由兵种、部队序列号和原初部落名(建立者、荣誉称号)几部分组成，例如，CohorsⅠAnquitanorum，分别代表了步兵、第一营、来自阿基坦；legionis secundae Augustae，第二军团，由奥古斯都建立。在不列颠一侧海岸的布兰卡斯特要塞，先后驻扎过阿基坦第一步兵队(前期)[31]和达拉马提亚骑兵队(后期)，伯格堡要塞里驻扎着斯特拉托尔骑兵队，里卡尔弗要塞由巴塔松第一步兵队驻防，里奇伯勒要塞由奥古斯塔第二军团驻防，波特切斯特要塞驻扎着一支侦察兵部队。[32]在高卢一侧的第二比尔基卡行省海岸上，马克要塞驻扎着达拉马提亚骑兵队，霍恩西斯要塞是索姆河舰队的基地，伊塔普雷斯要塞由内尔维部队驻防，[33]后两个要塞不归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管辖。《百官志》中要塞的名称和实际驻军的情况可能并非一一对应，其中记载的某个地方也许仅仅是某个部队的总部驻地而已。丘吉尔评论说，关于建立这些据点的战略构想，存在某些争论，但海岸的这一系列新堡垒只有作为罗马不列颠舰队的基地才有其特定的价值或理由。[34]
　　在罗马帝国后期，出于补充兵员的需要，或者出于与不同蛮族军事对抗的需要，帝国开始临时征召辅助作战的盟军。这种部队没有什么光荣传统或荣誉称号。由于辅助军的出现，原有的番号特色逐渐淡化，撒克逊海岸要塞就驻扎着3支这样的辅助军队，即佩文西、多佛和林姆尼要塞的步兵辅助部队。[35]君士坦丁进行军事改革后，原有的军团和辅助军的界限消失，混合编制于机动部队和边防军中。他们平时驻扎在各自的要塞中，战时彼此合作对抗外族入侵，或者相互配合镇压本地区的叛乱。
　

　三、“撒克逊海岸”的历史作用和政治影响
　　在长达几百年的罗马不列颠时期，“撒克逊海岸”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军事方面，“撒克逊海岸”的整体战略布局为罗马帝国西部沿海边境的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地理形态角度观察，“撒克逊海岸”的军事防御体系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沙漏”形状：以不列颠与高卢之间距离最近的多佛海峡为中心束口，束口两端分别向东北和西南方向呈扩展状态。面对这个“沙漏”状的防御系统，当撒克逊或法兰克等蛮族从欧洲北部和西北方向进入“不列颠海”海域时，将受到三重防御的阻挡。布兰卡斯特、伯格堡、布拉德维尔和沃尔顿城堡四座要塞作为第一重防御，负责拦截试图沿该区域河流向内陆渗透的海盗。第一重屏障一旦被击破，等待蛮族的是以多佛海峡为中心的、防御更加集中的第二层防御。多佛、里卡尔弗、里奇伯勒和林姆尼四座要塞控制着泰晤士河口进入伦敦的通道，这里也是入侵者进入较富裕的不列颠南部和高卢北部地区的航海路线。如果蛮族能够突破第二层防御，他们洗劫南部后势必会再次经过多佛海峡返回，这时必将遭到第二层防御要塞和第三层海上舰队的前后夹击，侵扰者也难有胜算。[36]
　　“撒克逊海岸”自建成以来，其早期的军事防御战例极少见于历史文献，以至于很多人对当时是否真正存在蛮族侵扰这一问题产生怀疑。[37]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保障罗马帝国西部边境安全方面，“撒克逊海岸”的军事震慑力要远远大于其实战功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撒克逊人侵扰的能力有限。他们没有或者只有粗糙的航海图，按照当时蛮族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即使能够以稳定的速度行驶，最短也要2个月才能到达撒克逊海岸。[38]这也就是说，他们入侵的途中所面临的危险和可能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侵扰能力。另外，当时的“撒克逊海岸”防御力量相当强大。在不列颠的罗马军事建筑的防御城墙比对岸欧陆的同类型护墙修建得更高更厚，外扩式塔楼安置于新式防御城墙的内角，为弓箭手和火器提供了射击平台。[39]伯格堡的塔楼更加牢固，在顶端有较大的神秘凹孔，推测是用于安置弩炮，佩文西、林姆尼和多佛等也都有类似的设计。[40]以这种坚固厚重的要塞来防御当时蛮族的海上侵扰，绰绰有余。“一座用栅栏围护的营地”就已经可以有效遏制“仅由少数日耳曼士兵组成的小队就妄图掠夺战利品的想法”。[41]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世纪中后期，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渐衰败和蛮族力量的增强，撒克逊海岸防御失败的事例才开始有所增加。
