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之外，还与一个时代的物价水平紧密相关。决定物价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在明代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的稳定与动乱，以及年成的丰与歉。大体说来，四方无事，则生聚广而贸迁易，物价就会由贵转贱；疆域多故，则土地荒芜，道途梗塞，物流不通，物价势必由贱转贵。可见，日用物价的低昂甚或波动，既反映了风俗的变迁，又可借此验证“民生之休戚”。①
　　 至于消费支出，一则取决于收入，二则取决于物价。尽管社会等级层次的差异已经决定了消费支出的不同，但物价波动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消费支出。明朝人的消费支出，大致上可以析为日常生活消费、休闲娱乐消费与宗教性消费三个方面。
　　 生活等级层次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在产品消费上的内在差异，而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产品，则又可细分为日用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两类。明代此两类产品的物价波动，直接影响到当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奢靡风气之上，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一股追逐奢侈品的风气，且人们在休闲娱乐消费与宗教性消费方面的支出日渐增大。②诸如此类，则无不证明明朝人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进而追求基于更高生活水平之上的生活质量。

二、物价及其波动
　　 通观明代的物价波动，尤其是直接影响到生活水平的物价，最为重要的是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而奢侈品物价的变动，则同样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一)日用生活必需品
　　 对于明代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来说，衣、食两者是维持生活的基本保证。从食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所需，可以“开门七件事”加以概括，亦即柴、米、油、盐、酱、醋、茶。从衣的方面来说，就包括棉花、蚕丝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纺织品的价格。
　　 首先从柴来说，鉴于资料的匮乏，系统统计明代的柴薪价格乃至波动，目前尚不现实。然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在正德初年，南京的柴薪价格尚较为便宜，如大的河柴，1两银子可买将近30担，粗略匡算一下，每担河柴，值银0.033两银子左右。③到了明代末年，江南松江府柴的价格，大约是1担共计100斤，值新米1斗，折合银子在0.06—0.1两银子之间，④明显高出正德初年南京的价格。

其次，在米、麦、豆方面，由于战乱与灾荒不断，明代的米价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是最不稳定的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尤以晚明为甚。根据《五伦书》的记载，浙江德清人王轸在家书中曾说：“浙西米价极廉，白米十分一升。”这当然是太平年间的盛事。到了晚明，江南的米价却是越涨越高。据茅元仪的记载，在他幼年时，每石白米不过7钱银子，但到了天启至崇祯年间，已经涨到每石超过1两银子，即使贱时也达将近1两银子。⑤明末清初人陆衡也记载了明末米价的上涨。根据他的记载，在他幼年时，米价每石只需0.5—0.6两银子。万历三十六年(1608)，因大水之灾，米价每石才1.3两银子，即有抢米之变。自此以后，米价每石一直在1两银子开外波动。至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更因米价每石高达1.6两银子，导致“横民倡乱，抢掠纷起”。⑥
　　 为了尽可能反映晚明米价的波动状况，下面不妨详细列述南北方的米价波动记载，尤其将视角集聚于江南。先来看南北两京的米价。根据《金罍子》一书所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京师闹大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时米价突然升至每石2.2两银子。⑦在整个明代，南京米价之贵，仅仅出现于嘉靖、万历两朝。嘉靖二年，南京有旱疫之灾，死亡枕藉，仓米价翔，贵至每石值银1.3—1.4两。万历十六年(1588)夏，又值荒疫，米价上涨速度很快，其中粳米每石价格升至2两银子，仓米亦每石值银1.5—1.6两。⑧不过，如此昂贵的米价，亦仅仅维持了一两月而已。至崇祯十三、十四、十五年(1640—1642)，更是遇到了明代近300年来的最大灾荒，米每石升至3.6两银子。这应该说是历史的最高价位，且米价仍上升不已，尤其以所属各府县为甚。因为粮价不高，以往南京城的居民，从来不吃荞麦、大麦，然至此时，荞麦、大麦亦已升至每石值钱5000文。即使如此高的粮价，若与山东、河南斗粟值钱1万文相比，还算得上是乐国。⑨

