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70年老校，我的花样年华

回首在二中的求学时代，已然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当时学习的艰苦，二十几人共眠的打地铺时刻萦绕在眼前。

我的同学董小苹（zf）（下）
文 | 王安忆
到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后来，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这一个人似的。中学的生活是那样无聊，或者坐在教室听拉线广播，或者坐在操场地上开大会，太阳烤得人头昏眼花。
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
在经过了那么样的时日之后，两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
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以外，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的淘气，她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才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很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
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而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弯到我家。
她剪了短发，穿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了头。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来直到七九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
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初中生，仅只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七七年的考试且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涌进了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而却考了理科。
然后，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归还，生活渐渐阔绰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与洋人脱离苦境，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
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那一个新生进校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激动人心。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谁会注意一个董小苹历经数年的奋斗呢？谁会知道她从什么道路上来？谁知道这一个沉默的总是生怕引起别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大的男人都堕落了，销声匿迹了，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秋天这个入学的早晨里，有一个理想实现了。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与我的文友们谈天说地，将一个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拿来搜乱出真理。我到邮局寄信，我到银行取款，我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我只是在菜场买菜，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还有一些什么呢？
有时候，在最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
我很喜欢在她自己那一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作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弦子对拮据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
她在八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摘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
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五百元置装费大都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议应当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
我不由想起幼年时她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气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
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然后，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仅仅当作是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再没有想到，这一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是为了和他们作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值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涌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中，某一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国人滋生了傲慢。
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
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她：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心，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到：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觉得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了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
本文选自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

你的文笔功底非常高，我也是二中毕业的，非常怀念二中的生活