　

　在经济方面，“撒克逊海岸”维护水陆通道畅通，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撒克逊海岸范围内，从罗马占领不列颠伊始，如何保障这一地区的商路安全就一直是罗马军队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不列颠舰队分别驻扎于两岸的布洛涅和多佛等永久性基地，不仅担负着保障航线畅通的任务，而且也经常直接参与海峡两岸的物资运输。对不列颠维尔德地区的铁矿及铁制品运输的保护就是重要例证。维尔德地区是罗马不列颠行省的冶铁中心，其铁制品大约占到行省铁制品总量的62%。[42]因此，从经济角度而言，海岸要塞可以被视为具有防御功能的转运海港。这些要塞有必要的防御设施和驻军，确保从周边地区征集来的实物税收以及其他需要通过此处集散的货物，可以安全地在这里临时贮藏和转运。[43]
　　建设“撒克逊海岸”要塞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海岸附近地区为修建要塞提供了大部分建筑材料，推动了当地建筑材料如木材、石灰岩和沙子等的开采和利用。同时，运送这些建筑材料和军队后勤补给等，还促进了陆路、水路或混合运输方式的发展。尽管当时没有文献对修建每座要塞所需的人力予以明确记载，但后来有学者根据要塞的性质、规模、同期修建的数量及季节气候变化等因素，推断出建造多佛要塞需39 000个人工，建造佩文西要塞需要103 000个人工，平均建造的时间约280天。[44]海岸要塞的建设仅仅依靠军队是不够的，通常情况下还需要征召大量民间工匠及普通劳力，也会不断涌来各种其他从业人员，逐渐形成以要塞为中心的平民定居区。
　　如此一来，以海岸要塞为核心向外辐射，就促进了民用定居点和城镇的发展。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在分析古代城镇起源时指出，要塞分布在商人旅行经过的河流沿岸，多是河口、河湾或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或是便于货物卸载的浅滩，要塞的民用物资需要附近农民和商人的支持，而人们也需要要塞军队对其安全的保护。在战争期间，要塞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久而久之，要塞周围逐渐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城镇由此诞生。[45]以波特切斯特要塞遗址为例，大量出土文物清楚地表明，4世纪时期要塞的日常生活与平民定居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这里就是居民社区的一部分。[46]最近又有不少与海岸要塞相关的考古新发现，最明显的要塞外定居点是在布兰卡斯特，当代的空中摄像显示在要塞遗址周边有一系列复杂的围墙，且与要塞东面、西面和南面的古道相连。尽管因长期的风雨侵蚀，其四周围栏标定的范围已经有所缩减，但仍然可以辨认出当时的定居区是经过深思熟虑设计的。这些定居点并不局限于海岸要塞防御内的区域，还有大量定居点坐落在防御城墙的外围。这些定居点有些形成了小规模的工业和货物贸易中心，有些则经过不断扩张，逐渐发展成为城市。[47]
　

　撒克逊海岸要塞不仅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罗马帝国内部治理的角度看，“撒克逊海岸”是用来统摄和控制不列颠行省，维持帝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不列颠而言，罗马就是外来的武力征服者，即使征服者具有更高的文明程度，被征服者也要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些要塞在当时就是罗马帝国存在的标志，是罗马管理和控制其殖民地以及维护帝国统一的政治工具。有学者对此已有所研究并明确指出，奥尔良的继位者普罗布斯通过在不列颠和高卢建立数量相当的海岸要塞，进一步控制了海峡两岸。“从普罗布斯不止一次平息的不列颠反叛的严重态势可以想见此时的‘撒克逊海岸’主要用来保持帝国内部稳定而不是作为边疆的防卫。不列颠是帝国的主要财产——在帝国危机四伏的年代更是如此”。[48]