除了大米之外，麦子也是明代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粮食的必要来源。再以松江府上海县为例，崇祯十四年(1641)，当地遭受旱灾。至崇祯十五年，圆麦每石值钱6000文，折合银子在2.5—2.6两之间；小麦的价格也大体相当，只有大麦稍为便宜，每石值钱3000—4000文。(15)豆子在民间的使用也很广泛，除了榨油或做豆腐之外，喂马、肥田(用豆渣)，都可以用上豆子。豆之种类颇多，下以黄豆为例，将明末松江府上海县的黄豆价格列如下：黄豆的价格，在平常年份，较米价稍为便宜，大约豆1石可准米8—9斗。至崇祯十四年(1641)，早豆多而米少，粜米1石，可以籴豆2石。(16)
　　 综上所述，明代自嘉靖、万历以后，米价出于不断的波动之中，有时高涨，尤其是在荒年之时，米价曾短暂地上升至每石5两银子。按照明代普通民众的经济实力乃至心理承受能力，米价理应维持每石1两银子以下，超过每石1两，百姓生活就有压力。所以，当时地方政府为了平抑米价，就将平价米的价格定为每斗值钱90文，折合纹银8分，亦即每石0.8两银子。(17)由上面所列晚明米价变迁史实，大抵可证晚明百姓生活质量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第三，为油。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尚难以就明代食用油价格加以系统的分析，但根据明末的一些史料记载，大抵可以知道明末的食用油价格及其波动状况。如在崇祯末年，苏州一带的油价突然猛升，达到每斤70—80文钱，让时人感到“大为可骇”。(18)至于处于西北的陕西华州，在崇祯十六年(1643)时，清油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斤0.16两银子。(19)若与苏州相比，更是高出许多。
　　 第四，为盐。明代的盐价，大抵亦可以明末松江府与陕西为例加以说明。崇祯初年，松江府的盐价为每100斤(平秤，实际有120斤)，值银0.15—0.16两之间。至崇祯十六年(1643)，因大水的原因，盐价有所上涨，每斤涨至值银5分，即每100斤值银0.5两。(20)松江属于产盐区，价格相对还算较低。若是在陕西华州，则盐价相对较高，每升盐值银9分。(21)其实，上述两项记载，其盐价并非昂贵。因为按照明末人宋应星的记载，每50斤盐，价格贵时，需银5钱多，但价格便宜时，则只需4钱多银子。(22)可见，按照正常的价格体系，在明代，盐每100斤，其价格大致徘徊在值银0.8—1两之间。
　　 第五，为茶。茶的品种很多，价格不一。在明末，一般的好茶，每斤最高不过二钱银子。(23)松江府上海县最好的茶叶岕片，其价格为每斤值银在2—3两之间，应该算是一种极品。(24)品茗既是一件雅事，更是一件奢侈之事，对于一般百姓人家而言，这种极品茶叶价格实在难以承担。
　　 第六，为白糖。在明末，松江府上海县，若是上白的糖，每斤值银三至四分。(25)

