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文学在20年代新文化运动后进入人们的视野。鲁迅开启了创作乡土小说的先河，而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的模仿鲁迅的创作风格。乡土文学的特点在于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乡土文学展示了何为有血有肉的“人”。乡土小说由鲁迅作为“开山鼻祖”，在周作人、茅盾、沈从文、孙犁、莫言、韩少功等人笔下被分为不同流派，并大放异彩。审美意识的差异使各类文学艺术具有不同的特征，乡土文学扎根于黄土地与劳苦大众，有其独特的成长方式，因而造就了乡土文学独特的美学特征。丁帆在前人的总结和经验之上，将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精辟地概括为“三画”“四彩”。“三画”即风景画、风俗化、风情画；“四彩”则指的是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
一、乡土文学中的悲情色彩
“三画”“四彩”作为审视乡土文学的主要标准，推动着乡土文学向更深处发展。乡土文学中“乡土”二字直接了当地展现了乡土文学最表层的特征，即将小乡村独特的风俗风情、风景跃然纸上，展现出一览无余的自然色彩。自古以来，乡村生活，在诗人的笔下都是安详恬静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紧闭的门户被迫打开，当现代文明以不可抵挡之势冲击着中华民族固守千百年的观念与制度时，中国底层阶级人民流于表面的宁静被打破，更深层的束缚与枷锁成为文化程度低下的小市民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乡土小说各流派中的一支，沙汀、鲁彦、莫言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细腻朴实的笔触书写了中国儿女在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故事。乡土文学中的悲剧人物中往往笼罩着宗法制和中国封建制度的枷锁，宗法制中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阶级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衍生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弱者的毁灭，封闭的乡村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控制等。《祝福》里的祥林嫂这一人物角色上就带有男尊女卑与风中法制的枷锁，祥林嫂的悲剧不仅在于人为，更重要的是吃人的礼教。悲情人物的塑造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令人唏嘘的悲剧故事，更是为了批判与讽刺，为了启迪人性、打破枷锁。莫言的《生死疲劳》强烈的表现了女性的悲剧，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们集美与丑、贞洁与淫荡、悲剧与喜剧等多种矛盾体于一身。《生死疲劳》将女性受制于男权之下，用女性的悲剧表达了对男权之下女性意识淡薄的批判与反思。同样，在沙汀小说中的四川乡镇中，也充斥着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她们在被压迫、蹂躏的同时，也蛮横的反抗、野蛮的为人。雅斯贝斯认为“悲剧的表现依赖于限界近况的人的变革。人为了超越‘此在’的限界境况，为了作为真正生存接触超越者，就必须在限界中受到不幸或灾难，以实现其超越。”令人物形象带上背景色彩，更能给人入目三分的感觉。
乡土文学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会造成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当知识分子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自身文明的弊端时，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作为价值选择。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必然以文化冲突作为创作的母题。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露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
二、乡土文学中的神性色彩
乡土文学中具有花龙点睛作用的莫过于鬼神之说。乡土文学中常涉及到牛鬼蛇神，但这种玄幻色彩并非贯穿全文，而常体现在一些细枝末节之中，是无法用科学原理所解释的，也使乡土文学带上了一种神性色彩。神性色彩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现代乡土文学中流露出来的神性色彩，既继承了古代文学中的特点，又根据上世纪对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革创新，使文章总体更能反映时代要求，表达作者诉求。
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神性色彩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展现天地初现、混沌初分的盘古开天辟地，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可谓是为鬼神之说、神性色彩开创了先河。中国鬼神文化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随着中国历史发展也在不断的创新、丰富、变异。鬼神文化受众面极广，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灵魂和根基。鬼神文化绵延千年而不绝得益于中国宗法制、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这为乡土文学中神性色彩的塑造提供了更多素材。神性色彩在乡土文学中因时代不同也具有浓淡之分。明清之前的鬼神文化大多是娱乐作用，明清之后的鬼神文化大多带有因果报应、惩戒的色彩。以鲁迅为首的乡土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对民间的鬼神文化有过描绘。不论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长妈妈讲给“我”的“美女蛇”的故事，还是《祝福》中祥林嫂被人教唆去捐门槛以抵厄运乃至最后祥林嫂死之前问“我”世上是否真的有鬼神等等。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鲁迅作品中的神性色彩。
京派小说代表作家沈从文由于充分汲取了楚巫文化，其作品更能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神性色彩 。沈从文用笔构建出了一个“湘西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美、景美，有单纯直率的翠翠，也有依山傍水的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景物无一不透露出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神性”的向往。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中将“神”与“巫”完美结合，从神的重造表现出人性，探寻“神性”之下更为复杂的人性。生于陕西的陈忠实不仅在其作品中将西北地区独特的浑厚、沉雄展现的淋漓尽致，又将浓郁的神性色彩泼洒在他所建构的典型事件中。《白鹿原》中的白鹿现身就体现了浓烈的神性色彩。鹿在古代就被视为神物，象征着吉祥幸福和长寿，《白鹿原》中白鹿的三次现身隐喻不同的思想内涵。白鹿的意象，构成了《白鹿原》的灵魂，陈忠实将白鹿披上神的外壳，成为“人”“神”一体的精魂。但这却是村民们渴望理想生活的精神寄托，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同时也是人性的化身。
无论是神性色彩或者悲剧色彩，都是为乡土文学中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服务的。它们使乡土文学更贴近中国传统的“俗”文化，又钻进“俗”文化的内里，去探寻中国传统乡村里的美好与丑陋。“三画”“四彩”不仅仅是衡量乡土文学的基本素养，它们的出现使乡土文学的内涵更加深刻、形象。
乡土文学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单有风土人情的乡土文学仅能给人带来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乡土文学还应当有普遍性的对命运的挣扎，对吃“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思想的启迪。而这也正是“三画”“四彩”在乡土文学中所挥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