　　从罗马帝国的大局考虑，“撒克逊海岸”具有把海峡两岸的不列颠与高卢地区密切联结的政治意义。尽管“撒克逊海岸”的指挥部及所辖的要塞和驻军都是以不列颠一侧为主，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也是其编制的重要部分。以“撒克逊海岸”的形式来维护罗马帝国统一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早在“恺撒时期，南不列颠与北高卢就已建立了密切联系。考古发现表明两地人民和货物往来主要有两条航线。最重要的航线是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在古代统称为阿莫利卡)与西南不列颠之间，尤其是经过多塞特郡亨吉斯特伯里角的一个港口。另一条航线是从位于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上诺曼底和低地国家到英格兰南部和东部”。[49]海峡是沟通高卢地区和不列颠的海上通道，不列颠的防御与高卢的防御互为依靠，唇亡齿寒。如果高卢被敌人控制，不列颠与欧陆的联系将被切断；如果不列颠被敌人掌控，那么，高卢又将再次被敌对的部落或敌人所包围，而且来自不列颠的矿物收益和出口通道将会丧失。正如巴特勒博士所观察的那样，将3世纪晚期英国的历史与北部行省其他地方的历史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50]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海峡两岸相互依存，因此其对外防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统筹考虑，集中指挥。
　

　综上所述，“撒克逊海岸”这一概念虽然首见于4世纪末5世纪初的《百官志》，但其发展脉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不列颠之始。早在罗马不列颠初期的1世纪，一部分要塞，或者类似于要塞的军事建筑，就已经开始出现在单纯地理概念的“撒克逊海岸”上了。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海盗的威胁和撒克逊人的入侵还远没有达到需要特别设立一个专门的海岸防御系统加以防范的程度，当然也就更谈不到需要专门设置“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这个重要职务来统一指挥这个防御系统。时过境迁，到3世纪中后期，罗马帝国终于露出了晚年的疲态，居住在帝国周边的异族纷纷在边界附近发动越来越多的侵扰，在罗马帝国内外形势发生如此剧变的情况下，这个需求才应运而生。
　　完整意义上的“撒克逊海岸”是一个由海岸戍兵长官指挥，以海峡两岸的不列颠沃什——索伦特边境和比尔基卡——阿莫里卡边境中的海域和沿岸为驻防范围，以海岸要塞作为系统运行的基础设施，以军事功能为主体，集军事、政治和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国家海疆防御体系。从发展的角度看，“撒克逊海岸”既是罗马不列颠早期海防建设的历史延续，又是一个适应时代变迁需求的新生产物。因为，在4世纪的“撒克逊海岸”系统中，受“撒克逊海岸戍兵长官”辖制的九支部队中就有七支部队是新组建的；而且此时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建筑风格与早前的不列颠北部边境的类似军事建筑有明显区别，而与4世纪欧洲大陆的要塞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古往今来，任何海洋国家都会在其历史进程中形成适应本国国情的海疆防御战略的思考和实践，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利益和行使自己的海洋权力。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国家实力和海洋权益的变迁，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实施必要的军事改革，重新建制军事辖区和重新编制军队。这一点对现代社会海洋国家的海疆防御体系建设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