第七，为纺织面料。人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之衣，就牵涉到衣服的面料。普通民众所用面料，平常就是棉布，稍好者则为丝绸。至于更为高档的面料，则已近乎奢侈品，非一般民众所能享用。在明代，松江府是棉花与棉布的产地，号称“衣被天下”。当然，棉布的价格，与棉花的价格紧密相关。在明末，最初棉花的价格是每担值银在1.6—1.7两之间。到了崇祯初年，价格大涨，每担棉花涨至银子4—5两之间。明代松江所产棉布，种类很多。一般的棉布，其价格基本保持在每匹值银0.15—0.16两之间；即使最精致的棉布，价格也不过是每匹值银0.17—0.2两之间。(26)在苏州府，棉布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在市场上售卖的棉布，其高端者，每匹值银0.3—0.5两，至于品质较差者，则每匹只值银0.07—0.1两。(27)这是相当实惠的价格，大致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服饰需求。至于较为普通的丝绸一类，其价格显比棉布为高。以苏州府为例，其所产之绫，每匹值平价银2两以上。若与松江府所产棉布价格作一比较，绫的价格至少比棉布贵10倍。(28)
　　 通观明代的物价波动，自明代中期以后，大致呈价格日渐上涨的趋势。为示说明，不妨详引三张物价单子，其中两张分别为正德年间与天启年间的物价单子，一张则为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物价单子。正德初年，继弘治承平之后，南京的物价堪称“甚贱”，如：猪肉，每斤值好钱7—8文；牛肉，每斤值钱4—5文；水鸡，以一斤为束，每束值钱4—5文；莲肉，用抬盒盛卖，每斤值钱4—5文；大的河柴，每银1两，可以买将近30担；鱼、虾，每斤值钱4—5文，若是买得少，价格稍高，亦不过每斤值钱7—8文。(29)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南京物价骤贵，如：鹅1只，值钱500余文；鸭1只，值钱200余文；鸡1只，值钱200余文；猪肉，每斤值钱40余文；羊肉，每斤值钱40余文；牛肉，每斤值钱20余文；驴肉，每斤值钱20余文；红布，1尺值钱15文；绿布，1尺值钱15文；女子所用圊桶，亦即民间俗称的“子孙桶”，每个值钱500余文。(30)至崇祯十六年(1643)，陕西华州的物价，其上涨之速更是令人咋舌，如：稻米、粟米，每斗值银2.3两，折合每石23两；小麦，每斗值银2.1两，折合每石21两；大麦，每斗值银1.4两，折合每石14两；荞麦，每斗0.9钱，折合每石9两；莞豆，每斗值银1.8两，折合每石18两；麸子，每斗值银0.5两，折合每石5两；谷糠，每斗值银0.1两，折合每石1两；柿果，每斗值银0.15两，折合每石1.5两；核桃、枣子，每升值银0.1两，折合每石10两；盐，每升值银0.09两；清油，每斤值银0.16两；猪肉，每斤值银0.18两；红白萝卜，每斤值银0.01两；棉花，每斤值银0.32两；麻，每斤值银0.1两；梭布，每尺值银0.05两。(31)
　　 在上面的三张物价单子中，显然可以通过可比性的部分加以比较，大致断定晚明日用生活必需品物价的上涨幅度。先以正德年间与天启年间南京的物价稍作比较。如正德年间，猪肉价格，为每斤值好钱7—8文；至天启年间，上涨至每斤40余文。可见，猪肉价格的上涨率达到400％。牛肉，正德年间为每斤值钱4—5文；至天启年间，上涨至每斤值钱20余文。牛肉价格的上涨率达300％。南京物价可直接比较者，唯有上面两项，稍作平均，那么，从正德年间至天启年间，南京的物价上涨了350％。再来看南京物价与陕西华州物价的比较。正德年间，南京的猪肉价格，为每斤值好钱7—8文，若是以每1000文折银1两的平价计算，则为每斤0.007—0.008两；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猪肉价格，则为每斤值银0.18两。两相比较，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猪肉价格，已经比正德年间南京的猪肉价格高出22倍多，其上涨率为2150％。至于布，天启年间，南京红、绿二色之布，均为每尺值钱15文，折成平价银为每尺0.015两；崇祯年间，陕西华州的梭布，则每尺值银0.05两。两相比较，崇祯年间陕西华州布的价格，已经比天启年间南京布的价格高出3.3倍多，其上涨率为233％。

