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自汉代建城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昌从边地小城逐渐发展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谈及历史地位，南昌似乎不容小觑：东晋苏峻、祖约之乱后，温峤曾主张迁都豫章，南朝时江州州治迁入此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都城更是乔迁至此……然而，南昌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东晋温峤的主张，最终因王导阻拦而夭折，南朝时的江州州治，则在豫章与寻阳间的反复变更，而昙花一现的南唐，虽然建都南昌，但并未给此地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南唐在南昌建都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历史上的洛阳、开封、南京等古都相提并论。这不禁让人感慨，如今的南昌人杰地灵，但为何历史上与帝王气只有半面之缘？为何南昌占尽地利，却无法迎来天时人和？回溯南唐建都南昌的始末，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杨吴政权于937年被李昪（曾随养父徐温改名徐知诰）的南唐政权所取代。943年李昪逝世后，其子李璟继位，是为元宗，史称南唐中主。

在李璟统治前期，南唐疆域曾达到全盛，然而好景不长，北方中原的后周政权随后迅速兴起，并于保大十一年至交泰元年期间（955年至958年），数度进攻南唐，保大十二年（956年）东都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也沦陷于后周。

958年，南唐不得不尽献江北之地，并奉后周为正朔，用其纪年，并去除国号，李璟则改称“江南国主”。面对这种危急形势，李璟不得不考虑迁都，他曾与群论商议，认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后周军队仅一江之隔，且又处在长江下游，如果后周军队顺流而下攻打金陵，南唐即使闭关自守，也坚持不了多久；如果请其他诸侯来救援，又恐退敌后，这些诸侯拥兵自重，会成为刘裕（南朝宋建立者）、陈霸先（南朝陈建立者）之流。他认为化解危机的上策是迁都豫章，据守上游。但是群臣中除了枢密使唐镐表示赞成，其余均表反对，李璟顶着朝臣的压力，还是坚持实施了迁都计划。959年11月，他改洪州为南昌府，是为南都。南唐自立国起，一直保持着两都制的政治中心格局。东都江都府沦陷前，曾与江宁府（金陵）并为南唐东西两都。东都沦陷后，南昌升为南都，江宁府的都城也没有废弃，可见南唐意在保持东、南两都的建制和格局。

灵槎思浩荡 老鹤忆崆峒

李璟为何钟意南昌？客观上来看，洪州地处长江中游，是南唐疆域的腹地，军事地理形势相对优越，从金陵赴洪州，须溯长江而上，过彭蠡湖（今鄱阳湖）进入赣水方能抵达，与金陵相比，更加安全，不仅有利于战略防御，还可控扼长江下游的润、常等州。如果以南昌为基地，养精蓄锐，趁机而动，借长江中游之有利，发挥水军优势，徐图中兴，也不失为上选。主观上来看，李璟少时曾在庐山开先禅院作书堂读书，对庐山情有独钟，定都南昌，方便造访庐山，在心灵上也是慰藉。

庐山风光（作者摄）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二月，李璟率南唐朝臣开始迁都南昌，留太子李从嘉（后改名为李煜）在金陵监国。虽然南唐政府的主要机构都迁至南昌，但是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却仍留金陵，掌管枢密院的左仆射也在金陵任职。可见在军事防御上，金陵仍是防御北宋渡江南犯的军事要冲。而其他百官，包括禁军在内，都随迁南昌。在迁都至南昌的途中，李璟还巡幸了庐山，北宋陈舜俞曾在《庐山记》中对其游览地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南唐迁都南昌，是李璟在危急中做出的仓促决策，南唐政府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南昌城市、府衙等进行扩建。南昌城当时的规模难以满足百官群臣的办公和居住需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昌）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力役虽繁，无所施巧，群臣日夜思归。唐主悔怒，欲诛始谋者。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发病卒。”可见迁都南昌后，窘迫的现实环境，加深了本就不赞成而迁都的群臣的抵触情绪，而李璟自己也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曾经唯一支持迁都的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又因患病而逝世。忧思与愁苦中的李璟，经常北望而叹息，曾作诗感慨道：“灵槎思浩荡,老鹤忆崆峒。”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末，郁郁寡欢的李璟病逝于长春殿，年仅46岁。关于长春殿的位置，学者张启予考证认为，位于中山路东段，东至八一大道西侧，西至东湖，南至中山路，北至上营坊，即今南昌市保育院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长春殿所在地。

