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纶与毛宗岗
　　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批改出版的《三国演义》，结束了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版以来，书贾随意篡改内容、托名评点的现象，毛氏评本从此作为定本风行了三百多年。毛纶，字德音，号升山，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生穷困不仕，但颇有文名，四十多岁时双目失明，与金圣叹有交往。清康熙三年（1664）与其子毛宗岗合作开始批改《三国演义》，后来还批点过《琵琶记》，六十岁时，夫妇双双仍健在，卒年不详。毛宗岗，字序始，号孑庵，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有文才，与《隋唐演义》、《坚瓠集》的作者褚人获同学。除协助其父评改《三国演义》、《琵琶记》外，尚有笔记《孑庵杂录》及诗文若干，到七十八岁时，还为弟子蒋深所藏的《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具体卒年不详。综观其一生，亦有才而无运，郁郁不得志于时。然他们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几经曲折，终于赢得了社会的承认，甚至有人称他们为“评小说之圣手也”（蒋超著《古今小说评林》）。

毛氏总结《三国演义》在线索联结等诸方面的艺术成就
　　在注意结构的自然与完整统一的总体思想指导下，毛氏比较细致地总结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线索联结、布局穿插、裁剪取舍等诸方面的艺术成就。
　　毛氏父子十分重视抽出线索，提纲挈领。他们指出：“《三国演义》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六起六结的线索是：一，叙献帝，从董卓废立起，至曹丕篡夺结；二，叙西蜀，以成都称帝起，至绵竹出降结；三，叙刘、关、张三人，以桃园结义起，至白帝托孤结；四，叙诸葛亮，以三顾茅庐起，至六出祁山结；五，叙魏国，以黄初改元起，至司马受禅结；六，叙东吴，以孙坚匿玺起，以孙皓衔璧结。这六条线索是《三国演义》一部书的六大部分，情节发展的脉络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互相穿插，密不可分，浑然一体，正如毛氏所说：“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可知也。”这种“联络交互”的“章法”，毛氏总结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天丝补锦，移针匀秀之妙”，以及“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等。这些“章法”主要论述了有关前呼后应，断续相间、过渡衔接、起承转合等问题，比金圣叹所概括的有关“文法”显得更加细密。
　　关于布局穿插，毛氏父子强调完整统一中有变化多姿的美。《三国演义》情节奇曲，引人入胜，毛氏父子在论这一点时一再肯定其“正笔”与“奇笔”的交互运用，认为其情节安排“参差错落，变化无方”，“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种种变化，令人测摸不出”，以致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对于总体间架，毛氏父子指出，这部小说“叙三国不自三国始”，而“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而“终之以晋国”，这样，“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以致显得波澜曲折，“成绝世妙文”。对于局部段落，毛氏父子指出其“正叙黄中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正叙昭烈争荆州，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有一种“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因为有这样的布局穿插，才使一部《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不呆滞死板，显得摇曳跌宕，波澜起伏，有一种奇曲变化的美。
　　在详略取舍方面，毛氏父子也有所论及。他们认为，《三国演义》详写曹、孙、刘，“其余诸人纷纷滚滚，不过如白茅之藉琓琰而已”。在《读三国志法》中有一节专论“以宾衬主之妙”，指出小说中有些人物或故事是略写，处于“宾”的位置，而另有一些是详写，处于“主”的位置，如“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仕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晚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这里有宾有主，有详有略，详略得当，以宾衬主，正是使整个艺术结构既完整和谐，又错落有致的重要一法。与此相关，毛氏父子还论述了虚实相间的章法，例如第五十一回“孔明一起周公瑾”总评指出：“当周瑜战曹仁之时，正孔明遣将取三城之时，妙在周瑜一边实写，孔明一边虚写。”在这种虚虚实实的描写中，他们特别欣赏“以虚代实”、“虚中见实”的章法。其中典型的如写诸葛亮出场时，虽“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毛氏形容这种“于无处写”的美学效果道：“隐隐跃跃，如帘内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测不定，至于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如隔墙闻佩声，并半面亦不得见，纯用虚笔，真绝世妙文。”

对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肯定
　　总之，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虽然以儒家正统观念来评判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难免失之片面，但同时又使小说的主旨更加集中凝练，人物形象更加类型化、理想化，使作品更加完整统一。虽然其艺术分析缺乏金人瑞那样的独立性，有牵强琐碎之嫌，但在明清时代的《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他们能自觉地注意文学批评，比较细密地致力于艺术分析，成就也最高。他们的评改，为丰富历史小说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三国演义》最终定型，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名作。
　　清代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尚有《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一种（清两衡堂刊本）。李渔（1611-1680），字笠翁、谪凡，别署笠翁道人、随庵主人、新亭客樵，原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晚年定居于杭州西湖，因自号湖上笠翁，人称李笠翁。他兴趣广泛、才思敏捷，工诗善文，旁及杂艺，尤长戏曲。著作有传奇《十种曲》、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及诗文杂著《一家言》等。李渔为当时著名的才子型文人，他的小说创作特色是娱乐性强，基调轻松，富于戏剧、闹剧色彩，较少封建正统道德的说教。所谓“李评”《三国演义》，其正文是以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底本，再参照毛本修改而成，其评语却以照搬毛本为主，或将毛批稍作增删润饰而成，但也有少量搬自“李评”，或将“李评”、毛评两本批语调和凑合而成，仅有个别新批。另外，醉耕堂本《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李渔序云：“《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演义》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酬应日烦，又多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以赘乎。”序末题“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莫山之层园”。此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患病未起，次年（1680）一月即病逝于层园。所以此“李评”为书商在承袭“李卓吾评”、毛本批语基础上稍加选择、点窜而成，加托以行世。李渔虽未批点《三国演义》，但在序文中对毛氏父子的评改作了较高的评价。
　　自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后，清代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基本消沉下来，一些序文杂志诸如清高蹇侯的《三国英雄略传序文》、徐时栋的《烟屿楼笔记》卷四、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二等，大多强调史鉴功能，教化作用，其艺术见解只限于片言只语，没有超出前人的论述。至于清黄叔瑛在《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中评价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评价至高，正说明了自此以后，直至晚清的《三国演义》研究者鲜有超越毛氏父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