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威震江东
自为将帅,恆身先兵士,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南贼前后所遣督将,军未渡江,预皆畏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魏书.杨大眼传》
南北朝第一勇将杨大眼,世人认为其骁果可比作关、张。据闻淮泗、荆沔一带有小儿啼的话,以“杨大眼至”来恐吓他们,他们就会止哭。这事其实在几百年前也曾发生于江东,一切却要从建安二十年的合肥之战开始说起。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以上就是清人顾祖禹总结合肥于历代中,南北政权各自间的战略地位:南方有合肥可以进攻徐州和寿春;北方有合肥的话可以越巢湖略三吴。守江必守淮,故孙吴不得不争合肥以略淮南。合肥以西,是大別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等都在一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散佈著老嘉山、琅琊山等。山谷中有施水与肥水,合肥可以说是座落在这南北狭窄通道的必经之路,所以合肥的战略地位是可等的重要。
据《庐州府志》载:“献帝时,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单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县西二里,故城是也。”据此可知,合肥汉前期古城,始建于城西部岗阜高地。建城于此,既可得淝水之利,又可远水患之弊,实为最佳选择。
刘馥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封疆大员,建安五年时曹操还要应付袁绍,无暇兼顾东南,而刘馥的前任刺史严象才刚被孙策将李述所攻杀;淮、泗间尚有几股独立的势力如陈兰、雷绪等拥众数万,郡县残破。汉廷的扬州刺史一职根本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南怀抚雷绪等,使其纳贡;数年间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粮食储备。又高为城垒,大量贮积滚木、礌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增加鱼膏数千斛,作为战斗防御准备。
赤壁战后孙权率十万围合肥踰月,正遇上连天大雨,城将崩,守城军民用草苫蓑席盖住城墙,夜间点燃鱼脂观察敌情,最终守至孙权中伪信自退。据《晋书.食货志》记录,芍陂等水利一直为后世沿用,“历代为利”。
不过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出兵讨张鲁。沿途为氐族所阻,直至七月才至阳平关,苦攻不下曹操将退兵之际,曹军退兵时,很幸运的居然误至对方背后,才艰苦的攻取南郑。
另一方面,因为荊州归属权问题弄至兵戎相见的刘、孙两家,《先主传》云:“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三国志.吴主传》则更加把这因果关系明确化起来:“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双方划湘水为界后,刚破三郡的孙权军士气如洪,以十万之盛,直指皖城以北的淮南重镇合肥。此时曹操是不可能赶回合肥的,只能靠七千余驻军坚守。合肥孤城若失的话,淮南之地恐怕再非曹矣。
面对东吴十万大军压境,曹操两年前留给护军薛悌的妙计终于打开,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众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常理推测,己方兵力连对方十分之一也沒有的情况下,该是死守才是,还敢主动出迎与孙权军硬碰?!
正当诸将皆疑时,张辽是第一个明白曹公的用意,比李典等诸将智胜一筹,他道出理由:“曹公远征张鲁,也知道救援合肥无望。所以他发教趁敌未集,予以迎击,如此则可以摧敌锋芒,安定军心,然后才可能拒守成功。”想当年曹仁守南郡,也是在周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募兵出战,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得守。无援军的情况下苦撐一年,可见这方案不是光逞匹夫之勇。
张辽的一番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乐进、李典等人不置可否。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尚互有私怨,史称“进、典、辽皆素不睦”。早在赤壁之战前,张辽和乐进,还有于禁三人已经是谁也不服谁,不愿协作共事,也许是于禁和乐进这两个曹操旧部,曾与尚为吕布将时的张辽战斗过,早有私怨。最终要让曹操找赵俨并参三军,每每开导劝喻,遂令他们和睦共事。但赵俨不再是他们的护军后,张、乐二人的情况还是继续,只是不像糜芳和士仁对待关羽那样,因私怨而把国家利益出卖那么严重。
他们之间才加上李典,三人各自不服的话,那就大有文章了,这代表不是李典与张辽或乐进其中一人出现问题,而是他们三人也各自有各的看法,才导致互相不睦。一只手掌拍不响,诸将互不服是相向的,张辽的降将身份、诸将平时意见的不同,都可能是不睦的原因,何故有些人认为单独是张辽的人品有问题呢?
周瑜的人品总不可能有人怀疑吧?!但不也是与有“敬贤礼士人皆呼之程公”的程普不和!再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自身问题:
李典初投曹操并无功勋,但曹操一为表彰其父兄李干、李整之功勋,二为拉拢其李族三千余家的宗族与部曲,因此欲加李典高位。曹操初期的地盘并不大,但李典却为史仅见一例的离狐太守(建安十八年时已不存在,很可能是旋即复废),后来只是输谷帛就为裨将军。
再看乐进,从破吕布至官渡,虽得广昌亭侯之爵位,可官位仍是一讨寇校尉的低级头衔,但当时李典却是裨将军了。且乐进的官位,是凭血战先登一步步升上去的,当然对李典这种凭叔兄之关系一举高升的,看不顺眼了。
至于张辽,其在吕布处就有北地太守和鲁相的官位。又因并州之地,民风尚武,武人张辽和其好友关羽,都是对士大夫不怎么敬重的人,其护军武周号称雅士,在臧霸处大受尊敬,可一与张辽共事,两个就成冤家。张辽和“好学问,贵儒雅,敬贤士大夫”的李典,根本不是同路人。
李典后又官至捕虏将军,封都亭侯,当时连李典自己都对曹操说:“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其后李典又仅因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而迁破虏将军。这次又不凭战功升官,张辽和乐进两位以军功博得官位的,就算李典出名的“不与诸将争功”,想必也不会对其升迁服气的。所以不太可能是单单张辽或乐进其人品有问题,而是客观的事实,导致相互间的观点与角度的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