南唐南昌城大致位置与长春殿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李璟逝世时，曾“亲书遗令，留葬西山（今南昌新建西山），累土数尺为坟”。而其子李煜在李璟逝世后则即位于金陵。这年七月，李煜不忍将父亲葬在异地他乡的南昌西山，便迎还其遗体，数月后葬于金陵附近的顺陵。此后南昌府不再是南唐政府常驻的都城，文武百官和政府机构等都随之迁回了金陵。不过在南唐后期，南昌府依然作为南都，与金陵并立。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南唐迁都南昌不足半年，便因人去政息，草草收场。虽然历史记载，南昌城池狭小，宫室简陋，气候湿热，南唐君臣纷纷思归金陵。但是，根据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所载，当时南昌城规模和《南唐国史》所载的金陵城规模相当，并没有小多少。而唐末的金陵频遭藩镇混战破坏，虽经修复，但已没有盛唐时的繁华。
南昌不能有效地承担起南唐都城的重任，根本上在于其地缘影响、经济实力和交通辐射上的局限。
自古以来，长江上游地区很少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优势，三国时猇亭之战蜀汉败之于孙吴，东晋时王敦之乱，以及在杨吴时期，居于金陵手握重兵的徐知询，最终受制于辅政扬州的徐知诘，都说明上游所谓顺流而攻的优势，并不存在。究其原因，是长江下游冲击地带和太湖平原是南方较早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高于上游。六朝以来金陵一带一直都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加之东晋以来南迁的中原士族和本地的江东士族，金陵一带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关系，出现了庞大的门阀集团，这使得江东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力资源方面都居于优势。虽然门阀政治在隋唐后遭到科举制的冲击，但是当时科举制录取规模有限，地方宗族势力依然能够影响地方政治。南唐群臣反对迁都，不仅仅是不愿离开金陵的醉生梦死，更是不愿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被连根拔起。

滕王阁（作者摄）
从交通辐射上看，王勃《滕王阁序》曾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千古名句，称赞南昌地理位置之优越。在隋朝大运河开通后，南昌交通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大运河连通长江干流，经鄱阳湖进入赣江水水系，沿赣江上溯至章水上游的大庾岭，翻越梅关至广东南雄后便进入了珠江水系，而南昌正处在当时这条“京广通道”之上。在唐、元、明等大一统时期，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集散港口，与长安、北京等政治中心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南昌是这一南北黄金水道绕不开的节点，也分享了贸易繁荣带来的红利。但是南唐时，南昌水运中转枢纽的优势和商贸中心的优势，并不明显，一方面是有由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各地比较依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需求不大，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这条南北水运通道被不同政权割据，作用受限。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才繁盛起来，唐五代时期沿海港口与内地的贸易规模还十分有限。从南唐的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其境内的黄金物流交通线并非倚赖连通广州及大洋的大运河—赣江南北通道，而是东西向的长江中下游的干流通道。
南昌昙花一现的南都岁月，随着南唐的覆灭而沉入历史的长河。短暂的南都时代，如过眼云烟，并未给南昌的城市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带来实质性的增长。975年，北宋军队攻占金陵，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南唐覆灭，南昌归入北宋辖境，成为北宋江南西路的首府。后来宋代民间商业的繁荣、文教科举的发展和景德镇瓷器的行销等因素，才让南昌逐渐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当后主李煜形容枯槁地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笔时，千里之外怀抱赣水江流的南昌，正在岁月一隅，静候真正属于它的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4.（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
5.（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6.（唐）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7.（北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8.（北宋）欧阳修：《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9.（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10.（北宋）马令、（南宋）陆游著，胡阿祥注：《南唐书（两种）》，南京出版社，2010年。
11.（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13.（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16年。
14.（元）马端临：《文献统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江西省/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影印版，树木文献出版社，1990年。
16.《（民国二十四年）江西省南昌县志》影印版，（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
17.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卢星、徐智范、温乐平：《江西通史·秦汉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9.陈金凤：《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彭适凡：《古代南昌城的变迁与发展概述》，《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1期。
21.彭适凡：《再论古代南昌城的变迁与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2.胡耀飞：《据上流而制根本:南唐迁都南昌府考》，《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八辑）》，2015。
23.周庆彰:《五代时期南方诸政权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4.卢方琦：《明清南昌城复原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5.应宗强：《南昌古城址考证(原)》
澎湃新闻

按迷信说法，南昌不是主龙脉，只是龙脉的爪子部位。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