(二)奢侈品
　　 所谓奢侈品，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并非日常生活所需，而是在年节才能偶尔享用甚至在年节时也无法享用之物。而对于富贵人家而言，这些奢侈品其实也不过是一些平常之物而已。所谓的奢侈品，可以分为普通奢侈品与高端奢侈品两类。在明代，诸如猪肉、鹅一类的肉食，属于普通奢侈品；而燕窝菜、虾与鲍鱼、大绒、山东茧绸、葛布、毡单、细瓷、眼镜一类，则属于高端奢侈品。
　　 第一是猪肉。在崇祯初年，松江府的猪肉价格一般为每斤值银2分上下。豆油和菜油的价格，一向视猪肉的价格为低昂，说明食用油对小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32)在肉食制品中，在晚明，一只金华火腿，其价格更是高达银子3—4钱。(33)
　　 第二是鹅。鹅在明代属于美味，价格相对也比较高。万历十七年(1589)，松江府1只鹅的价格高达4钱银子。(34)
　　 第三是燕窝菜。在明代末年，松江府燕窝菜的价格相当高昂，每斤需要银子8钱。(35)
　　 第四是水产品。在水产品中，虾与鲍鱼均属美味。明末温州大虾的价格，不到一尺长的虾，每只价格高达1000文钱。另外，明末北京市场上卖的鲍鱼，每斤值300文铜钱，后来用海螺肉冒充，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也需要每斤100文钱。(36)
　　 第五是纺织品。除了棉布适合一般小民生活之外，其他诸如大绒、山东茧绸、葛布、毡单，均属于奢侈品，价格并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在崇祯年间，松江府此类纺织品的价格如下：大绒，每匹长10余丈，价值高达100两银子；山东茧绸，价格也与大绒相等；葛布，好的为每匹值银3两，长不过3.1—3.2丈，次的葛布，价格也并不便宜，每尺需要0.05—0.06两银子；毡单，双红毡单每条值纹银2两，单红的毡单每条也需银1两上下；松江府上海县露香园所产的顾氏绣品，海内驰名，向来价格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价格超过数两银子。至于上好的靴子，每双在北京也值7钱银子。(37)

第六是瓷器。瓷器虽是日常生活用品，但其中也有细瓷与粗瓷之分，细瓷对于一般老百姓家庭来说，同样是一种奢侈品。在细瓷中，也有上、下两等：上等细瓷，崇祯年间松江府的价格一只卖到3—5钱银子；下等的细瓷则3—5分银子可以买10只。(38)
　　 第七是眼镜。在明代，眼镜属于稀罕之物，更是一种奢侈品，尤以西洋所制为佳。这种眼镜“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眼镜的价格相当高昂，每副眼镜值银4—5两。(39)

(三)田价
　　 在明代，田产的多少决定了家庭财富的丰薄。明代田土价格，不但呈现出一种区域差异，而且从总体上看，由于赋税、徭役的加重，田地价格呈下降之势。从田土价格的区域差异来看，当数浙江兰溪县的价格最为踊贵，上好之田，每亩值银70—80两；稍次之田，每亩值银30—40两；最劣之田，也每亩值银10两。(40)即使同属一个区域，田价的差别亦不小。如崇祯年间，松江府青浦县、华亭县的上好之田，每亩值银10余两；而上海县的上好之田，则每亩仅值银3—5两而已。(41)
　　 从田地价格的总体下降趋势来看，原先徽州府的田地价格相当昂贵，每亩值银20—30两；但随后由于赋税、徭役日重，田地价格骤然下降，每亩不过值银5—6两，即使如此便宜，尚无买主。(42)最为便宜的田价，出现在明代晚期。如崇祯十五年(1642)，吴某有祖遗田604亩，当时每亩值银4—5两。追溯其田买入的时间，则在六七十年前，大概是万历初年，购入价仅每亩值银0.8两。这应该是明代历史上最为便宜的田价。即使至清初顺治年间，唐甄卖田40亩，仅得银60余两，折合每亩值银1.5两。这也是相当低廉的价格。(43)

(四)银钱比价
　　 就明代的交易货币来说，明初钱、钞并用。明代中期以后，钞已近乎废纸，使用银子蔚然成风，进而形成银、钱并用之势。相比之下，民间交易，更为喜好或看重银子。所以，银、钱比价的波动，直接影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明代中后期银、钱的比价大势来看，银子日益贵重，而铜钱则日贱。
　　 明朝的制钱有京、省之异，京钱称为“黄钱”，每文约重1钱6分，70文值银1钱，亦即700文折成银子1两。外省钱称为“皮钱”，每文约重1钱，每100文值银1钱，亦即1000文折成银子1两。一般说来，明代北京的银钱比价，大致为纹银1两，可以兑换制钱600文。自崇祯六、七年(1633—1634)之后，制钱价格渐轻，银价日涨。至崇祯末年，京钱100文，仅值银5分，即京钱20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皮钱100文，仅值银4分，即皮钱25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44)

三、消费支出
　　 在考察了明朝人的物价之后，不妨再来看明朝人的消费支出。就其大概而言，明代的消费指出，可以区分为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与宗教活动消费支出三大项。
　　 (一)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明朝***常生活消费指出，大抵包括衣食住行四大项，尤以衣食为大宗。由于人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别，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亦呈高低不同之势。
　　 首先就官员来说，明代官员每年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银子，才可以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若欲回答这一问题，抛开物价的涨落不论，其实京官与地方官的消费水平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以京官为例，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一个官宦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50两。(45)年支出50两银子，可能是官宦在京城生活的最低标准。另据王世贞《觚不觚录》的记载，一个刚中进士在京城做官之人，需要贽见大小座主，拜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赐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的轿夫，等等，其花费着实不少。细算下来，最为节俭的需要每年100两银子，一般岁费300两银，最多者则可达600—700两。(46)以地方官为例，明人李乐的记载，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的例子。他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多。(47)每月官员的基本生活开支为2两多银子，一年即为24两多。这或许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与官员的日常应酬在内。若是将这些开支纳入其中，一年的消费支出，至少亦达50两银子。

其次是庶民。明代普通庶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当然不可以与官员相提并论，然其基本的日常消费，还是可以通过史料的钩稽而得到一些清晰的解读。若欲对明代普通民众家庭的日用开支有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涉及家庭的日用开支簿。明代曾任福建惠安县知县的叶春及，曾为当地百姓设计了节用之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家中设立开支簿。从他的开支簿内容中，可知明代百姓一年的主要开支。其中最大的支出，可能就是“粮役”，亦即赋税徭役。只有除掉必须交纳的田赋、杂役之银外，剩下的才算得上是净收入。在家庭一年的净收入中，大体可以分为十分，其消费支出可以分列如下：其一，十分之三留作水旱之备；其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祀之需；其三，剩下的十分之六，分别作为一年12个月的基本开销，若有闰月，则应为13个月的开支。其日常应该维持的基本开支包括茶饭鱼肉、宾客酒浆、子孙纸笔束脩及奴仆等费用。在这十分之六中，尚不能完全用于日常开支，必须留出一些剩余，以备不时之需，诸如冬夏添设裘葛之衣、修葺墙屋、医药丧葬，以及吊丧问病、时节馈遗等。(48)
　　 鉴于目下诸多明代百姓日用开支项目难以有史料的支撑，重建一份完整的明代百姓家庭的开支簿尚属难事。然在明代普通民众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食米、食盐应算是家庭开支的大宗。在明代，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米，方可免除饥饿之苦?直接的史料记载，暂时无从寻觅，却可以从其他的史料得以佐证。据明代史料记载，一个僧人或道士，一年大概需要吃米6石。(49)这应该是一个饱食的食米数，若仅仅免除挨饿之苦的食米数，可能一年用不着6石米。如成化年间，朝廷赈济京城流民的食米数，是保证大口每人每月食米3斗，小口食米1斗5升。(50)折算下来，大口每天的食米数为1升。若按最低标准匡算，大口一年需食米3.6石，小口一年需食米1.8石。一个五口之家，两个大口，三个小口，那么一年单是粮食消费就需要12.6石，按照平价计算，需要支出12.6两银子。

至于一个家庭的食盐数，乃至食盐消费支出，同样可以根据史料稍加推测。按照徐光启的推测，每一丁口，每年大体需要食盐15斤，必不可少。(51)不过，宋应星的记载与徐光启稍有不同。他认为，从计口食盐的角度，一个人每年大概要吃掉盐50斤。这50斤盐，价格贵时，需银5钱多，贱时则需4钱多银子。(52)两种推算记载，差距较大。若是取其平均数，则一个成年人，每年需要食用盐32.5斤。一个五口之家，大抵每年需要吃掉盐162.5斤。若以50斤盐值银5钱计算，可见每斤盐的价格为0.1钱银子，那么五口之家每年的食盐消费需支出约为1.63两银子。
　　 食米、食盐两项相加，明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全年消费，至少需要14.2两银子。若是加上诸如柴薪、油、酱、醋、茶的日常开支，以及其他的人情消费，当不下20两银子。
　　 根据明末清初人陈确的记载，大抵可以就明末江南一个养蚕之家的收入与支出加以具体的剖析，以作示范。在明代的江南，一个家有八口的中等之户，养蚕10斤，其主要支出如下：消耗口粮50日，共计需米4石，而鱼菜油酱之费尚不计在内；蚕每斤吃掉桑叶150斤，需用蹈草50斤，缫丝树柴50斤，煮绸茧柴10斤，灯油半斤，炭3斤。根据当时的物价，桑叶每100斤值钱4000文，其桑叶的成本支出为6000文；蹈草每百斤值钱700文，其蹈草的成本支出为350文；树柴每100斤值钱800文，其树柴的成本开支为400文；炭每斤100文，其炭的成本开支为300文；米每斗值钱850文，其米的成本开支为34000文；油每斤值钱400文，其油的成本开支200文。上面几项相加，其成本开支总数已达41250文。折算下来，每养1斤蚕，需付出成本4125文。根据陈确所列几项开支，可以得出上面的结论。惟陈确在记载中又有“养蚕家每斤所出，已不下万二千文”之说，似乎养蚕之家，尚有其他开支未列。至于养蚕10斤的收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蚕每斤收茧12斤，得丝15两，得绵3两，那么养蚕10斤可得茧120斤，得丝150两，得绵30两；中等蚕每斤收茧10斤，得丝12两，得绵3两，那么养蚕10斤可得茧100斤，得丝120两，得绵30两；下等蚕得茧在3—8斤之间徘徊，若是取其平均值，则可得茧5.5斤，共计55斤。当时蚕茧的时价为每斤值钱100文，丝的时价为每两值钱100文。上面所说的茧，是养蚕的初级产品，而丝、绵则属进一步加工产品。陈确没有列出绵的时价，这里暂且不作计算，只以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加以计算。以初级产品蚕茧来说，养蚕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钱12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钱10000文，下等收成者可得钱5500文；以加工产品丝计算，养蚕10斤，上等收入者可得钱15000文，中等收入者可得钱12000文，下等收入者可得钱5500文。若是以陈确所列诸项支出匡算，养蚕10斤，其成本总支出为41250文；而其收入，若以时价最高的加工品丝加以计算，则仅得15000文，共计亏损26250文。这是养蚕人家年成不好时的收支情况，陈确所说的“十止一偿”，或许稍有夸大，然辛苦养蚕一季，到头来反而亏损，这应该是事实，其结果则导致“窭人不支，至有中道废业者”。当然，若是碰到桑贱之年，养蚕人家还是可以得到“息尝数倍”的回报。(53)

第三是商人。明代的商人形形色色，财富的占有亦各不相同。就经商能力乃至财富占有情况而言，明代商人当数江南的徽州商人与江北的山西商人最为闻名。徽州商人以鱼盐为业，富贾家庭财产，甚至达到100万两银子，至于有二三十万银子的家产，则仅属“中贾”而已。山西商人所业，或贩盐、丝，或转贩窖粟，其财产之富超越徽州商人。由于典型性资料的缺乏，就明代商人日常生活消费加以统计性分析，目前尚存在着诸多困难。然就生活习俗乃至日常消费来看，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有共同之处，就是俭啬。山西商人日常消费之俭，在明代已是名闻遐迩。至于徽州商人，尽管在外有尚奢之名，然其衣食生活，仍是相当“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54)徽州商人日常生活俭朴，在明代也相当闻名。如小说《豆棚闲话》云：“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55)就是徽州商人生活俭朴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